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說或藝術作品中常有神、魔的形象，中西文化皆不例外。
中國有四大古典名著之一的《西游記》，西方文藝復興時期有意大利但丁《神曲》，德國宗教革命中有歌德的《浮士德》，阿拉伯文化經典《一千零一夜》中如《神燈》等，現代英國有《哈利波特》風靡全球，而《魔戒》(哈比特人)的影像藝術形象更令人驚嘆!南美哥倫比亞的馬爾克斯《百年孤獨》以魔幻風格獲得諾獎，國內首位諾獎獲得者莫言，《蛙》或《豐乳肥臀》等作品中均有這種風格的凸現。
無論是佛、神、妖、怪，或上帝、基督、魔、惡龍、圣使等，其中講的是虛幻的世界，但反映的卻是社會現實和文化觀念形態，反映的是不同文明，文化圈中人的精神世界和觀念世界，其亦真亦幻給了藝術家無盡的空間和舞臺，來通過多種從物角色來表現某種意識和精神，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宗教觀念和思想體系，如中國文化中佛、道中神仙體系和法力、秩序等，西方則是無所不在的上帝、魔鬼、誘惑、救贖等。但無論怎樣的形式，其中包含著人類最本質的兩種觀念：善、惡，具體化為佛(神)、魔，二者的斗爭、變幻反映人的欲望或人的本性----原始、本能的獸欲與文明、文化的自我之間的復雜的互動關系，看似紛繁、奇幻，遠離社會現實，但卻真實反映著和隱性決定著社會和人的發展變化。
東西方文化中對佛(神)、魔的理解或表現，則反映出文明的差別和觀念的巨大差異。
東方(含印度，中國接受了佛教的文明和精神)的《西游記》為經典，其中孫悟空為代表的從妖變佛，通過修行、取經等，在身體上的魔難和心靈上的感悟，可以克服當年大鬧天宮的猴性、妖性，也可講是破壞性的魔性。以《易經》陰陽為源頭接受改造外來佛教，儒、釋、道三教并存的傳統文化意識或潛意識中，意識到并接受了佛、魔本一體說，曾有著名的魔、佛對話，大意是：魔對佛說，魔弟子將以佛像誤導眾生。佛流淚了，佛未對魔說，佛弟子也可以用魔之手段，除天下惡魔。佛沒有這樣說，佛無法再說了。世人心中有魔，不能、無法去誅心除魔!魔在人的心中，而只有外在力量或內心道德等約束控制下，即魔性受到控制才能變成人、成神、成佛，正如易經所講，陰陽一體，陰陽互動，易變，也是不變!魔、佛之間看似對立，卻是一種統一、對立的存在，無論是佛法無邊，還是天道自然中。
在西方以基督教為背景的文化中，其教義中善、惡是對立不能共存的!故有數百、上千年的宗教戰爭、有因教義分岐或不同解釋而不斷分裂的教派。《圣經》中魔是不可少的，是必然的，但揚善的手段為辦法就是除魔，這在《魔戒》中得到充分的、形象的、藝術的展示，所有人和神的努力，只為最終的毀滅----魔戒代表的惡的力量，防止為魔的勢力所利用。對魔而言，最終只有一個結果---毀滅，無情的毀滅，才是人的自我救贖，在此過程中，要禁住利益的誘惑、克服私欲、禁止本能、忍受痛苦等。這種意義也是西方文化的內在邏輯，如對美國對印第安人的滅絕、德國對猶太人的滅絕政策，當代以色列對巴勒斯坦的隔離等，“真理在大炮的射程之內”成為政治準則，叢林法則仍然或固然的體現在西方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這些小說和影視作品更形象化展示出西方人的精神世界，像打開一扇窗戶，讓我們看到了在宗教意識支配下的完全不同的思想意識體系。
在繼承和融合了希臘理性主義精神基礎上，西方文化中形成了唯物主義、唯心主義兩個對立哲學傳統體系，其中馬克思理論也只是德國唯物主義哲學思想的一個分支，在西方以宗教為背景的社會中并非注流。馬克思是在德國唯物主義哲學、猶太人觀念為背景下，以其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內在矛盾研究為基礎，站在無產階級、被壓迫者立場，改造黑格爾的辯證法、揚棄了費爾巴哈的唯物論，形成了辯證唯物論作為反抗者的哲學思想，其本質仍包含著二元對立思想。直到毛澤東提出《矛盾論》《實踐論》，融入傳統文化中陰陽對立統一哲學觀，才將其轉化更深刻的對立、統一辯證關系，實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這也可以說是一種文化選擇的結果，而西方文化思想因素的融入也大大激發了傳統文化的活力。
資產階級法權，是伴著資本主義的興起在西方文明中孕育的觀念，反映的是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中對財產和生產資料占有方式在法律上的確認。從馬克思的理論來看，生產關系反映的是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是資本主義或某種制度的核心，法權就是對這一特點的確認或概念的表述。資本的力量可以消滅封建主義，推進社會進步，但其生產方式內在的矛盾，也必將異化為奴役人的力量，也具有佛、魔二重性。
在社會主義革命實踐中，將私有制變成公有制后，社會財產占模式發生了深刻的變化，生產關系和人的關系變了，但源于資產或資本--可以產生和帶來利潤的財富，為基礎的社會生產方式并沒有完全改變。事實上，一般意義上的資本，在實踐中轉變為西方經濟學家所講或馬列在理論中提出、在實踐承認的國家資本，而只要有資本的存在，就自然會有資產階級法權!
