王中宇在他《另類史鑒——對中華傳統文明的觀察》的第十章“科技救國?”里說：人類要擺脫西西弗斯的命運，需要的不是技術進步，而是智慧。作者說：中國的學者們對“李約瑟問題”的關注和解釋反映著他們一個潛在的前提假設——科技發達是值得追求的，是解決現實困境的有效途徑，而這個前提不太可信。
作者說，2000多年前莊周的一個寓言中漢陰丈人表明了那個年代對技術的態度：“吾聞之吾師‘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于胸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載也。’吾非不知，羞而不為也。”(《莊子·天地》)
早在1922年，馮友蘭就在《為什么中國沒有科學》中說：道家教義可以歸結為一句話“復歸自然”。墨家雖然主張“人為”而擺脫自然，但在與儒家、道家的“文化掌門”之爭中完敗。荀子雖然提出“制天命而用之”，但是后學沒能發展他的思想。自秦以后，這條“人為”路線便無跡可尋了。佛教來了之后，又成了儒、道的幫手。中國人自此也就基本放棄了“人為”的努力，而在孔孟、釋祖、老莊的著作上評評點點。
漢陰丈人“羞而不為”，就是要堅持“道之所載”。道家“警戒機械”的態度雖頗有“洞見”，但這并不能映射出“科技”與“救國”的關系。
王中宇認為，中國各朝代(隋唐宋元明)都擁有世界上最先進的技術，但它們還是亡了，這是技術的嚴重后果。清朝的事情，作者回避掉了。如果說一個國家亡于技不如人，邏輯是很清楚的;反過來的邏輯似乎就有點奇怪。
在作者編導的情景劇中，技術分離了精英集團和平民集團并使兩個集團走向對立，最后暴怒的平民集團掃蕩了精英集團。在這個王朝更替的死循環中，技術是強化精英集團社會地位的力量。在文明社會里，技術像是一把屠刀，“一次次將自己斫得鮮血淋漓”。這樣講述似乎是關起“國門”來說事——科技沒能幫助“精英”救國，是因為沒能壓制“平民暴動”。但接下來，作者按下“科技救國”不表，只說科技的負作用很大。
1749年，盧梭在一本《法蘭西信使》上看到第戎學院的有獎征文公告，征文題目是《科學和藝術的進步是否有利于敦風化俗》。那時還不名一文的盧梭更多地被“有獎”打動了。他起初想“正論”這個題目，但當他向朋友德尼·狄德羅征求意見時，狄德羅認為“反論”這個題目更容易獲獎。這便有了著名的《論科學與藝術》——科學藝術的發展沒有給人類帶來好處，只是造成社會道德的墮落和種種罪惡。
技術的兩面性是存在的，相信盧梭本可以“正論”出一篇同樣經典的論文。本質上講，人類是一種工具性動物。相比于自然界的其它動物，人類并沒有身體上的優勢，然而能夠崛起于這個星球，全仗制造工具的能力。也就是漢陰丈人所說的“機心”。
不過，科技能否救國，機制并不在這里。北宋亡于金人，南宋亡于蒙古人。雖說北宋時期已有制造火器的部門，但是看看北宋人制造的火器——蒺藜火球、霹靂火球、煙球、毒煙球、鐵嘴火鷂、竹火鷂——就知道宋人對火藥的應用多么粗淺。北宋末年的宋金懷州之戰、兩次的汴梁之戰是史書上記載的火藥用于實戰的戰例。金人對宋人的火器先是嚇了一跳，隨即山寨出來。待第二次汴梁之戰，汴梁城就陷在了金人的手里。南宋的滅亡實際上“復制”了北宋失敗的過程，南宋人的突火槍并沒有洞穿蒙古人的身體，南宋人發明了突火槍，但不去做技術升級，反而用火藥去制造鞭炮和煙花了。蒙古人卻把突火槍轉型升級為“銃”。南宋如果能把突火槍改進到真正能隔空殺人的地步，國家何以能落到那個地步?“從文明的角度看，蒙古人并無技術創新能力”(斯彭格勒：“圍困巴格達和中國的崛起”)，因此，蒙古人的“借用主義”也只維持了短短的一個世紀。
明人雖然山寨了佛朗機銃和西方的火繩槍，也僅僅是形似而神不似，炮的力量小，槍又裝藥慢，再加上不能熟練使用輪射戰術，在滿清人的鐵騎面前賺不到絲毫便宜，薩爾滸之戰的結果也就是合理的。后來明人依靠紅夷大炮取得寧遠大捷，但是，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的投敵讓明人這點武器上優勢不復存在。
滿清人嘴上說是“弓馬取天下”，也只是給自己和自己的祖宗留個臉而已。最后還是在洋人的槍炮面前蔫了。
按照王中宇的說法，科技不足以救國，智慧才是正途。那我們只能說，西方人對儒釋道太不入門了，王中宇先生對儒釋道看得也太萬能了。
技術是個硬道理。中西方也沒有什么不一樣。
公元前214年，羅馬人發動了對敘古拉的侵略戰爭。為保家衛國，阿基米德用自己的智慧抗擊羅馬人。他發明了起重機把敵船抓起，再將其摔碎;他發明的投石機，威力巨大;還發明過“聚光鏡”，利用日光燒毀敵船。在強大的羅馬人面前，敘古拉足足堅持了三年，這是“技術”的堅持。
不過，古羅馬人雖對技術頗有興趣，但對哲學、自然科學就有些冷眼了。他們只看重短期的技術成果，而不顧及長遠的科學發展。公元200年左右，古希臘文化基本消亡，西方世界進入了黑暗的中世紀。這優待知識分子的政策。蒙古人稀罕的知識分子不是道學家什么的，而是漢人工匠。
近代以來，“科學賦予了白種人支配世界的權力，只是日本人掌握了技術之后，這種情況才有所改變”(羅素)。科學的復興是歐洲文藝復興的主要內容，歐洲人把泰勒斯、畢達哥拉斯、阿基米德、德謨克利特、托勒密等人的星星之火燒成了燎原大火。當一些科學人士熱心于槍炮的事情，槍炮的進化就完全不像火藥在中國的艱難境遇了。在槍炮成了戰場的主角，國家安全也都被陰陰的槍口瞄準著。“救國”就要看你的槍口炮口是否更讓人畏懼。
而歷史上，中國人的每一次“復興”都復古到孔子那里。幾番“復古”之后，文化更加傳統古舊，也徹底成了科學的絕緣體。直至今天，依然有人給科技一個不屑的表情。
王中宇認為：“科技發展不可能解決政治與經濟運行機制的癥結”。不過，科技解決了人類的“肚皮問題”，如果人類沒有這份工具理性，能不能在這個星球上活得下來都是一個疑問。至于要解決“政治與經濟運行機制”那還需要人類的人文理性。任何社會或群落都是分層的，猴群也不是一個平面結構，猴猴平等，也有統治與被統治。只是猴性與人性的差別。
人之為人，技術才是王道。“沒有技術就沒有經濟”，沒有經濟，人就是不會上樹的猴子。在國界線不那么有準的世界里，技術是最主要的攻守力量，也是一個國家定向的基本手段。
“大同思想”可以是一種信仰。因為這樣的天堂只會在人類社會發展過程的兩端——一是被想象的原始社會，一是想象中的共產主義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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