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昌明：“精英”們為何大多“反毛”、“反馬”？ ——兼論知識分子世界觀改造的必要性

　　錢昌明：“精英”們為何大多“反毛”、“反馬”?

　　——兼論知識分子世界觀改造的必要性

　　在現實生活中，人們可以發現：在后30年“反毛”、“污毛”，“反馬”(按：馬克思)、“反革命”逆流中，大多數“精英”知識分子都卷入其中;而工農勞動大眾，卻成了抵制這股逆流的中流砥柱。

　　工農大眾不會寫書、寫文章，占領不了公眾輿論陣地，但他們會以自己獨特的方式表示他們的愛憎。就在“反毛”、“污毛”妖風刮得睜不開眼的那段時間里，恰恰是“毛澤東崇拜的民間信仰化”的高峰：

　　城市里的出租車司機，往往會掛上毛主席的像章，把它當作“平安保護神”;鄉村里，不少農民家庭照樣高掛毛主席畫像，甚至還出現了一個“農民自發地集資為毛主席塑像、建廟”的熱潮;一段時間里，“唱紅歌”活動，居然能一下遍及幾乎全國的城鄉。

　　資料顯示，上世紀90年代起，毛澤東的神像開始散布于中國最基層的鄉間村落。2003年廣東江門由農民自發地籌款20多萬元修建了一座“主席廟”，全國至少在浙江溫州、湖南衡山、延安橫山、四川綿陽等地先后建造起了10余座“主席廟”，主席塑像被“請”進了廟。

　　另外，在青島、海南、湖北巴東、山東煙臺、陜西、黑龍江牡丹江鏡泊湖等許多地方，老百姓又把形似毛主席頭像、身形的大自然山峰，一概約定俗成地稱之為“毛公山”!(全國雖沒有一座以毛澤東命名的城市和街道，但卻禁不住在中華大地“冒”出不少“毛公山”)

　　這是一個中國特色的“神化”奇觀。毛澤東是一個徹底的唯物主義者，但死后卻硬生生地被熱愛他的勞動人民賦予一個全新身份——他真的被尊奉為“神”，被請進了廟，被“化”為“毛公山”，成為永遠替百姓祈福消災的真神!

　　世界觀的改造是一個根本問題

　　同樣一個毛主席，為什么會在不同的人群中出現兩種截然不同的愛憎?

　　有人說：勞動人民“愚昧無知”，才會崇拜毛澤東;精英知識分子因為“懂理”，追求“民主、自由”，才會反對“暴君”。

　　果真如此嗎?錯了!

　　工農勞動大眾由于受階級地位決定，在剝削制度下，永遠只能被壓在社會的最底層、受苦受難。他們雖然沒有掌握多少書本知識，但他們并不是不知好歹。是他們親歷了“是誰使他們翻了身”?又是他們最真切地感受了“毛主席是人民的大救星”，更是因為他們的愛憎最為樸實，也最為真誠。

　　精英知識分子雖然學了不少書本知識，但同時受五千年私有制文化的影響：“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 “學而憂則仕”、“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中玉，書中自有千鐘粟”、“人不為己，天誅地滅”等自私思想，深深浸染了他們的每根神經。所以，他們讀的書越多，受剝削階級極端自私的世界觀——資產階級世界觀的影響，也就越深、越頑固。

　　工農勞動大眾與精英知識分子所以對毛澤東、馬克思，所以對共產黨、社會主義革命，所以對兩極分化與共同富裕問題，會產生兩種截然相反的態度;說到底，就是由其各自不同的階級地位和階級感情決定的，是由其多大程度接受剝削階級意識與資產階級世界觀影響決定的。

　　精英知識分子所以大多“反毛”、“反馬”與“反革命”，就是因為他們具有著根深蒂固的資產階級世界觀(雖然歷經了前30年的“思想改造”，可惜他們中的多數未能真正完成世界觀的轉變——盡管不少人還入了黨)，這是一個最根本的原因。

　　家庭出身的階級烙印

　　精英知識分子大多“反毛”、“反馬”與“反革命”的第二個原因，是因為他們大多生活在剝削階級家庭里，從幼年開始，就被潛移默化地烙上了深深的階級烙印。這種影響是刻骨銘心的，一般是難以改變的。

　　現在人們只要一提起“階級論”，精英們立即會嗤之以鼻，認為這已成了一種“公認的謬論”。然而，科學的理論是客觀現實的反映。它決不會因為精英知識分子的好惡所改變，更不會因其強烈反對而消失。

　　毛澤東、馬克思所以會被工農大眾所擁護、愛戴，就是因為馬克思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為工農受苦大眾說話，代表他們的利益，為謀求普羅大眾的解放而貢獻了自己的一切!