“在法權問題上，無產階級只是戰勝了資產階級，卻沒有能超越。當無產階級革命成功之后，自然擁有了資產階級法權，有了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可能性和必然性。”革命之后，誰將占有或事實上可支配、管理資本的權利或權力?是無產階級，是獲得政權的革命者，是社會的權力階層!而在這一轉變之中，無產者變成形式上的有產者，變成資產階級法權的擁有者，進而資本主義就內在的蘊含其中!只要具備一定的條件，新生的資產階級就會誕生。
法權，不是胎生、卵生、濕生，而是化生。法權的存在，意味著資產階級再生的可能性。
在西方社會發展中，無論是馬克思的剝奪有產者的理論口號，還是列寧的戰時共產主義政策、蘇聯時期一大二公，生產資料完全公有制等，或中國建國之后的社會主義革命，都是消滅私有制，將資本私有為代表的惡去毀滅掉!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成長起來的社會主義，面對資產階級法權之魔，選擇的是毀滅，但國家資本主義的存在，注定只是消滅的形式，而無法超越社會生產，真正毀掉這只魔戒!
百余年來，中國人不僅引入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而且取來了《資本論》為代表的馬克思主義新經，以堅強的意志，經過浴血奮戰，選擇了社會主義道路，成功推動生產方式、意識形態等從封建帝國向現代國家的歷史性跨越。但在歷史的浪潮中，只注意到其善的一面，對封建主義、對國家獨立、民族解放等進步的一面，而忘掉或忽視其惡。
毛澤東以其獨特的歷史直覺，意識到資本主義重生的可能性，在晚年以其無與倫比的權威和號召力發動了“文革”，通過廣泛政治動員，大力批判資產階級法權，或意圖自覺再創造而超越，試圖防止修正主義、防止資本主義的復辟，但面對國家資本主義中若隱若現的法權，沒有安排無產階級的轉型，最終以失敗告終，可以消滅資產階級，但卻無法超越資本主義法權。
改開后，社會主義中國卻選擇以歐美為師，接受了新自由主義，重新學習資本主義。三十年之后，失去毀滅惡的決心和警惕性的文化背景中，失去天道自然的約束力量，資產階級法權顯示出其魔的一面，和傳統文化中官僚主義融為一體，在短時間內極大的促進了生產力的發展，但也化生出新生資產階級，并泛濫成災，資本力量滲透到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不僅在平等社會基礎上造成急劇的貧富分化，拜金風潮幾乎毀掉傳統一切美好的倫理道德，而且外被智能帝國主義實現了文化殖民，現代化成為被西方同化的過程，中文成了漢字羅列的西方概念和邏輯的結合，文化自殘使得精神殖民暢通無阻，最終主動戴上“WTO”的枷鎖，不斷讓渡部分貨幣、經濟主權，形成了中國生產、美國消費的所謂的“中美國”!
