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當今中國，養老金“雙軌制”恐怕是一個最不招人待見，招致質疑和抨擊最多的現行制度。因此，養老金“并軌”的呼聲甚高。于是，官媒出來打抱不平了：“公務員是國家公職人員，掌握并行使公共權力。養老待遇差了，隊伍可不好帶，積極性和清廉度都會受影響。而且，一般來說，能考上公務員的，文化程度也較高，讀書時間長、教育投資大。非要讓公務員的養老金和藍領工人水平一樣，對寒窗苦讀十幾載的公務員來說，是否也不公平?”
這段話包含兩層意思，一是公務員是 “掌握并行使公共權力”的國家的“隊伍”，二是公務員是經“寒窗苦讀十幾載”并接受“國考”驗收的精英。由此推論，“非要讓公務員的養老金和藍領工人水平一樣”，不公平。
我們的分析先從以上的結論開始，按照官媒的邏輯，公務員是不能“養老金和藍領工人水平一樣”的，否則就是“不公平”。公眾懷疑的是，現在有關部門也在說“并軌”，但他們說的“并軌”或者說“改革”，其潛在的目標就是：除了公務員之外，其他所有勞動者的養老金水平都要拉平到“和藍領工人水平一樣”?實際上，這才是矛盾的焦點。
對此，有“非官媒”對1008位普通公民做了一個與“公務員養老金待遇”相關的調查，在1008位被調查者中，大專學歷以上的占95%，其中又以本科學歷為最，占69%。在這些大多也曾“寒窗苦讀十幾載”的被調查者中，78%認為：“公務員養老金不應該再高一些”。從上述調查結果可以看到，“寒窗苦讀”恐怕不能成為公務員養老金更高一些的理由?，F在對公務員在養老金方面的特殊待遇很反感的，恰恰是這部分同樣“寒窗苦讀”過的人。
官媒說：公務員是國家的“隊伍”，“養老待遇差了，隊伍可不好帶，積極性和清廉度都會受影響”，這一點公眾是否認可呢?時代不同了，我們也許不應該再叨念“蘇區干部好作風，自帶干糧去辦公”的光榮傳統，但這樣的傳統中卻透著人民群眾的希冀。反過來想一想：是不是養老待遇好了，公務員隊伍就好帶了，積極性和清廉度也就高了。如果真正能夠做到這一點，人民群眾恐怕也不會有多大意見。但是現在看到的事實是，在公務員本來就養老待遇偏高的情況下，仍有那么多貪得無厭的“蒼蠅”、“老虎”，甚至有貪官最發愁的事是貪來的錢無處藏。這也是人民群眾抱怨的聲音如此之大的主要原因。
由此聯想到，諾貝爾獎獲得者菲爾普斯最近來中國講學，率直地批評中國的年輕人當公務員是“嚴重浪費”，他的觀點得到了普遍贊同。按國際經驗，發達國家各行各業的職業聲望，名列前茅的應該是專業人員和企業家，因為他們所從事的是復雜勞動。正因為要從事復雜勞動，他們的受教育程度也相對較高，在這方面付出的成本和機會成本也相對較高。所以，他們得到的報酬也相對較高，世界各國恐怕無一例外。將整個養老金水平拉平，降至“藍領工人”水平，其實是不公平——官媒的這個觀點有道理。但是，當官媒僅僅把優厚待遇奉獻給公務員，問題就出來了，因為“寒窗苦讀”的本來大有人在。當三中全會《決定》中的政策導向和社會輿論轉向鼓勵年輕人走向市場、積極創業的時候，官媒說法中隱含的公務員導向似乎很不合時宜。
應該指出：在當今中國的特殊國情中，公務員的職業聲望之高，恐怕又是一個世界之最。就其原因：本來按國際經驗，公務員是必須嚴格地依法行政的——法律規定要辦的，那就必須得辦;法律規定多長時間要辦妥的，那就在規定時間內必須辦妥;反過來，法律規定不能辦的，那就絕對不能辦。中國則不然，公務員擁有著對法規政策的“自由裁量權”，有時幾乎是無限制的。在高層、中層，這就是“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在基層，這就是不把普通民眾當回事。最平常的例子，一個農民走幾十里山路到鄉鎮政府辦事，可能遇到的卻是“辦事的人下鄉去了，明天再來”的閉門羹。在政府部門，一個農民這樣的遭遇，已經平常到幾乎沒有人會把這當個問題。在這樣的“自由裁量權”之下，就有了機會以權謀私，就有了機會權錢交易，就有了機會貪污浪費，就有了不計其數的“蒼蠅”與“老虎”。
因此，官媒在這樣的時刻，用這樣的方式，為公務員的養老待遇高受到質疑和抨擊打抱不平，實在不是明智之舉。其效果也是適得其反，反倒激起了公眾的激烈反彈。說到底，人民群眾的講道理的，譬如，以上提到的調查中，有63%的被調查者要求的是讓“公務員待遇和收入透明化”;有67%的被調查者認為要“讓公務員成為一個普通的職業，而不是無數人搶的‘香餑餑’”——這樣的要求高嗎?為什么我們還做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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