　　馬克思主義全部理論的基本立論點，就是“階級論”。《共產黨宣言》第一章的第一句話就是：“到目前為止的一切社會的歷史都是階級斗爭的歷史。”

　　毛澤東說：“階級斗爭，一些階級勝利了，一些階級消滅了。這就是歷史，這就是幾千的文明史。”又說，“在階級社會中，每一個人都在一定的階級地位中生活，各種思想無不打上階級的烙印。”這就是唯物史觀。

　　1949年，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民主主義革命獲得勝利，中國歷史開始進入“社會主義階段”。這時，一大批從舊社會過來的中國知識分子，就都有一個轉變立場，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的問題。為了幫助舊知識分子(他們中的多數是愛國的)適應社會主義發展的需要，這就產生了一個“知識分子思想改造”的問題。1956年，毛澤東曾對知識分子現狀作過分析，認為：

　　“我國知識分子的大多數，在過去七年中已經有了顯著的進步。他們表示贊成社會主義制度。他們中間有許多人正在用功學習馬克思主義，有一部分人已經成為共產主義者。這部分人目前雖然還是少數，但是正在逐漸增多。當然，知識分子中間有一些人現在仍然懷疑或者不同意社會主義，這部分人只占少數。”又說：

　　“知識分子必須繼續改造自己，逐步地拋棄資產階級的世界觀而樹立無產階級的、共產主義的世界觀。世界觀的轉變是一個根本的轉變，現在多數知識分子還不能說已經完成了這個轉變。我們希望我國的知識分子繼續前進，在自己的工作和學習的過程中，逐步地樹立共產主義的世界觀，逐步地學好馬克思列寧主義，逐步地同工人農民打成一片，而不要中途停頓，更不要向后倒退，倒退是沒有出路的。”(毛澤東：《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

　　隨著毛主席的逝世，隨著社會客觀環境的改變，很可惜，中國知識分子的這一“自覺改造世界觀”的過程中斷了。特別是少數原本偽裝進步的、資產階級世界觀根本沒有轉變的精英知識分子(如李銳、謝韜之流)，紛紛露出了反動知識分子的反共、反革命本質，很快成了“反毛”、“反馬”與“反革命”的急先鋒。你不妨去查一查這批精英知識分子的家庭出身，幾乎一無例外地都出自反動階級的家庭。

　　如李銳、謝韜，就都出身于地主、官僚家庭。在前、后兩個30年里，他們都頂著“共產黨員”的牌子，可是對共產黨人的政治信仰，竟可隨意丟棄，甚至作180度的大轉變。這固然是有多種因素所促成，但其反動家庭的階級烙印，不能不說是一個極為重要的因素。

　　值得注意的是，在“反毛”、“反馬”與“反革命”的精英知識分子中，除了這一批家庭出身不好、從舊社會過來的部分舊知識分子外;更多的還有一批“生在新社會、長在紅旗下”，全是由共產黨自己培養出來的知識分子。

　　按理說，解放后新一代的知識分子，應該是全心全意地擁護毛主席、擁護中國共產黨，擁護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可是事實上，解放后培養出來的精英知識分子，就其多數來說，在“反毛”、“反馬”逆流中，扮演了“墻頭草、隨風倒”的角色，有的甚至還做了“反毛”、“反馬”與“反革命”的馬前卒。

　　所以如此，原因也很簡單。你只要去了解一下他們的家庭背景，就會發現，原來這些精英知識分子極少是出身于工農勞動人民家庭的。

　　筆者回想起自己大學時期周圍同學的狀況，盡管上世紀50年代已經在強調貫徹階級路線，但客觀事實是：我們同學中真正出身于工農勞動人民家庭的子弟仍是少數。

　　所以會出現這樣的局面，應該說，這是由歷史原因造成的。在已推行了四千多年剝削制度的舊中國，工農勞動人民被壓在社會的最低層，他們終身做牛做馬、受奴役，連生存權也沒有保障，哪里還有什么受教育的權利?

