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富論》論政治經濟學

　　《國富論》論政治經濟學

　　——學習《國富論》的體會(19)

　　翻開任何一本《政治經濟學》的安排都是，產品作為商品的生產、分配、交換、消費。但是，亞當·斯密的政治經濟學，卻不是研究商品的生產、分配、交換、消費，而是劃分為重商主義的政治經濟學和重農主義的政治經濟學。重商主義的政治經濟學研究的問題是，如何獲得更多的金銀財富，或者貨幣財富，或者價值財富。這種政治經濟學被庸俗的經濟學家篡改為為資產階級辯護的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學!重農主義的政治經濟學研究的問題是，如何獲得更多的國民財富，或者物質財富!亞當·斯密對重商主義政治經濟學采取的是批判的態度，對重農主義的政治經濟學采取的是基本肯定的態度。

　　在《國富論》中關于重商主義的政治經濟學的論證，主要包括兩方面的內容，第一，關于金銀財富的論證，第二，關于對外貿易(包括殖民地)的論證。

　　被看作政治家或立法家的一門科學的政治經濟學，提出兩個不同的目標：第一，給人民提供充足的收入或生計，或者更確切地說，使人民能給自己提供這樣的收入或生計;第二，給國家或社會提供充分的收入，使公務得以進行。總之，其目的在于富國裕民。

　　不同時代不同國民的不同富裕程度，曾產生兩種不同的關于富國裕民的政治經濟學體系。其一，可稱為重商主義;其二，可稱為重農主義。

　　財富由貨幣或金銀構成是重商主義的核心和追求的對象。有很多貨幣的人，被稱為富人;只有極少一點貨幣的人，被稱為窮人。儉樸的或想發財的人，被說成是愛貨幣的人;不謹慎的、不吝嗇的或奢侈的人，被說成是漠視貨幣的人。發財等于是有了貨幣。總之，按照通俗的說法，財富與貨幣，無論從哪一點看來，都是同義語。

　　象富人一樣，富足的國家往往被認為擁有很多貨幣。在任何國家，貯積金銀被認為是致富的捷徑。美洲發現后，有一個時期，西班牙人每到一個生疏的海岸，第一個要問的問題，就是近處有無金銀發現。他們就根據這種情報，判定那個地方有沒有殖民的價值，乃至有沒有征服的價值。

　　韃靼人所常常問到的，只是法蘭西王國的牛羊多不多。他們的問題和西班牙人的問題有同樣的目的。他們想要知道那個國家是否十分富足，值得他們去征服。韃靼人和其他一切牧畜民族，大都不知道貨幣的用處;在他們中間，牲畜便是交易的媒介，便是價值的尺度。所以在他們看來，財富是由牲畜構成，正如在西班牙人看來，財富是由金銀構成一樣。在這兩種看法中，韃靼人的看法也許最接近于真理!

　　洛克先生曾指出貨幣與其他各種動產的區別。他說，其他各種動產是那么容易消耗，以致由這等動產構成的財富不太可靠;今年富有這等動產的國家，即使毫無輸出，只要是奢侈浪費，明年就可能很缺少這等動產。反之，貨幣卻是一個可靠的朋友，它雖然會由這個人轉給那個人，但若能使它不流出國外，就很不容易浪費消耗。所以，在他看來，金銀乃是一國動產中最堅固最可靠的部分;他認為，由于這個緣故，增加此等金屬，應當是該國政治經濟的大目標。

　　另一些人卻以為，一國如能脫離全世界而存在，則國內流通的貨幣無論多少，都毫無關系。借這種貨幣而流通的可消費物品，只會換取或多或少的貨幣;他們認為，這樣的國家實際上是富是貧，完全取決于此等可消費物品的豐饒或稀少。

　　但是對于那些同外國發生聯系，而且有時不得不對外作戰，因而有必要在遠地維持海陸軍的國家，他們的看法卻又不同。他們說，除了送出貨幣來支付給養，否則就無法在遠地維持海陸軍，但要送出貨幣，又非先在國內有許多貨幣不可。所以，每個這樣的國家都必須盡力在和平時期累積金銀，一旦需要，才會有財力進行對外戰爭。

　　由于有這些通常流行的見解，歐洲各國都盡力研究在本國累積金銀的一切可能的方法，雖然沒有多大成效。西班牙和葡萄牙是以此等金屬供給歐洲的主要礦山占有者，它們曾以最嚴厲的刑罰或苛重的關稅禁止金銀輸出。往時，其他大多數歐洲國家似乎也都采用類似的禁止辦法作為它們政策的一部分。在某些古代蘇格蘭議會法案里，我們會出乎意料地發現，亦曾以重刑禁止金銀輸出國外。法蘭西和英格蘭古時候也曾采用同樣的政策。

