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中國兩位大人物講真話，讓那些叫囂戰爭的人給閉嘴〉

　　評〈中國兩位大人物講真話，讓那些叫囂戰爭的人給閉嘴〉

　　——強國論：駁論篇(二)

　　作者：lqszglz1216

　　〈中國兩位大人物講真話，讓那些叫囂戰爭的人給閉嘴〉的作者天鷹降臨先生用標題及第一段的點睛之筆旗幟顯明地亮出了自己的觀點：讓那些叫囂戰爭的人閉嘴。他以劉源、張蘊嶺兩位“大人物的真話”為依托來進行個人的“冒著被謾罵被攻擊的風險，淡定理性的談論國際爭端和外交糾紛，更需要勇氣和智慧。”解讀并斷言“事實將證明，他們的判斷他們的觀點有利于中國的發展和穩定，崛起的中國并非只能走向對抗和威懾之路。”，要求“讓那些叫囂戰爭的人給閉嘴”，這本身就有強加于人的味道，是非理性的不淡定的 。

　　一、劉源將軍關于中日關系的論述“面子論”——“劉源上將對中國網記者談到中日關系時說：我認為，可能現在說的不一定很恰當的，現在雙方多在氣頭上，較這個勁，很大程度是因為這個面子。”

　　1、劉源將軍強調了要有大局意識及軍人存在的意義就是“我們軍人一個職責是保護國家的最大利益，保護老百姓的最大利益，讓人民能夠和平，安居樂業，這是戰爭，也是軍人存在的最大意義。”非常正確;

　　2、中國的大局是什么?中日關系的大局是什么?中日矛盾的實質又是什么呢?劉將軍及天鷹降臨先生都沒有太明確的說明，我說一下個人的認識，中日關系的大局是適應區域經濟一體化的趨勢實現東亞經濟的整合，促進亞洲經濟的發展及亞元的運行與歐美形成鼎足之勢改變我們在國際經濟分工中的劣勢，這是中、日兩個的共同利益及最大利益，也是亞洲各國的共同利益及最大利益。不能自主的日本挑起領土紛爭實際起到是破壞亞洲經濟整合的消極作用，違反中國、日本 、東亞各國及亞洲各國的根本利益，符合美國的戰略部署。中日矛盾的實質是什么?就是日本能不能接納中國的崛起的事實。現在日本所進行的一系列挑釁“如照射事件的炒作、對中國海軍編隊的沖撞等”都是這一不肯面對現實的表現。

　　3、這意味著中日矛盾是國家的根本利益與發展權益之爭問題，而非“面子問題”，——以釣魚島問題為例：

　　①它與南海問題有共同點也有不同點：它們自古以來就是我國的領土，同屬國家核心利益;

　　②重要性：決不是不產GDP的荒島，而是我國建設海洋強國、藍水海洋出入太平洋的戰略通道，是打破第一島鏈的節點，直接制約寶島臺灣問題的解決及日本的海上交通;

　　③日本發動的釣魚島之爭是對二戰戰后秩序安排的挑釁，中國作為負責任的大國必須擔負著相應的國際責任，維護自身的合法權益及東亞和平，這也為中國與美國的合作提供著道義前提及歷史依據;

　　④釣魚島被日本控制的現狀必須改變，中國必須根據自己公布的、由聯合國認可的領海界線逐步地、積極地落實主權及主權權利，讓世界再認識這樣一句話，中國人說話是算數的;有人對劉源將軍的談話作推論說，中國在釣魚島問題的底線是回到原來的狀態去，首先我不能確定這是不是劉源將軍的原意;其次這種推論是不合理的，是日本率先打破了原有的默契，破鏡難重圓，覆水難收，若收到原來的起點意味著中國在縱容鼓勵挑釁使之得不到任何懲罰;

　　⑤中國對日斗爭的目標就是使日本由美國在亞洲圍攻中國的橋頭堡轉變為自主、積極參與亞洲經濟整合的有生力量，這一轉變的可能性在于國際形勢及比較對比的變化及日本的民族性格，現實性是實際斗爭及力量較量，單純的道義勸說絕對是無的之矢、對牛彈琴。