　　新中國建立后，勞動人民翻了身，獲得了受教育的權利。但是，在十七年“分數面前人人平等”的升學制度下，工農子弟怎能與“書香門第”出身的剝削階級子弟進行“平等競爭”?這就是為什么新中國的高等學校，只能為剝削階級子弟敞開大門，卻只能從門縫中讓少數工農子弟 “擠”入的原因。加上十七年的教育路線，始終未能真正培養出“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體育幾方面都得到發展，成為有社會主義覺悟、有文化的勞動者”的目標。(相反，倒有一些工農子弟進大學后，變成了“一年‘土’，兩年‘洋’，三年不認爹和娘”的忘本之徒)

　　事實證明，社會主義新中國自己培養的知識分子，由于“教育路線”問題等種種原因，未必就一定是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特別是在激烈的階級斗爭的大風大浪中(后30年的“反毛”、“反馬”與“反革命”逆流就是這種斗爭的典型表現)，新一代知識分子的多數是動搖的，搖擺不定的。這不能不說是社會主義革命事業中的一個歷史的教訓。

　　認不清自己的社會作用

　　精英知識分子大多“反毛”、“反馬”與“反革命”，其第三個重要原因，那就是因為他們都認不清自己真實的社會作用，看不起工農大眾，把自己置于特殊的地位。

　　凡是世界觀沒有根本轉變的知識分子，一般都有這樣的通病：崇尚英雄史觀;自視過高(持才傲物);瞧不起人(文人相輕);清談偏執(脫離實際);擁護等級、特權(精神貴族)等。說到底，這些知識分子特有的通病，是知識分子的本身的特殊地位決定的，是不能正確評定自己的社會作用的結果。

　　由于崇尚英雄史觀，精英知識分子總是缺乏一個“平等”的基本觀念。他們從骨子里認為：人是有優劣之分的。認為他們之所以有知識、有貢獻，這全是自己聰明，是自己勤奮努力的結果。殊不知，一個人再聰明，再努力，再有本領，如果沒有歷史(知識是歷史的積累)、社會(提供學習與工作條件)為其創造的“舞臺”，必然是一事無成，他能成為專家、學者嗎?(錢學森如果不回國，他能成為中國的“導彈之父”嗎?)常言道：舞臺有多大，成就才可能有多大。

　　可是，精英知識分子總是把自己的“成就”看作是“自己的”，總覺得自己對社會貢獻大，理該從社會獲取更多的報酬，從而主張等級、特權。于是乎，萬科老總王石拿600萬年薪，覺得這是理所當然的。“平安保險”老總的年薪拿到6000多萬，他甚至還嫌少(他愛與外國公司的“老總”比)!

　　其實，任何一位精英知識分子的勞動意義，從生命意義上講，與工農勞動大眾的勞動意義，都是沒有差別的。(假如一位科學家與一位老農的生命年齡都是活80歲，那么，他們兩人付出的每天8小時勞動的生命意義又有什么區別呢?沒有，一點也沒有。)

　　當然，事實上科學家的勞動與老農的勞動，其社會價值是不同的。然而，這種不同又是社會因素造成的，且不是一成不變的。當災荒年代到來時，一斤糧食的價值可能就會遠遠超過黃金的價值。

　　另外，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復雜勞動與簡單勞動，它們之間確實有差別，但這是社會發展一定階段的一種社會分工的關系;決不是“高尚”與“卑賤”的關系。工農普通勞動者固然代替不了精英知識分子的工作;反之，你讓那位精英去種田，同樣會叫苦連天，鬧得一無收獲。

　　知識分子的世界觀改造問題，說到底是個立場轉變的問題，培養工農思想感情問題。就是說，知識分子必須把從擁護等級、特權的剝削階級立場，轉變到平等對待普通勞動人民的立場上來。真正做到像毛主席講的，“同工人農民打成一片”，把自己置放到工農勞動人民的位置上來思考問題。

　　在人類發展的歷史上，知識分子的作用是雙重性的：他們既是人類文明的傳承與發展者;同時又是五千年剝削制度的維護人。因此，這個世界只要還未實現共產主義，歷史的發展就離不開知識分子這個階層。

　　然而，當歷史從感性發展階段邁向理性發展階段的關鍵時刻——即由私有制社會向公有制社會的變革時期(社會主義階段)，精英知識分子中的多數，往往不愿放棄自己的等級、特權，從而擁護私有剝削的社會制度，不愿真正接受馬克思主義和毛澤東思想，最終扮演了阻礙歷史前進的角色。這就是他們陷入“反毛”、“反馬”與“反革命”的第三個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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