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毛主席與東西方圣賢
在人類發展的歷史上，不少重要的思想家、宗教家深刻地影響了歷史，毛主席認為這些圣賢是得“大本”或者略得“大本”者。這些圣賢能以公心為己心，順民心以行天意，從而把人民創造歷史的可能變成歷史的現實，成為引導歷史的方向的人。但是由于時間、空間和教育的對象的不同，這些圣賢的學說、事跡各不相同，差別很大。這些圣賢都對人充滿慈悲，對人的墮落充滿憂慮，他們心靈實無差別，本為一體。正如釋迦牟尼在金剛經中所教誨的“一切圣賢皆以無為法而有差別”，這些圣賢學說文字上的差別是現象上的差別，而不是本質上的差別，這如同黃金質地本來相同，但是具體時空中的金塊總會存在著的重量、形狀的差別。
當然作為一個政治家，毛主席也對孔子、老子等東西方圣賢有所批評，甚至用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對他們進行過批判，但這是出于政治斗爭的需要。例如毛主席講“批林批孔”，甚至講“儒法斗爭”，似乎毛主席反對孔子，實際上毛主席反對的是經剝削階級歪曲后的孔子，而不是孔子本人。所以毛主席上世紀五十年代在非正式談話時把孔子稱為“革命家”，甚至自己的女兒李敏、李訥的名字也來源于《論語》。所以我們不能把毛主席的一些觀點當成學術的觀點，而應該放在當時的背景下來理解，不能用文字來僵化地理解毛主席。
由于境界不同，常人往往只能從文字上來理解東西方圣賢的學說，這就損害了東西方圣賢學說的精神實質，結果圣賢播下了龍種，卻收獲了跳蚤。危害這些圣賢學說的主要原因有教條主義、經驗主義和修正主義。教條主義者把圣賢教誨的具體文字當作真理，不理解這些圣賢們的精神實質，他們迂腐地遵循表面上的形式，無益地在文字上爭長論短，割裂諸圣賢們的精神，有時還陷入了迷信，他們是可蘭經中批判的“馱經的驢子”，也是毛主席所批評“書讀的越多越蠢”的人;經驗主義者從自己狹隘的經驗出發來理解真理，自以為是，甚至狂妄自大，從而背離圣賢們的教誨;在階級社會中，剝削階級和統治階級往往從自己的階級利益出發，成為東西方圣賢學說的修正主義者，他們偷換圣賢們的精神實質，曲解圣賢的文字，他們是圣經中裝模做樣、虛偽的法利賽人，是佛經中 “還食師子肉” 依附于正教上的寄生蟲，是孔子痛恨的偷道德的鄉愿，他們“打著紅旗反紅旗”，是敗壞真品名聲的偽劣產品。
近代資本主義文明是一神教和古希臘-羅馬商業軍事文明雜交的產物，具有的內在擴張的動力，它依恃著強大的工具開始了在全球的商業征服;與此同時，中華文明的整體論思想被統治階級修正為階級壓迫和壓抑個人的工具，皇權、族權、父權、夫權演化為一種絕對的、僵化的宗法制度，并未實現“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儒家理想。中國傳統封建社會只有“家”而無“國”的家國同構的社會，充滿了裙帶政治和家族經濟，所以“一點沒有組織，一個有組織的社會看不見，一塊有組織的地方看不見”(毛澤東《反對統一》1920年)。由于缺少有思想、有信仰的社會組織的出現，社會組織發育不全，使中國人分裂為家族中的個體，只能成為順民或者是暴民。中國傳統封建社會脫離了“仁”片面強調“禮”，非但不能保證“有德者君天下”，也把中國封建社會變成了魯迅所說的“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暫時做穩了奴隸的時代”。
所以日益腐朽的中華文明在遭遇持劍經商的近代資本主義時，面臨著千年未有之變局，三千年未有之強敵，這使中國人民遭受了巨大的苦難。即使是一些仁人志士希望通過學習西方文明的民主和科學來強兵富國，但由于商業軍事文明弱肉強食、贏家通吃的特點，西方資本主義文明絕對不允許出現新的文明競爭者，結果只能出現“老師打學生”的局面。在中國面臨亡國滅種之際，毛主席掌握了中華文明的根本精神，同時通過蘇維埃俄國吸收借鑒來了馬克思主義作為斗爭武器，組織人民進行了艱苦卓絕的斗爭，把中國人民從三座大山下解放出來。新中國建立后，毛主席依然堅持用整體論的思想來指導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發現了蘇聯模式中“見物不見人”的還原論的缺陷，同時也發覺中國社會中開始形成“既得利益集團”，這些集團為鞏固或者合法化其既得利益，會停止對官僚等級制度的革命，他們以“打江山坐江山”為借口，把革命變質為一個以暴易暴的過程，用修正主義來顛覆社會主義社會。所以毛主席晚年不計個人毀譽，不顧被人“打得粉碎”，毅然決然地發動了史無前例的 “文化大革命”。
在儒家看來，毛主席的一生表明他是一位真儒。他善于學習思考，是一位窮理正心修身治國的君子;他是一位熱愛人民的仁者，用文房四寶指揮槍桿子打敗國內外的霸道，無敵于天下;同時他也是一位有道圣君，他的政治是“下在上，上處下” (指“正”字)并用“文化來貫穿”(指“正”中的豎和反文旁)的政治;他是一位以身為則的教育家，把懦弱的士兵變成了無畏的勇士，把泥腿子農民變成了領導，使無知的學生變成科學家，他追求“人皆堯舜”的大同世界。