　　4、劉源將軍的軍人使命與戰爭觀——“作為軍隊來說，作為軍人肯定是為打仗而生的，你叫他說我們不打仗，這恐怕不太合適，所以軍人就有兩難。我們必須要說，讓我上，一聲令下，我一定要打，而且我一定要想辦法打贏，這是我軍隊軍人的天職。”“但作為軍人我又特別需要和方方面面的人士特別是和老百姓說清楚，戰爭是什么，因為和平時間很長了，這么小的小孩不知道打仗是什么樣，其實是很殘酷的，代價很大的。可以用別的方式解決的情況下，沒有必要用極端的暴力手段來解決。”劉將軍的觀點是作為軍人必須敢于為國而戰(奉命)，但打仗是很殘酷的國家應該慎戰，解決問題的順序中戰爭應該是最后的手段或者次級的選擇而非優先的選擇，無疑這是正確的。但是慎戰應該有一個前提條件那就是可以用別的方式解決問題，如果其他手段不能奏效呢?劉將軍并沒有排除戰爭的選擇，也沒有讓戰爭論閉嘴，事實上談判的成功往往是以實力含軍事實力運用決心及行動前提或后盾的。

　　閉嘴論是天鷹降臨自己的觀點。

　　二、張蘊嶺委員的專訪。

　　1、爭議領土問題——

　　①產生的原因張委員歸結為中國力量的發展、能力的增強帶來的民眾對于維護國家海洋利益要求的提高及周邊國家“張蘊嶺表示，現在發生的一些爭端和問題，總的背景是中國綜合實力迅速提升下出現的各種新變化的反映。“中國越來越成為一個對世界發展有重大影響的國家。這種影響對他國有有利的因素，也有挑戰。”張蘊嶺說，有利的方面是中國成為拉動世界經濟增長的主導性因素，貢獻率是最大的。沒有中國這一塊，世界經濟的增長就更慢。中國成為世界大多數國家最大的貿易市場，而且來自中國的投資也在增加。同時也給他們帶了新的挑戰，因為中國巨大的需求、迅速的擴張，這種競爭力也對別國造成了很大的壓力。“這也就是現在為什么我們遭到的反傾銷更多來自發展中國家(如巴西、印度、墨西哥等)而非發達國家的原因。”此外，中國還已經成為全球最大的溫室氣體排放國。張蘊嶺說，這些情況和變化在很短的時間內突然一起冒了出來。過去，世界沒有經歷過一個大國取得這么快的發展、形成這么大的影響的情況。各國都在觀察、思考和應對著中國。“應對的方法各種各樣，包括敵對性的、限制性的、遏制性的、防備性的、競爭性的。所以說中國面臨的形勢變復雜了。””“要防備一個綜合實力上升的中國會用強制力來奪回它認為應該得到的東西，或者過去失去的東西。”并把它歸結為雙方民族主義的對立所帶來的問題，它指了這產生問題的力量變化動因，有一定道理;還應該加上后面他談到的美國的幕后策劃與挑動、鼓勁及前段時間中國僵化理解韜光養晦形成的應對偏軟所造成的事實上的縱容;

　　②把中國的利益訴求定位成中國的民族主義抬頭我認為不太妥當，中國在維護自古以來屬于自己的權利(祖權)且到上世紀七十年代以前從未有過異議，自南海發現石油等資源及國際海洋法頒布后，周邊國家與中國的爭議開始出現，貌似有著國際依據，對此，我國的國際法專家張海文女士撰文指出國際海洋法所規定的海洋權利的一個前提——不否定歷史權利即不能以此法為依據提出屬于他國歷史權益的要求，而且國際法是一個體系由一系列法律構成，我國應該全面把握相關國際法以維護我國的合法權益不能讓國際海洋法成為中國與周邊國家進行海洋問題交涉的主要甚至是唯一依據;

