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劍斌：西安市信訪辦不能誣陷好人、迫害忠良

　　工人階級作家老趙談維權：

　　趙劍斌：西安市信訪辦不能誣陷好人、迫害忠良

　　2013年三四月份，受孫禮靜委托代理維權的桑文英被拘捕兩次，被整得傷透了腦筋。然而此時，委托桑文英代理維權的孫禮靜已大功告成，獲得現金巨額補償和一套產權房。

　　西安市整流變壓器廠的退休職工孫禮靜開始上訪時就已經60多歲，至今快70歲，她身高1.5米，體弱瘦小，雙目幾乎失明，是個殘疾弱勢老人。但是她人的腦筋靈光、記憶力好、口頭表達能力不弱，她曾經以口述形式由中國工人網的嚴元章整理出版一本《工人之路》的書。

　　這本書中記述了她曾在集體小廠覬覦國營待遇，想進國營大廠的事：“1977年3月，我被安排進桃園路縫紉社工作當時的小集體沒有退休工資。1978年，西安市招病退返城知青進國營企業工作。當我拿著病退返城知青證明去登記報名時，街道負責人說：‘你已安排正式工作，不屬于招工范圍。’我急忙說：‘那我辭職。’答：‘那你就是辭職工人，不再是病退知青。一人只能安排一次工作，不能安排兩次’。”

　　但是1984年，孫禮靜還是有了機會進入了央企大廠的勞動服務公司，“縫紉社大部分人都已退休，只剩我與姜**兩人上班”，“西整廠勞司通過我們與桃園電機廠達成協議，將我與姜**兩人連同縫紉社門面房與設備一并接過去”。

　　孫禮靜說她到大廠上班，廠長把她從庫房調到門衛，“大廠勞司經理楊家祥提出，我的獎金和廠長楊希震一樣多，待遇和楊一樣。楊希震許諾我不上夜班，工資、獎金待遇照舊。”

　　2003年因為退休金停發，孫禮靜走上訪之路。上訪之路是艱辛之路，是漫漫無邊的渺茫之路，千百萬上訪大軍之中可能只有百分之幾的上訪者有幸得到訴求的解決。

　　開始她只是為個人的問題上訪，后來覺得自己勢單力薄，難以勝任，就將工廠領導腐敗貪污侵占職工利益的事作為理由發動更多職工一起上訪，她被推選為職工代表。上訪需要資金成本，然而孫禮靜有辦法，她發現桑文英辦事陽光、坦誠，而她自己卻頗有心計，她自己在書中袒露說：

　　“我坐車堅決不買票，也是想擴大宣傳影響。而且我想我應該以一個素質比較高的上訪人的姿態出現，我也是這樣做的。”“不僅公交車，我還有幾次坐火車不買票。桑文英有一點，她要回西安了，她就要先給駐京辦打招呼，讓人家幫她買好票。可是我呢，這點我不喜歡，除非是你把我架了，非逼著我回去，我才跟你走，這樣我就掌握了主動。這是我和桑文英的區別。”

　　因為不買票，被列車員發現后要求她補票，她就跟列車員講起她來北京上訪，是代表全廠職工來集體上訪的，只是因為上訪太費錢，只好由她一人代表，她還介紹她在北京吃的食品如何差，睡的環境如何惡劣，以此來取得列車員的同情。于是列車員不再讓她補票，還主動送她出站臺。

　　孫禮靜上訪過程中，比較善于尋找同盟者，她的一個女兒和兒子不支持她去北京上訪，雖然她已經面臨著沒錢養老的現實困難，她的兒女從小在貧困中長大，靠父母節衣縮食上了大學，畢業后分配了工作，走上了小資中產的小康之路，就羞于跟底層的貧困群體為伍，認為上訪有辱于自己的臉面，當然他們會養活自己的親生母親，只是不會給的太多，否則孫禮靜被逼上訪的費用、患病住院的費用、日常生活的許多費用，他們應該給而沒有給，一股腦都推給桑文英替他們負擔起來。

　　當時孫禮靜在北京被抓，讓一個上訪朋友給桑文英打電話，桑文英就馬不停蹄地趕到北京，為她呼吁幫忙。

　　因為孫禮靜的女兒態度不好，桑文英說：

　　“我有過不想管的念頭，孫禮靜就告訴我她的女兒一直就是那樣，她很生氣，讓我不要和孩子計較，我對她的幫助她非常感激永生難忘。聽她這么一說我特別感動，因為感動我才出生入死支持幫助陪伴她(孫禮靜)上訪。為了早日解決她的問題，我起早貪黑認真查看閱讀她的上訪材料，為了找到有理有據的法律法規，我到處咨詢四處請教，為了把她的材料寫好，我學電腦，為了讓大家知道她的悲慘遭遇，我省吃儉用的給她復印材料散發……” 她的兒子給我打來電話，告訴我她的媽媽出事了，關押在北京崇文分局看守所，我再次馬不停蹄地趕到北京，為了她和她的孩子，我不顧前夫的反對離開了家，原本好好的家再一次徹底分裂。”

　　因為兒女不管自己，孫禮靜只好全部依靠非親非故的桑文英，為了拴住桑文英，她寫了十幾分委托代理書：

　　“我，孫禮靜，女，1946年*月*日生，65歲，身份證號碼(略)，我因為領導迫害，無故被停發養老金，進京上訪無果，備受艱辛屈辱，青光眼日益嚴重，現已雙目失明，生活難以自理，故委托桑文英全權負責我一切事情處理。特立此委托書永遠有效。委托人孫禮靜(按手印)2011年3月10日”

