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么談到中國文化，陰陽、五行、八卦幾乎盡人皆知?為什么國人自古就喜歡稱三十六，七十二這類數字，比如三十六計、三十六郡、七十二變等等?
原來，這一切都指向中國文化的胚胎——河圖、洛書——河圖、洛書是中國先民在約一萬年前開始農業定居生活后，最早的較完備歷法。因為在農業社會里，確定農時的歷法顯然會成為文明的首要需求之一。也因此，河圖、洛書成為中華文化的本根。
翟玉忠先生以他特有的富有感情的激昂筆調寫道：“河圖、洛書是一萬至四千多年前的五行、四時太陽歷圖示，是中華文化之根。這種上古中國先民生產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歷法，其優美、簡潔、精確的理論構建令人驚嘆。在數千年的應用過程中，河圖、洛書所表征的五行、四時歷鎖定了中國人的思維方法、文化品格和科學范式，是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綿綿不絕萬年之久的文化基因，對于21世紀人類科學的進步，人類文明的可持續發展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斯文在茲：中華文化的源與流》，第1頁。)
這也是翟玉忠先生新作《斯文在茲：中華文化的源與流》(中央編譯出版社，2014年3月)第一篇“根源篇”的主要內容。利用傳世文獻、考古資料和民族調查資料，經過細致入微的考證，將中華文化的歷史上溯到萬年以前，著萬年文化史，這是該書最令人驚嘆之處!
當然，在二百多頁的著作中，講萬年文化史不可能面面俱到。作者如畫水墨畫，將濃墨重彩放在了中華文化的根源及其最高形態黃老之學上面。對于后者翟先生論述道：“黃老之學，即漢儒所謂道家，其合于六經，出入諸子，集成百家，道/名/法一以貫之，西漢司馬談《論六家要旨》論云：‘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贍足萬物。其為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黃老之學為中華道統命脈所在!”(《斯文在茲：中華文化的源與流》，第107頁。)
作者進一步將中華文化的發展粗線條地分為五個階段，主要體現為中國學術的“五變”，分別是：
從河圖洛書時代漫長的文化草創期到西周王官學的形成，一變;
東周禮崩樂壞，由王官學流變為諸子百家之學，二變;
戰國、秦漢中國走向大一統，黃老之學集諸子百家之大成，三變;
漢以后，佛學大興，道家流于道教，儒家通過改造吸收王官學、排斥諸子學逐步取得獨尊地位，四變;
清末民初至今，面對西方列強的野蠻入侵，西學取代儒學的獨尊地位，中國本土學術不絕如縷，五變。
翟玉忠先生認為：今天我們復興中華文化，主要是復興集先秦諸子百家之大成的黃老之學。并在黃老之學的基礎上，理智融會龐雜的西方文化——這是二十一世紀中國學人不得不面對的重大歷史性課題。
最后需要強調的是，翟玉忠先生在《斯文在茲：中華文化的源與流》“總論篇”中論述了中國古典學術體系區別于西學的重要標志，即其在形式和內容上的統一性，這是需要我們進一步深入研究的大問題。因為人類一直在追求知識體系的統一，在西方學術體系已經跌入分科化、碎片化泥潭的今天，中國古典學術的統一性特點顯得特別重要。
總之，《斯文在茲：中華文化的源與流》著中國萬年文化(學術)史。本書體系宏大，作者學力精深，必將引發讀者對中國文化及其現代價值的重新思考和定位。
在此意義上，該書實在令人贊嘆!(文/谷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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