　　③這也是我國建立海洋強國的過程中國家與民眾海洋意識覺醒的表現，是好現象。設身處地地替周邊國家想一下，一個崛起的大國不敢提出自己正當的利益訴求，必將給他們帶來更大的想像空間，這個大國究竟想干什么?莫非它所謀的是我們的國家而非它的歷史與現實合法權益?它將在事實上助長中國威脅論。相反當中國理直氣壯地提出自己的有限目標如堅持九段線而非以此向外再要求200海里，它們會覺得這才是正常的;

　　④南海問題不同于中日之間釣魚島之爭在于這是戰后安排中戰勝國內部之爭，符合雅爾塔體系安排。因此解決中將異于釣魚島模式。

　　2、關于中國周邊安全形勢，基本同意張蘊嶺委員的觀點——總體穩定，局部緊張;朋友不少，敵人不多。但后者是一種可能性而非現實性，這里需要一個轉化條件——在中國敢于斗爭的條件放眼世界可以成為中國敵人的只有美國日本兩國而已;在中國放棄斗爭的背景下，那些潛在的小敵卻可以成為中國現實的敵人，正所謂“敢打鬼則無鬼可打;不敢打鬼遍地是鬼”。

　　3、對于處理問題的措施，必須糾正張蘊嶺委員的一個錯誤認識“崛起的大國有兩個最大的風險，一是高估自己的實力，導致盲動;二是國家政策被極端勢力和輿論綁架。張蘊嶺強調，能不能最終成為一個崛起的大國，“就看你能不能把握住，也就是，不使局部的問題變成全局的問題、不使局部的爭端變成全面的對抗，就看你有沒有這樣的能力。””實際上他所主張的只是防止一個極端——從民間到國家處理對外問題時把戰爭這一手段唯一化，另外一個極端就是不論形勢如何發展完全排除戰爭這一手段，張委員恰恰忽略了這一極端。“他說，現在的輿論導向讓人感覺就只剩下“打”這一個辦法了，那么，到最后，民眾可能會更失望。“如果你不打，說明你更軟。而簡單地去打，去奪島，可能也會達不到你想要達到的目標。這個目標就是盡可能維護我們的戰略機遇期和和平發展環境，盡可能避免發生任何干擾這個進程的事情。”“我覺得中國要冷靜、淡定和謹慎。”如果不謹慎處理引起了戰爭，就無法預料結果。可能會暫時取得領土上的勝利，但是會花費巨大的精力，投入巨大的資源，需要更長的時間去重新塑造一個有利于中國繼續發展的環境。“中國外交基本上是好的，不能用軟硬來判斷。”張委員要求我們淡定冷靜的同時指出如果不謹慎處理引起了戰爭，就無法預料結果，暫時領土上的勝利需要更長時間去重塑中國的發展環境。難道我們能夠設想中國的發展能在完全避免武力的條件下進行?這在歷史上可有例證?在當前這個叢林的世界可行?戰爭就這么的可怕以致我們必須完全避免?能夠避免?“實際上，戰爭的殘酷性和后遺癥是一些主戰派都無法回避的問題，新中國成立后的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成千上萬的熱血男兒戰死疆場，在英雄被歌頌的同時，誰能體會到那些失去孩子的父母一生的痛苦。特別是現在一般中國家庭都是獨生子女，一旦在戰爭中喪生，這些家庭這些父母靠什么力量度過余生?通過協商談判能夠解決的爭端非得要訴諸于武力才是正確的選擇嗎?在近代史上，中日兩次交戰也有過深刻的歷史教訓。”再看看張委員對中日歷史關系的總結：一是關于第一甲午戰爭(1894年)的總結，一方面他看到了清朝失敗的根本原因是“雙方國力、戰力的懸殊”“中國大清王朝經濟落后，政治腐敗、軍力陳舊，”另一方面卻把原因歸結為“愛國者”們的盲動。我們繼續推衍一下，張委員所贊成的務實派李鴻章在威海衛海戰中避戰保船，福建馬尾海戰中竭力避戰結果如何?