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務院制訂發布的《事業單位人事管理條例》將于2014年7月1日正式實施，應該說這是對社會關注度極高的實施“養老金并軌”方案的一個重要步驟，這個改革無疑極大地推進了社會的公平與發展，但這次改革卻同時也潛伏著一個巨大的“隱患”。只不過今天各大主流新聞媒體刊出的事業單位工資7月起松綁 3100萬人有望漲薪，則成功地轉移了人們關注的焦點與視線，但矛盾卻終究存在著，如果不徹底改革，對現存官僚體制的放縱必將走向另一個極端，對事業單位的改革作用只能和以前的國企改革一樣，失去改革當初的設想與初衷。
本次改革方案的實質，是事業單位成為公眾對機關公務員隊伍不滿情緒的擋箭牌和犧牲品。媒體一句“有望”漲薪卻將人們對官僚體系強烈不滿情緒轉移到對事業單位的口誅筆伐，當然這種強烈不滿情緒背后大多忽略了此次改革中的進步意義和潛伏著的深層次矛盾與問題。此次改革方案中的一些提法的進步意義，我們不應該忽略，如：個人養老金繳費不能財政買單，事業單位人員工資由此將與機關體系松綁，根據市場調整的，有可能上漲亦可能下降……應該說此次改革對促進社會公平有一定程度的積極意義和作用。但作為輿論關注度最高的公務員隊伍，再次“遺憾地無緣”此次改革。作為機關的公務員隊伍是中國官僚體系的最大的受益者與規則的制訂者與實施者，也是民眾不滿情緒聚集的焦點所在，本次改革的實質如十多年前的國企改制類似，國企幾乎全部承擔了上世紀九十年代人們對社會中的腐敗現象和改革弊端不滿。本次雖然推出體制內的“二當家”——事業單位作為轉移人們對公務員隊伍不滿情緒的“擋箭牌”。正如國企的改造不僅沒有改變公務員隊伍的形象，反而造成巨額國有資產的流失和社會更尖銳的結構性矛盾所類似，社會收入與養老金并軌是社會的大勢所趁，已經獲得民意孤立的公務員隊伍最終只能回歸社會正常軌道。
放棄官僚體制與特權思想，實行公務機關與事業單位的收入市場化與養老社會化，既是回歸群眾路線的根本要求，又是社會主義國家的本質要求，同時也是共產黨對其“歷史債務”的償還。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就是社會主義更加重視社會公平公正，這也是共產黨在成立之初給予社會的承諾。然而自改革開放以來，黨內出現的享樂主義導致了一些領導人出現了嚴重的官僚主義作風和腐敗現象，他們打著“規范化”的幌子，建立了一整套與蘇聯接軌的官僚制度與福利體系，曾經與群眾同甘共苦的官員身份開始“高貴”且“更有尊嚴”起來，脫離群眾的官僚主義作風更加明顯。蘇聯共產黨的滅亡不是偶然的，他們完全忘記了當初給予人民的承諾，特權思想與享樂主義讓他們徹底失去群眾的支持與信任。在蘇聯解體前，蘇聯社會科學院曾經做過一次問卷調查。被調查者認為蘇共仍能代表工人的占4%，仍能代表全體人民的僅占7%，認為代表官僚、干部和機關工作人員的卻占85%。中國共產黨要重新贏得人民對其執政地位的支持，要重新贏得人民對其執政威信的信任，務必要認清什么是社會主義，務必要實現他們當初給予群眾的承諾，讓社會更加公平公正。
世界社會主義陣營中的所有領導人中，最先意識到蘇聯式官僚體制必然帶來嚴重的腐敗現象和不可避免的歷史命運的，只有切•格瓦拉與開國領袖毛澤東。也是古巴黨和國家的三個主要領導人(另兩個是卡斯特羅兄弟)之一，有著顯赫地位和崇高威望的格瓦拉，因看不慣革命勝利后的一些領導人沉溺于香檳美女，毅然辭去一切職務，投入到新的解放拉美人民的革命斗爭中。而作為國際共運史上另一個彪炳史冊的偉人——毛澤東，同樣犧牲了革命一生建立起來的威望和名譽，發動了一場旨在清除特權思想與官僚體制的文化大革命。盡管兩位英雄式的人物最終無法擺脫歷史的局限，最終走向悲壯的失敗命運，但蘇聯解體與東歐巨變卻證明了他們是“革命的先知”。
“近親繁殖”的中國特色官僚體制在歷史任何一個時期以來都是最“腐敗無恥”的官僚體制，如果不進行徹底改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將不可避免重蹈蘇聯與東歐崩潰的覆轍。這決不是危言聳聽，我得出這個悲觀的結論，一是中國所面臨強大的對手——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壟斷資產階級，二是中國自身官僚體制帶來的極其嚴重的腐敗問題。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改革開放取得了一定程度的進展，但否定“文化大革命”左傾思想，讓中國走入了另一個極端——極端右傾，主要表現在“近親繁殖”中國特色的官僚體制兼具了原蘇聯官僚機制與中國封建官僚機制的一切缺點，可以說是比他們還要腐朽的一種官僚機制。近親繁殖的中國特色官僚體制主要表現在官員選拔的集團化與近親化，這就讓官員的選拔不是憑借能力而是憑借家庭出生背景，或者是與高一級領導官員的親疏遠近。“省部級干部是生出來，縣處級干部是買出來的，鄉鎮級干部是喝出來的”，在中國官場極端盛行的這個段子并不是毫無道理。而所有的一切腐敗問題，所有的一切社會道德淪落的責任，全部都是由這種“近親繁殖”的官僚體制造成的。
最近習近平總書記親自點名批評到的領導干部中的“秘書幫”現象，四川蓬安縣落馬的原縣委書記袁菱“女官員甘作情婦”現象，廣東梅州官員幫兒子造假檔案“騙取公務員編制”現象，重慶原人大副主任譚棲偉被指違規提拔兩名直系親屬為重慶最年輕廳官的“火箭提拔”現象……而通過以上種種“非常規”手段上位的官員，做出任何不合常規的“驚人之舉”都是有極大可能的。圍繞著“干部選拔與考核”的腐敗是中國特色官僚體制中“近親繁殖”最集中的體現，它一方面說明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領導層逐步放棄了毛澤東主席提出的“官員選拔要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干部選拔的群眾路線”，現在要出農民總理陳永貴永遠都不可能了。另一方面說明中國腐敗的根源是來自“近親繁殖”的特色官僚體制。
中國的腐敗不除，中國崛起就無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就更不可能取得成功。而要消除中國的腐敗，中國特色“近親繁殖”的官僚體制必須進行改革，而現實的經濟基礎與社會基礎決定著我們很難照抄照搬開國領袖毛澤東的治國治黨方略。擺在我們領導人面前的，唯有結合中國的現實，充分借鑒老一輩無產階級領袖們的治國治黨方略，用強烈的時代擔當意識和質樸的家國親民情懷，徹底改革“近親繁殖”的特色官僚體系，徹底改變社會中存在的各種特權思想和一切不合理的現象，構造一個公平公正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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