在道家來看，毛主席是一位得道者。他堅持用對立統一“眾妙之門”來觀察社會，指出在社會主義階段，上層建筑中剝削階級的世界觀，會導致新的剝削階級產生;他是一位打破所有教條的“無為而無不為”者，是反對任何人造的“范式”而智者;他奉行天道以“損有余以奉不足”，他以其無私而“死而不亡”。
在佛學來看，毛主席就是斗戰勝佛，他護送人民走向徹底解放，懷著菩薩心腸使霹靂手段，制止惡人造更大的罪孽，他的火眼金睛洞察各種妖魔鬼怪，即使他走了也為人民留下文化大革命的護身圈。他與受苦受難的人民一體同悲，救墮落者于污泥濁水和無邊黑暗;他自覺覺人，教育人們成為“純粹的人，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使個人有限的生命融入無限的為人民服務中去，從而得到永生;他給知識青年創造成長和覺悟的條件，告訴自己的戰友不要不要貪著已有功勞，告訴無產階級要有菩薩精神，“只有解放全人類才能最終解放自己”。
在神學中，毛主席是耶穌再來和穆圣重生。他告訴人們皈依信仰，就會超越生死，心愛人民就會感動上帝;他同情弱者，撫慰被傷害的人，并將信心賜予為真理遭迫害的人;他告訴作首位的人首先要做大家的仆人;他聽從崇高信仰的召喚，一手持書，一手持劍，政教合一，啟蒙民眾，使衰老的民族開始有了信仰而重新煥發生機;他要求人們從內心深處爆發革命，觸及自己的靈魂，要真心悔改，順從真理，做重生的新人。
改造人的精神世界，使人類生命更有意義，這是東西方諸圣賢教誨的核心。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最重要的政治遺產，是東西往圣絕學的承繼。毛主席指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它觸動到人們的根本的政治立場，觸動到人們世界觀的最深處，觸動到每一個人走過的道路和將要走的道路，觸動到整個中國革命的歷史。”。因此文化大革命是一位人類導師登上政治家頂峰后對人類的教誨，也是一個嚴肅的“破心中賊”的演習，是一個試圖使每個中國人精神上脫胎換骨的嘗試。當然文化大革命也有直接的政治目的，為了防止黨內出現修正主義，毛主席進行了各種努力，但是“整黨，不行;教育，不行;整風，不行;三反五反，人也殺了，大老虎也槍斃了，也撤了職，什么辦法都用了，還是不行。于是才搞‘四清’，大動干戈，還是不行。我什么辦法都用了，最后沒有辦法了，就來一個自下而上的運動，把黨放在一邊，讓群眾來揭露共產黨的黑暗面，因此就發動了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中斷了中國社會結構的官僚化進程，對系統化的、理論化的修正主義進行了重大打擊，使得蘇聯模式的“社會主義”在中國難以持續，直接避免了中國重蹈蘇聯“衛星上天，紅旗落地”、“亡黨，亡國”的命運。
當然，毛主席發動的文化大革命中也暴露了許多問題，在;力量對比懸殊的情況下，甚至毛主席也不得不作一些讓步。一些支持文化大革命的人盡管是毛主席忠實學生，但整體論的世界觀改造不徹底，不具備應達到的理論高度和政治韜略，不能正確使用辯證法和階級斗爭的武器，只能大搞形式主義的一套，跳不出小集體的圈子，反而損害了文化大革命;另外一些名義上支持文化大革命的人，實際上仍然存有私心，欲借這場革命乘風直上，妄想論功行賞，交換權力與利益;還有些人利欲熏心，為了自保既得利益，形左實右，將左推向極致來破壞文化大革命;即使是工人階級內部，也有不少人難以擺脫個人偏見和偏狹的小集體利益，甚至還有一些挾私泄憤，誣告陷害，打擊報復的小人。文化大革命中出現的問題，反而進一步說明對人的改造是必要的。做為一把切除惡性腫瘤手術刀，文化大革命本身是解決問題的方案，而不是災難的根源。
圖3毛澤東主義結構示意圖
五、毛澤東主義的現實意義
在西方資本主義產生的初期，資本主義在反對異化墮落的修正主義神權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西方資本主義繼承了古代希臘-羅馬文明中唯利是圖和四處征服的基因，并發展了科學技術作為擴張和競爭的有力工具。伴隨著地理大發現和全球貿易的出現，西方資本主義獲得了擴張和發展所需要的殖民地、市場、資源乃至環境。但是還原論導致的階級矛盾、民族矛盾不斷深化，并經過兩次世界大戰尖銳地表現出來。當代資本主義利用巧妙設計的制度和科學技術，實現了在全球掠奪人力、資源、環境的優勢地位，并在一定程度上轉嫁了本國內部的各種矛盾，從而在人類文明發展史上取得了無可倫比的優勢地位。
實際的資本主義發展和運行過程是一個復雜的動態過程，為說明問題起見，圖4用系統觀給出了一個簡化的資本主義社會的運行模型。從圖4可見，資本主義社會的運行和發展取決于資本-生產經營活動/市場-利潤的不斷循環，但是在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由于勞動者購買力相對貧困導致市場相對縮小限制了資本-生產經營活動/市場-利潤循環，這個矛盾導致了資本主義歷史上周期性的經濟危機。但是當代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通過技術進步、對第三世界國家的經濟、資源和環境剝削來降低生產成本，并減緩本國勞動者的相對貧困的趨勢，從而緩和了本國的階級矛盾;另外通過新市場的出現(如蘇聯的崩潰和中國的改革開放)也減緩了資本-生產經營活動/市場-利潤循環中斷的危機;還有通過物質主義、消費主義透支未來創造出了新的市場和生產經營模式，使當代資本主義在一定時期內顯示出強大生命力。