對比中、蘇兩國的社會變化，顯出兩種文明意識和環境的差別導致的資產階級法權的變化特點。中國人源于善惡一體，在忽略了社會主義中存在的惡魔的因素，在失去毛澤東的佛法之后，新的秩序從內部崩潰開始，重新逐步重建起資產階級法權，一個新生的資產階級已控制了經濟、文化，甚至部分政治。蘇聯則是在外在力量的誘惑下，善惡不容，以社會主義毀滅為代價來實現救贖，重建起資產階級法權。
在傳統中國人的世界中，斗爭是內在的，陰陽在不斷轉化，外在力量無法改變由漢字聯系、漢語融為一體的超巨型的、超穩定的耗散結構系統，反而是每一次外來的文化、政治或經濟、軍事的沖擊，變成了一次次的融合和提升，將外來的力量做為推動陰陽兩力轉化的條件。西方世界由于字母語言的變化，宗教的分裂導致精神世界的差異，形成多民族的國家，外來力量常常可輕而易舉的改變民族和國家的歷史進程，而有面對外來壓力，有強烈的民族生存的危機意識，形成對戰士崇拜、對武力尊崇的意識傳統，而適應這種蘇聯式的巨變，即使蘇聯這么龐大的人口和國家。
從比較的角度，從文化特點來看，中國文化即陰陽的包容性和理解方式來講，“法權”的存在，是佛、也是魔，公有制和私有制是并存的，這是一種自然存在方式，是資本存在方式，是社會生產的必然，而魔與佛的看法，只是對人的心鏡而言，如禪宗所講，非風動，非幡動，而是人心在動!事實上，中國古代歷史上，漢民族始終擁有哲學上無與倫比的優勢，擁有系統的王者哲學，只是被宋明理學異化后在近代遇到了工業革命，無力無法解釋解決被西方殖民的問題。清末以來能進行不斷革命，實現國家和民族的獨立，短短幾十年內完成工業化、信息化，某種意義上也是一種文化能力。
資產階級法權的雙面性。讓我們認識到社會變化的左或右，也是自然均衡或發展的一種方式。社會存在是具體的、無法超越歷史的，只能是物定時間和空間的社會，“社會主義的本質是唯一的，社會主義的形式是多樣的”，其中應包含資產階級和資本主義。事實上，社會主義理論結合國情建立和發展起的各種模式未必是真正的社會主義，如蘇聯模式解體的必然性，而現代資本主義國家卻在實踐著某種社會主義，如德國二戰后從再分配方面實現資產的重新分配等。
由魔變佛，就要像孫悟空一樣取經、歷經磨難，修身養性，但不能或也不可能徹底毀滅。西方文化中采用了宗教神的存在、“三權分立”制度性措施、對惡的毀滅決心等，實現文明對欲望約束。相對來講，傳統文化中天人合一、道法自然有其合理性，但一味順其自然，則無法體現人的價值和意義，無法改變而只能等待，沉在歷史循環之中，在破壞、重建中往復、輪回，成為傳統文化中的消極因素。
西方制度學派的許多觀點，如羅爾斯的制度正義，阿斯莫格和羅賓森在《國敗論》中提出制度決定論，認為“成功制度是廣納型制度，失敗制度是榨取型”等，很有啟發意義。從中國王朝興替的歷史經驗來看，其興起之時，無不采用“休養生息”等順民意、得民心的政策，某種意義講是廣納型制度，而其末期則無一不滑向“惡性土地兼并”等狀態，變成榨取型制度，最終在內憂外患多種因素的作用下走向覆滅!顯然，“打江山難，守江山更難”，如何保持一個廣納型的制度，才是真正的挑戰!
對當代中國而言，“只有文化上解除被殖民的現狀，才能獲得經濟、政治上的獨立和自主。”沒有一場文化革命，就無法打破精神枷鎖，無法擺脫被文化殖民的命運!社會主義政治框架和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之間內在的矛盾，是當代一切社會問題的總根源，根本上是要在文化上消解二者之間的內在沖突，故沒有一場成功的“文化革命”，無法建立新文化，就無法鞏固社會主義制度。
面對資產階級的法權，要實現由魔到佛的轉變，要有個人的修煉和救贖的等待，更需要制度和文化的自我覺醒。誰也無法做到誅心除魔，那就只能想辦法將魔關進籠子里!無論是權力，還是資本，還有私欲，可以是制度之籠，也可是道德倫理，或是法律之籠，這正是今天“文化革命”的核心內容，即“文革”中在政治文化上創造和重建努力的，改革中在經濟文化中需要批判的。
總之，資產階級法權是佛魔一體的，切不可忘掉其魔性的一面。進行文化創造、改造和重建中，一定要借鑒西方思想經驗，建立起約束共識和制度，將“魔”關進籠中，并將其做為核心因素融入傳統文化思想體系，才可能真正樹立起社會主義的文化自信。
2014、5、6
源自：http://ljh8848.blog.sohu.com/30356113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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