他沒有找到對付外患的有效對策，日本人、法國人也沒有放過他，他一生苦惱經營的北、南兩支水師先后覆滅宣告了中國洋務運動的失敗，人們總結中國的近代史“是一部中國的屈辱史也是中國人民的抗爭史”正是中國人民的不屈斗爭才避免了徹底淪為帝國主義殖民地的悲慘命運并有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取得了民族解放的最終勝利。二是“面對九一八事變，當時國內也是有抗戰、求和兩種聲音。”“蔣介石更力主跟日本周旋，以爭取時間建構對日作戰國力。……九一八后，日本內部對是否攻占整個中國也有分歧，蔣利用這一點跟日本周旋，拖延日本全面入侵中國的時間。”“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走上街頭，慷慨激昂高喊抗日。知識界只有胡適、傅斯年等，認知到中日國力軍力的差距，不能輕易言戰。胡適無疑成為“漢奸”“賣國賊”的代名詞，以至于胡適感慨：中國有古訓“威武不能屈，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應該再加一條“時髦不能跟”。在那個關鍵時刻，少帥張學良發動了“兵諫”蔣介石的“西安事變”，迫使蔣介石提前全面抗日。第二次中日戰爭于1937年全面爆發，中國損失慘重。”，張委員作了如此這般的論證。我的疑問是“九一八事變蔣選擇了不抵抗，中國的退讓沒有滿足欲壑難填的日本人的胃口，它們又發動了全面滅亡中國的七七事變，期間六年的時間中國國民黨政府沒有準備好。敵人要華北自治了，張委員依然認為我們還是沒有準備好，抵抗是錯誤的、盲動的，退讓才是理智的，當時的情況下還需要多長時間才能準備好呢?張委員沒有說，也沒法說。因為當時是一個弱國的抵抗與強國的侵略力量懸殊的較量，當時就不可為不能為嗎?錯，毛澤東在《論持久戰》一文中全面分析了戰爭的性質、對陣雙方的優劣、準確預見了戰爭進程的階段，斷言中國的抗日戰爭不可能速勝也不會失敗，只能是持久戰最后的勝利屬于中國人民。這也回答了張委員在訪談的后面提出的疑問“如果不是美國參戰改變二戰格局，并投擲原子彈迫使日本投降，中國的抗日戰爭不知還要持續多久。”的確這個如果真成立的話，我國的抗日戰爭將持續一段時間，但已經我國的戰爭形式已經渡過了最艱苦的42、43年，這個趨勢是改變不了的，中國人民的最終勝利是無法避免的。再說為什么美蘇參戰，二戰本身就是世界正義力量反抗法西斯侵略的大勝利，為什么我們非得把自己隔離于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之外呢?這不僅是得道多助的問題，而且是并肩作戰的問題。”“日本人一直認為，日軍是被美國打敗的，不是被國民黨軍隊，更不是被游擊隊打敗的。”這是他們未能徹底進行歷史反醒的歷史根源，是亞洲不安定因素的歷史原因之一。

　　4、“釣魚島和南海的領土主權到底能不能拿回來?對這個最容易觸動國人神經的超級敏感問題，張蘊嶺的回答可能會讓很多人感到氣餒甚至憤怒。他的回答是：“有些可以，有些不可以，有些還必須做些妥協”。”這個目標取向與其所主張的手段相一致，面對涉及國家領土主權完整的核心利益問題，對立雙方誰都不敢輕易退縮否則政府在民眾中的合法性將受質疑，想像一下當一方把軍事斗爭手段排除在選項之外它會得到一個怎樣的談判結果——退讓、退讓再退讓。極可能面子里子皆失最多在留點面子卻丟里子。