圖4資本主義社會運行的系統模型
S -表示增強(相生)作用，O-表示削弱(相克)作用
但是作為一種需要通過擴張來緩解自身內部矛盾的文明，當代資本主義吸取了歷史教訓的基礎上，不再采取武力占據市場和直接奴役無產階級的形式，而是借助制度、技術和文化灌輸等方式不斷向全球環境、人類社會和生物界吸取資源、能源和發展空間，這已經導致全球嚴重的生態危機、環境危機，史無前例地危害著孕育生命的地球，危害著地球上每個生物的生存和人類后代的生存，盡管在局部上和微觀上少數資本主義企業和國家似乎實現了優化，提高了效率，但是從人類與地球環境和生態系統整體上看，它已經成為一種高度發展的惡性癌組織，更談不上承擔對自然、人類和子孫后代的責任，例如各國參與的世界氣候大會已經變成了一個商人們討價還價的場所，而不能解決任何實際問題;面對人類造成的“第六次生物大滅絕”，擁有巨大財富的資本主義依然荒淫享樂，而不能自我反省，采取應對措施;各種資源在百年內甚至幾十年內將要耗盡，留給子孫后代的將是一片污染的荒原，而資本主義為了維持自己的運轉，還在大肆宣揚物質主義和消費主義;當代資本主義為了維護軍火商的利益以及本身的商業優勢，還不斷挑動甚至直接發動各種戰爭，使第三世界人民處于苦難之中。面對人類的各種危機，資本主義迷信于科學技術進步，結果只能修修補補、揚揚止沸，甚至是剜肉補瘡。現代資本主義的這些現象表明，當今西方資本主義文明不僅是一種缺乏人道的文明也是缺乏自然道德的文明，它是一種把人變成物質的奴隸，危害子孫生存的不可持續文明。“天作孽尚可活，自作孽不可活。”，現代資本主義的持續發展將意味著戰爭、掠奪、剝削和自然災害，將使人類社會面臨極大災難。
毛主席的去世后，中國進入了改革開放的時代，西方商業軍事文明的病毒也開始感染了中華文明，很多社會活動開始變成了無道德的追求利潤的過程。為了金錢官員腐敗，為了利潤企業生產偽劣有害產品，為了利潤醫院可以不顧人道主義，為了金錢老師不再教學生做人，為了經濟就不管青山綠水，藍天白云;為了所謂發展，對后代子孫的田地和資源涸澤而漁、殺雞取卵。中國的亂象正象孟子所說“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中國之所以走到這地步，究其原因在于把外在的物質追求當作立國之本，脫離了為人民服務的宗旨，結果上行下效，“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當中國人對外變成了為自己私利打小算盤、唯利是圖、嫌貧愛富的小商販后，中國外交上再無真正的朋友，只能節節敗退，被國際強權分而治之;當政府對人民只會愛行小惠，言不及義，才會導致社會貧富分化嚴重，民族矛盾開始凸顯;由于急功近利地以發展經濟為中心，導致資源危機、環境危機、糧食危機等問題日益突出。當中國妄想摸著石頭過渡到所謂的“現代社會”“發達國家”“法制國家”時，只不過是拼命想搭上一臺災難列車，邯鄲學步的結果，不但斷絕了中國整體論文化之根，還缺少西方一神論信仰對工具理性和叢林法則危害的限制。當中國離開了信仰和真理時，國家和民族最終必然走向衰亡之途，打著狹隘民族主義的“偉大復興”旗號也會最終也會走向“賣國”。
因此，要應對包括中國在內的人類社會未來面臨的危機，必須通過對人內心世界的改造來重新構建人類的新文明，而毛主席的一生尤其是晚年在這個方面進行了艱辛的探索。當前中國的改革開放不但沒有解決文化大革命中暴露的問題，而且還出現了各種新的問題，急需關心、思考中國與世界命運的人們，以新民學會“革新學術，砥礪品行”的精神，超越文字，重新發掘孔子、老子、釋迦牟尼、耶穌、默罕默德等東西方圣賢絕學的真諦，使自己成為覺悟的“新民”。只有這樣才有能力舉起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金箍棒”，消滅各種害人蟲。當每個普通民眾從古今圣賢包括毛主席的教誨中自己獲得覺悟，才有力量、勇氣和智慧徹底銷毀腐蝕人心靈名利“魔戒”(注：指英國作家托爾金《魔戒》一書中具有腐蝕人心、使人變成欲望奴隸而背叛善良的戒指，后此戒指被普通的小人物所銷毀)，從而使人類達到“盡毀一切世法，呼太和之氣而吸清海之波” (毛澤東，《致黎錦熙信》，1917年)的萬世太平之境。
毛主席用自己的革命實踐告訴我們：無論人類所面臨的黑暗多么強大，但天地良心永存，人們追求公平正義和美好社會的火焰永遠不會熄滅。師傅引進門，修行靠個人，當今世界似乎是“一間鐵屋子，是絕無窗戶而萬難破毀的”(魯迅，《吶喊》自序)，毛澤東主義是我們在“黑屋子”里的向導，給予我們尋找光明信心、力量和智慧，這就是毛澤東主義的現實意義。
參考文獻
(1) 金沖及，毛澤東傳(1893-1949)，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
(2) 逄先知，金沖及，毛澤東傳(1996-2003)，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