　　作為孫禮靜的委托代理人，桑文英是非常盡責的，桑文英說：

　　“為了她兒子能夠好好工作，我接受了她兒子的委托，留在了北京為她伸冤告狀。

　　“為她喊冤告狀，跪雪地。為她不在看守所里著急上火，往返千里看望她，想進辦法找人給她送衣送錢。為了她能夠早日無罪出獄，我咨詢了多少法律專家?聘請了多少個律師?為了她我帶著八旬多的父親、有病的丈夫從西安到北京跑了多少趟?律師費、材料費、路費、住宿費……明的、暗的花了多少錢?跑了多少路?我沒有錢行嗎?……我愛錢、為錢，把來之不易的錢給孫禮靜喊冤告狀用了?我努力了、盡力了。”

　　孫禮靜刑滿釋放，她的兒子從也不愿意請假去接，桑文英只能由孫禮靜的殘疾丈夫陪同去北京將她接回來。孫禮靜的兒子從外地回到西安，不住到自己家，反而來桑文英家跟他母親一起混吃喝。

　　后來西安市信訪辦私下透露信息：可能給孫禮靜一筆百萬補償和一套房子。這樣一來可能孫禮靜和她兒子李智擔心桑文英要跟他們分錢，至少要索回她為孫禮靜墊付的成本費用。平時，李智很少抽出時間和精力管他媽的事情，然而，到了2013年三四月份，李智這次卻出人意料地熱心起來積極參與，有一天，他在桑文英家吃過飯，悄悄地把他桑姨叫到一邊商量事情，說：“市信訪辦最近要給我媽解決問題，要一次性補償16萬，我看你們上訪也不容易，給十幾萬也就算啦，別折騰了，還是接受下來吧!”

　　桑文英認為給的太少，標準太低，根本不夠補償十年退休及以后生活費用，她表示堅決不同意。她對市信訪辦賠償這么少有意見，同時也懷疑其中可能有貓膩。

　　2013年2月24日，桑文英帶著她的八旬老父親、她的患病的丈夫，以及孫禮靜的殘疾丈夫等一行五人，自己掏錢買臥鋪去北京，反映殘盲老人孫禮靜依法享有養老金被無故克扣、非法拖欠、十年得不到解決的問題。上訪期間，陜西省及西安市相關部門領導抵京接訪，答應幫助解決孫禮靜的問題，并核銷這次上訪費用8000元。然而，等他們一回到西安，3月5日西安市新城區公安分局以桑文英涉嫌編造故意傳播虛假恐怖信息為由將她拘留，3月22日，改為取保候審。由于有關領導事先作出的的承諾遲遲不予兌現，4月10日，桑文英購買了三張赴京火車票，同時將買票一事告訴給相關部門，隨后新城區公安分局對桑文英再次做出“行政拘留10天、罰款200元”的處罰。

　　為何西安市信訪局領導要指使公安部門拘留桑文英呢?桑文英是為孫禮靜鳴不平的，她要急于為孫禮靜解決問題的，可是這時市信訪辦確實也在為解決這個問題做準備，方案已經擬定，但是不想讓委托代理人桑文英參與知曉，此時將她拘留就是想實際剝奪桑文英的知情權、委托代理人的權益。

　　4月28日，孫禮靜和兒子李智擺脫了她的“永遠有效的委托代理人”桑文英，私下里答應了市信訪辦領導的條件，既不出具解除桑文英作為委托代理人的身份，又不再跟桑文英接觸往來，簽署了“諸多無奈，只能同意”，得到了103萬賠償款和一套80平方米的產權房。

　　現在看來事情已經很清楚，西安市信訪局領導楊曉東這么果斷決策，就是要給學雷鋒助人為樂、豪爽俠女桑文英一個“好看”，就是要懲罰她多管閑事給市信訪局帶來這么多的麻煩，就是要為了發泄一時的心頭之恨。否則，社會上這樣的人一多起來，維權的人就多起來，伸張正義的人就越多起來。在市信訪局領導看來，這可是萬萬不能夠允許的呀!

　　然而聰明反被聰明誤，西安市信訪局領導弄巧成拙這么辦反而顯得沒水平，沒有全局觀念，只是個人意氣用事，不理智。難道他這樣簡單地處理問題就能把矛盾擺平嗎?桑文英一時被剝奪了知情權就等于她永遠不知情嗎?她一時被拘留就等于她不會行使行政復議和訴訟權嗎?她要討回為孫禮靜委托代理上訪維權的費用成本，她已經對新城區公安分局的處罰決定表示不服，申請行政復議，她已經向西安市法院起訴新城區政府不作為。

　　本來，信訪部門應該為社會和諧穩定多做有益的工作，應該起積極促進的作用，但是，西安市信訪局領導楊曉東，在處理孫禮靜一案中實際上起了什么作用呢?是起了一個正能量的作用嗎?大家分析一下，可以看出來他完全沒有這樣做，他在實際上起了一個相當惡劣的破壞作用。那么，桑文英何罪之有不是很清楚嗎?楊曉東不是在栽贓陷害好人、迫害忠良又是什么呢?

　　希望各級信訪部門多做促進社會和諧穩定的工作，絕不能像西安市信訪辦領導這樣不懲惡揚善，不鼓勵大家學雷鋒助人為樂，反而要利用職權陷害好人迫害忠良，給社會帶來更多的動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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