　　當那些國家成為商業國時，商人們在許多場合總感到這種禁令非常不便。他們以金銀為媒介，向外國購買他們所需要的物品，輸入本國或運往別國，比用任何其他商品為媒介，往往都更為有利。因此他們反對這種禁令，認為它妨害貿易。

　　他們說，首先，為購買外國貨物而輸出金銀，未必會減少國內的金銀量。反之，還往往會增加那種數量;因為，如果外貨消費額并不因此而在國內增加，那些貨物就可再輸出國外，以高利潤在那里售出，所以，帶回來的財寶也許會比原來為購買貨物而輸出的金銀多得多。

　　第二，他們說，這種禁令并不能阻止金銀輸出，因為金銀價值大體積小，極容易向外走私。他們以為，只有適當地注意所謂貿易差額，才能防止這種輸出。當一國輸出的價值大于輸入的價值時，外國就欠它一個差額，那必然以金銀償還，從而增加國內的金銀量。當輸入的價值大于輸出的價值時，它就欠外國一個差額，這必然也以金銀償還，從而減少國內的金銀量。

　　以上的議論有一部分是有理由的，有一部分卻是強辭奪理的。認為貿易上的金銀輸出往往有利于國家的議論，是正確的。認為在私人覺得金銀輸出有利時，禁令不能防止金銀輸出的議論，也是正確的。但他們如下的議論卻是強辭奪理，即：要保持或增加本國的金銀量，比要保持或增加本國其他有用商品的數量，需要政府更大的關心;自由貿易能確保這些商品的適量供應，毋需政府給予那樣的關心。

　　他們又說，匯兌的高價必然加劇他們所謂的貿易差額的不利程度，或導致更多的金銀輸出，這樣的說法也是強辭奪理。誠然，這種高價極不利于該欠外國債務的商人。在購買外國匯票時，他們要以高得那么多的價格付給銀行。但是，雖然由禁令而產生的風險可能使銀行索取額外費用，卻未必會因此而輸出更多的貨幣。這種費用，一般是在走私時在國內支付的，它不會使人在所需匯出的數目以外，多輸出一文錢。匯兌的高價，也自然會使商人努力平衡他們的輸出和輸入，使他們盡量縮小他們的支付額。此外，匯兌的高價必定會產生類似課稅的作用，因為它增高外貨的價格，從而減少外貨的消費。所以，匯兌的高價不致于增加他們所謂的貿易逆差額，而只會減少他們所謂的貿易逆差額，因而也會減少金銀的輸出。

　　盡管這樣，那些議論卻使聽取它們的人深信不疑。它們是由商人們向國會、王公會議、貴族和鄉紳們陳述的;是由那些被認為了解貿易的人向那些自認為對這種問題一無所知的人陳述的。貴族及鄉紳和商人一樣，都從經驗中知道，國外貿易可以富國，但對國外貿易如何富國的問題，他們卻沒有一個懂得清楚。商人們完全知道，國外貿易如何使他們自己富裕。理解這個問題，原是他們的份內之事。但了解國外貿易如何富國的問題，卻不是他們的份內之事了。

　　沒有葡萄園的國家，須從外國取得葡萄酒;同樣，沒有礦山的國家也無疑地必須從外國取得金銀。然而，政府似乎不必更多注意某一物品而更少注意另一物品。一個有資力購買葡萄酒的國家，總會獲得它所需要的葡萄酒;一個有資力購買金銀的國家，決不會缺少那些金屬。金銀象一切其他商品一樣，必須以一定的價格購買;而且，正因為它們是其他一切商品的價格，所以其他一切商品也都是那些金屬的價格。我們完全有把握地相信，自由貿易無需政府注意，也總會給我們提供我們所需要的葡萄酒;我們可以同樣有把握地相信，自由貿易總會按照我們所能購入或所能使用的程度，給我們提供用以流通商品或用于其他用途的全部金銀。

　　在各個國家，人類勤勞所能購入或生產的每一種商品量，自然會按照有效需求，即按照愿意支付為生產這種商品和使它上市所需支付的全部地租、勞動與利潤的那些人的需求，自行調節。但按照有效需求而發生的這種調節作用，在金銀這種商品上最為容易，也最為準確;這是因為金銀體積小而價值大，最容易從一處地方運到另一處地方，從價廉的地方運到價昂的地方，從超過有效需求的地方運到不足以滿足有效需求的地方。當一國所輸入的金銀量超過有效需求時，無論政府怎樣保持警惕也不能阻止其輸出。

　　有許多貨物，因體積關系，不能隨意由存貨充足的市場轉移到存貨不足的市場，但金銀要由金銀豐足的市場運到金銀缺乏的市場，卻很容易。一部分由于這個緣故，金銀的價格才不像其他大部分貨物的價格那樣在存貨過多或不足時不斷發生變動。固然，金銀的價格也不是完全不變動的，但其變動大都是緩慢的、漸進的和齊一的。

