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密的重農主義的國民財富的交換

　　斯密的重農主義的國民財富的交換

　　——資產階級是斯密的叛徒和人類的敵人的探討（8）

　　斯密之所以是重農主義，最根本的理由就是把國民財富看作是物質財富，而不是價值財富或者貨幣財富。國民財富既包括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也包括這些物質財富的價值，既包括供消費的資財，也包括用來取得利潤資本，既包括這些資本獲得的利潤、工資、地租、利息、賦稅等等收入，也包括用來交換的貨幣。因此，所有這些國民財富的性質就是物質的性質，而不是價值的性質。斯密的交換和重農主義的交換是一樣的，都是財富的分配方式。由此可見，斯密的國民財富的交換就是重農主義的財富交換，這種交換的本質特征就是用自己的剩余產品和別人的剩余產品的交換，因此是物物交換！

　　在探討完了國民財富是如何增加的以后，就要看看國民財富是如何交換的。

　　第二部分，國民財富是如何交換的

　　五，什么引起分工

　　什么東西引起分工，或勞動分工主要是出于人性中的那些本質。分工的直接根源乃是人類愛把東西互相交換的癖性。這個癖性只是人類所共有的，其他動物都沒有這個癖性。沒有人看到過一只狗（最聰明、伶俐的牲畜）用骨頭來和它的伴侶交換另一種東西。當人要想獲得他所愛好的東西時，他也是把具有足夠誘力的東西排在別人面前，從而打動他們的利己觀念。可使用以下的話來說明這個心理：“給我所想要的東西，你就也可獲得你所想要的東西”。人想望任何東西時，不是像狗一 樣，把希望寄托在他人的善心，而是把希望寄托在他人的利己主義。除叫化子外，沒有人依靠他人的慈善心腸。即就叫化子而說，如果他完全依賴他人的慈善心腸，也會在一星期內餓死。人類喜歡把東西互相交換的癖性，并不是基于各人天資和才能的不同。與其說分工是才能的結果，不如說才能是分工的結果。既然人們喜歡把東西互相交換，來供給自己生活上的需要，就無需種種不同的才能。他們可以按照各人產品的數量和質量進行適當的交換。這樣，我們就說明了才能的不同不是人們愛把東西互相交換這個癖性所建立的基礎，而這個癖性正是分工的根源。這個癖性的真正基礎是人類天性中普遍存在的喜歡說服別人這種本質。

　　六，分工的程度必須和商業的范圍相稱，如果只有十個人需要某種商品，這種商品制造的分工，絕不能達到像在有一千人需要它的情況下的程度。其次，旨在促進富裕的分工，總隨著交通的改良而日臻完善。關于商業，有以下問題要弄清楚。

　　第一，什么情況決定商品的價格

　　每種商品都有兩種價格：自然價格和市場價格。這兩種價格從表面看來似乎沒有相互的關系，但其實卻是息息相關的。這兩種價格都受某些情況的支配。

　　如果一個人所得的收入，足從維持他在勞動時期的生活，足以支付他的教育費，足以補償不能長命和營業失敗的風險，那未，他就得到了勞動的自然價格。如果人們能獲得勞動的自然價格，他們就得到了足夠的鼓勵，而商品的生產就能和需求相稱。

　　至于貨物的市場價格，它是受完全不同的情況的支配的。買者來到市場時，他從來不問賣者花了多少費用生產它。貨物的市價，視以下三種情況而定：

　　首先，需求或對于貨物需要的情況。沒有用處的東西，便沒有人需要。其次，和需求對比的貨物供應的充裕或缺乏。如果缺乏，價格就會上漲，如果能夠應付需求，價格就會下降。最后，需求貨物的人的貧富。當一種貨物的產量不夠供應人人的需求時，竟買貨物者財力的大小，便成為決定它的價格的唯一因素。貨物的貴賤，是看購買者是上層階級的人還是下層階極的人而定。只具有一定財力的人才有力量購買金器皿。購買銀器皿的人屬于社會的另一階層。小麥和啤酒價格決定于全世界人民的購買力。由于這個原因，普通日工的工費對小麥價格有極大的影響。當麥價上漲時，工資也上漲，當麥價下跌時，工資也下跌。在小麥供應短缺的時候，正像在航海中一樣，總會引起饑荒，這時麥價便扶搖直上。這時小麥變成較高級人民的購用品，較低級人民不得不以大頭菜和馬給薯為糧食。

　　我們可以看出那種政策傾向于使市場價格升漲到自然價格之上，那種政策就傾向于使國家富裕趨于低減。價貴和物缺實在是同樣的東西。在貨物充足的時候，便能把貨物賣給較低階層的人民，他們有力量付較低的價格；但當貨物缺乏的時候，他們便買不起。因此，就貨物是社會的便利品來說，如果只有少數的人能擁有貨物，社會就過著比較不愉快的生活。

　　使貨物市價永遠停留于自然價格之上的事物，都會減少國家的財富。 這些事物如下：（1）對工業所課的一切的稅，對皮革、鞋、鹽、啤酒或酒（因為任何國家都有酒）所課的稅。（2）專利制度也會破壞國家的富裕。（3）把獨占權給與公司也有同樣的結果。面包商和屠宰商往往任意提高他們貨物的價格，因為除他們公司外，沒有其他人可從在市場上出售肉和面包，因此，不論好肉壞肉，人們都得去買。