　　5、“張蘊嶺說，評價外交的好壞，第一要看能不能保衛國家的利益，第二看能否把短期、中期和長期的利益結合起來，第三，看能不能建立起有利于促進自己和外部綜合關系發展的架構。張蘊嶺特別強調“硬不一定帶來好的結果，也可能喪失國家利益。”。””這話沒錯，問題是在領土問題上如何才算保衛國家利益、如何把短期中期長期利益結合起來、如何促進自己和外部綜合關系發展的架構?張委員多次強調“硬不一定帶來好的結果，也可能喪失國家利益。”但也不一定帶來壞的結果，也可能增加國家利益呀。我的主張是“積極談，準備打”隨著我國復興進程的逐步展開，追求正常的國家利益是題中應有之義，這是否意味著我國要普遍樹敵人呢?完全不可能，解放戰爭的平津戰役中沒有天津的武力解決極可能就沒有北京的和平解放，面對釣魚島方向日本對我公務船及海軍編隊的不斷挑釁，中國要敢于亮劍——“亮劍，不為戰，不畏戰”如遵循國際慣例構建防御體系明確防御區域，對于闖入我防御區域的敵機敵艇啟動警告、警告無效則擊落擊沉的程序;在南海加快三沙市建設，加強行政執政力度落實范圍，我國的執法力量到達之處，軍事保護必須配套，文攻與武衛相結合。對外軍事斗爭是否一定會轉化為全面、持續戰爭從而破壞我國發展的外部環境呢?國際關系是由國家利益所決定的，共同利益是國際合作的基礎，利益的對立是引起沖突的根源。這一基本原理可以用來分析中美、中日、中菲、中越之間的合作與斗爭，要害在于弄清利益共同點與對立點在雙方關系所占的份量，以菲律賓為例，它也需要經濟發展解決民生問題比中國更甚，它卻試圖通過劍走偏鋒挑釁中國來實現本國利益最大化，其實能夠給它提供經濟合作與幫助的只有中國，美國對此是無能為力的，但它卻在扯大旗作虎皮。對中國而言，菲律賓是拉不來打不走的;日本極可能需要經過大的挫折才能真正擺脫美國的最終控制融入亞洲;美國需要中國給它當頭棒喝，才能弄清雙方變化了的力量平衡線，當它懂得尊重中國的合法、正當利益后，兩國的平等合作才會真正進行，可能那樣才有利于美國的利益最大化。這里面充滿著戰爭與和平的辯證法。

　　三、關于大人物問題，這是一個相對的概念。就個體而言相對于一般平民來說，劉源將軍與張蘊嶺委員無疑都是位高或權重的。但是人民群眾才是歷史的創造者，共產黨是中國的執政黨，全國全黨都要統一在以習近平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周圍，黨堅持的是民主集中制、要求傾聽群眾的呼聲。因此說這二位也不要中國的決策人物，或者即使能夠參與也要遵循民主集中制，他們個人的談話只能算是個人意見而不能被當作國策。天鷹降臨先生不必以此為由而要求別人閉嘴，讓我們在爭論中探求興國強國之策。

　　司馬法有云“國雖大，好戰必危;天下雖安，忘戰必亡”戰爭、軍事手段是保護國家安全、維護國家利益的手段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尤其是對中國這樣一個經受過長期被侵略被欺侮的國家而言更是如此，現實中日本不斷在釣魚島方向進行挑釁、美國已經鎖定中國為主要敵人，任何軍事準備的懈怠及行動的示弱都可能誘發敵人的冒險沖動，招致重大的安全事件的發生。黨中央三令五申要軍隊做好打仗的準備，立足于實戰，“解放軍報：國家間博弈必須針鋒相對 以牙還牙 以劍抵劍”明確了三個有限：“目標有限、手段有限、時間有限”可謂一言中的。習總說：“中國發展絕不以犧牲別國利益為代價，絕不做損人利己、以鄰為壑的事情，將堅定不移做和平發展的推動者、多邊貿易體制的維護者、全球經濟治理的參與者。”“堅持走和平復展道路，但決不能放棄正當權益，決不能犧牲國家核心利益”。“任何外國不要指望中國會拿自己的核心利益做交易，不要指望中國會吞下損害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的苦果”。這可以看作是中國的對外底線及行為選擇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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