　　盡管如此，一個有資力購買金銀的國家，如果在任何時候缺乏金銀，要想法補足，那就比補足其他任何商品的缺乏都更方便。如果制造業的原料不足，工業必陷于停頓。如果食糧不足，人民必然為饑餓所苦。但如果貨幣不足，則既可代之以物物交換，又可賒賬買賣而每月或每年清算一次，更可用調節得當的紙幣來加以彌補。第一種方法很不方便，第二種方法就比較方便了，至于第三種方法，則不但方便，而且有時還會帶來一些利益。所以，無論就哪一點說，任何一個國家的政府對于保持或增加國內貨幣量的關心，都是不必要的。

　　如果力求認真地證明，財富不由貨幣或金銀構成，而由貨幣所購各物構成，并且只在購買貨物時貨幣才有價值，那就未免過于滑稽。無疑，貨幣總是國民資本的一部分;但我們已經說過，它通常只是一小部分，并總是最無利可圖的一部分。

　　商人所以普遍覺得以貨幣購買貨物較易，以貨物購買貨幣較難，并不是因為構成財富的更主要的成分是貨幣而不是貨物，而是因為貨幣是已知的和確立了的交易媒介物，易于和一切物品交換，但要取得貨幣來交換貨物，卻不見得那么容易。此外，大部分貨物比貨幣更易于磨損，如果保存它們，可能往往要蒙受大得多的損失。商人有貨物存在手上，同有貨物價格存在金庫相比，更容易發生為他所不能應付的對貨幣的需求。而且，他的利潤直接出自賣貨的多，出自買貨的少，因此他一般更急于以貨物交換貨幣，而不那么急于以貨幣交換貨物。

　　從長遠看來，以貨物交換貨幣卻比以貨幣交換貨物更有必要。除了購買貨幣，貨物還有其他許多用處;但除了購買貨物，貨幣就一無所用。所以，貨幣必然追求貨物，而貨物卻并不總是或無需追求貨幣。購買貨物的人往往打算自己消費或使用，并不總想再把貨物出售，但售賣貨物的人卻總想再購買。前者購買貨物，往往完成了他的全部任務，而后者售賣貨物，頂多只能完成他的任務的一半。人們所以需求貨幣，不是為了貨幣本身，而是為了他們用貨幣所能購買的物品。

　　在任何一個國家，鍋釜都是用來烹調通常在那里消費的食物的，不必要地增多鍋釜是荒謬的;如果食物的數量增加了，要連帶增加鍋釜的數目就很容易，只要用一部分增加的食物量來購買鍋釜，或增加以制造鍋釜為業的鐵工就行了。我們也同樣容易看出，任何一個國家的金銀量都受這類金屬的實際用途的限制，或是鑄成硬幣當通貨使用，或是制成器皿當家具使用。無論在哪一個國家，鑄幣量都受國內借鑄幣而流通的商品的價值的支配;商品的價值增加了，立刻就會有一部分商品被運到有金銀鑄幣的外國，去購買為流通商品所必須增加的鑄幣量。我們又知道，金銀器皿的數量都受國內豪華家族的數目與財富的支配，豪華家族的數目與財富增加了，就很可能會有一部分增加的財富被送到有金銀器皿的地方去購買所需要增加的金銀器皿。要豪華家族購置多于他們所需要的廚房用具，以增加其快樂，那是荒謬的;同樣，要一個國家輸入或保留多于它所需要的金銀，以增加國富，也是荒謬的。

　　金銀的輸入，不是一國得自國外貿易的主要利益，更不是唯一利益。經營國外貿易的任何地方之間，毫不例外地都可從中得到兩種不同的利益。那就是，輸出他們所不需要的土地和勞動年產物的剩余部分，換回他們所需要的其他物品。通過以剩余物品換取其他物品來滿足他們一部分的需要并增加他們的享受，這種貿易使剩余物品有了價值。利用這個辦法，國內市場的狹隘性并不妨礙任何工藝或制造業部門的分工發展到十分完善的程度。由于給國內消費不了的那一部分勞動成果開拓了一個比較廣闊的市場，這就可以鼓勵他們去改進勞動生產力，竭力增加他們的年產物，從而增加社會的真實財富與收入。對于彼此進行對外貿易的所有不同的國家，對外貿易都不斷地從事完成這些偉大而重要的工作。當然，經營國外貿易的商人一般總是較多地注意供應本國人民的需要和輸出本國的剩余物品，較少地注意供應別國人民的需要和輸出別國的剩余物品，所以最受國外貿易的利益的，是商人所在的國家，但通商各國也都得到巨大的利益。以金銀輸入沒有金銀礦山但又需要金銀的國家，無疑是對外貿易業務的一部分，但這是最不重要的一部分。單為了這種打算而經營國外貿易的國家，恐怕在一世紀內還沒有機會裝滿一船金銀。

　　勞動者2014年5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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