　　正像把市價抬高到自然價格之上的措施不利于國家的富裕，使市價跌到自然價格之下的措施也有相同的影響。使用法律或章程把價格抑低到自然價格之下的措施，只可用之于出口貨，政府對售四十先令以下一夸特的麥，每夸特給五先令津貼。由于發給津貼，這種貨物就變為容易出售，而且產量也增加了：但另一方面津貼破壞了所謂生產的自然平衡。人們從事這種貨物生產的傾向，現在不是和自然需求相稱，而是和自然需求與附加的津貼相稱了。它的影響，不但限于這種貨物本身，而且把從事沒有得到這么大鼓勵的貨物的生產的人吸引過去。這樣，產業的平衡就被破壞了。

　　總的說來，最好的政策，還是聽任事物自然發展，既不給予津貼，也不對貨物課稅。

　　第二，關于貨幣作為價值的尺度與交易的媒介

　　當人們經營許多種類貨物時，就不得不選擇其中之一作為價值的尺度。假定只有三種貨物即牛、羊和麥，我們便不難記憶它們的相對價值。但如果共有一百種貨物，在比較時，每種都有九十九個相對價值。由于這么多價值不容易記憶，人們自然會想到把其中之一作為共同衡量標準，通過它來對其他貨物進行比較。

　　首先選作這種標準的自然是人們最熟悉的貨物。因此，在荷馬時代，被選的是黑牛和羊。與此相似，還有數量的自然標準如噚（即 6 尺）、腕尺（約 18—22 寸）、寸等。這些量衡標準是從人體的長而來的，各國從前都曾經使用過這些標準。由于需要這樣的一般標準，使得同一的數量具有同一的價值，所以金屬似乎最適合這個條件。在各種金屬中，金銀的價值最易確定。因此，人們把金銀規定為比較各種貨物的最準確標準，因而也把它看做是最適當的價值尺度。由于金銀成為價值的尺度，它也就成了交易的工具。很久以前，人們就需要把貨物拿到市場上去；但除非價值尺度同時也是交易媒介，否則就不能適當地進行貨物交易；

　　人們把已經看作價值的尺度的東西，同時用作交易的手段。金銀具有一切優點。金銀保管時不會發生損耗。金銀不會損壞，并且便于攜帶。但金銀的效用，并不是完全由于作為交易媒介而來的。金銀雖然從前未曾用作貨幣，但已經比其他金屬貴重。金銀更為美觀，能擦得更光亮，更適合于制造器皿，只是銳利工具不好用金銀來制造。由于這些原因，金銀成為最適當的價值尺度與交易手段。但為使金銀能夠更完滿地充作這些用途， 必須有方法確定它們的重量和成色。

　　應該注意，數量的標準總是愈變愈大，而價值的標準總是愈變愈小。英鎊本來值六十三先令，現在已經減少到僅僅值原來的三分之一弱。另一方面，數量的標準卻變大了。原因是，這適合于政府利盆的要求。面包商和酒商的利益在于數量標準盡可能地縮小，因此政府設置檢查員監督他們，每當標準被縮小的時候，就把它放大一些。我們所有來自羅馬尺、羅馬時、羅馬寸等的標準，現在都比原來大了許多。數量的標準就是這樣愈變愈大的。

　　現在我們來說明價值的標準怎樣變小。當政府把鑄幣權收到手中時，它自然要負擔鑄幣的費用。私人如果也鑄幣，必得把它的真值減小，否則無利可獲。

　　在公債還本屆期時或在發給軍餉時，政府需要二百萬枚鑄幣，但只有一百萬枚可得利用，于是政府收回流通中的全部鑄幣，把它重新改鑄，保持原來的外觀，但攙雜以更多的賤金屬，從而把原來的一百萬枚改變為二百萬枚。各國都曾行過這個辦法，但英國由于一直享受自由，沒有像其他國家那樣常常改鑄鑄幣。現在英國鑄幣的價值，已降到從前三分之一左右，而許多國家的鑄幣，只值從前的十五分之一了。

　　這種做法有很大的不便。減低鑄幣成色會使商業受到阻礙，至少會使商業遇到很大困難。人們必須重新計算要給付若干新幣才合一定數量的舊幣。人們將無意把貨物運到市場，因為他們不知道會賣得多少的錢。這樣，商業便萎靡不振。此外，減低鑄幣的成色會使人民對政府失去信心，他們將不敢再把錢借給政府或和政府打交道，因為害怕將來也許只能收回一半的錢。由于政府自己行詐，自然也得允許人民同樣行詐，以新幣償還舊債，而這就是沒有還清足額。可是，由于以下原因，減低鑄幣成色是暫時有利的。貨幣有兩種用途，一為還債，一為購物。在鑄幣成色低減時，十先令就可還清二十先令的舊債。一切日工的工資都是以新幣支付的。生活必需品的價格，不能超過大部分人民能夠償付的數目，所以生活必需品的價格在若干時間內將便宜一些。可是，國王雖暫時得些好處，終久要吃大虧。把一枚鑄幣變為兩枚固然是一種利益，但他的收入必定減少，因為一切賦稅自然都是以新幣繳納的。為防止這項損失，法國以及所有其他國家，都通過公告使鑄幣所兌換的貨幣數增加一倍而不改鑄鑄幣，在收回鑄幣后和重新發出鑄幣前，把鑄幣價值提高，而于繳納下期稅款之前，又把它的價值減低。減低鑄幣價值總比提高鑄幣價值有更大的不良影響。提高鑄幣價值使債權人吃虧，減低鑄幣價值使債務者吃虧，但照理說來；應該要照顧債務人的利益。如果我本來只負十鎊，而被迫償還十五鎊，一般產業必定會大大受到阻礙。

　　勞動者2014年6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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