(3) 胡長冰等，毛澤東之路，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3年
(4)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毛澤東早期文稿，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
(5) 李銳，毛澤東早年讀書生活，沈陽：萬卷出版公司，2004
(6) 龔育之，逄先知，石仲泉，毛澤東的讀書生活，上海：三聯書店，1986
(7) 黃麗鏞，毛澤東讀古書實錄，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8) 陳晉，獨領風騷-毛澤東心路解讀，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3
(9) 盧志丹，毛澤東品國學，北京：國際文化出版社，2012
(10) 雷國珍，毛澤東大成智慧，北京：紅旗出版社，2009
(11) 孫寶義，劉春增，鄒桂蘭，聽毛澤東談哲學，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12) 王興國，毛澤東與佛教，北京：中央黨史出版社，2009
(13) 斯塔夫里阿諾斯，全球通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
(14) 羅德尼·斯達克，理性的勝利-基督教與西方文明，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1
(15) 馬克斯·韋伯，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西安：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6
(16) 于歌，美國的本質-基督新教支配的國家和外交，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2012
(17) 于歌，現代化的本質，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9
(18) 賴蘊慧，劍橋中國哲學導論，北京：世界圖書出版社，2013
(19) 馮友蘭，中國哲學簡史，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4
(20) 張世英，天人之際：中西哲學的困惑與選擇，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1) 王陽明，傳習錄，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8
(22) 楊立華，氣本與神化-張載哲學述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
(23) 田辰山，中國辯證法：從易經到馬克思主義，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
(24) 袁貴仁等，當代學者視野中的馬克思主義-西方學者卷(上，下)，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1
(25) 伯特蘭·羅素，西方的智慧，北京：中國婦女出版社，2004年
(26) 王志成，文明對話與佛耶相遇，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
(27) 約翰·科布，超越對話-走向佛教-基督教的相互轉化，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08
(28) 王新生，《古蘭經》與伊斯蘭文化，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2009
(29) 瑪格麗特·邁爾斯，道成肉身-基督教思想史，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2
(30) 唐·庫比特，耶穌與哲學，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2
(31) 鄔焜，古代哲學中的信息、系統、復雜性思想，北京：商務印書館，2010
(32) 吳國盛，科學的歷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
(33) 卡普拉，物理學之道-近代物理學與東方神秘主義，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2
(34) 約翰·R·格里賓，尋找薛定諤的貓-量子物理和真實性，海口：海南出版社，2001
(35) 保羅·戴維斯，上帝與新物理學，長沙：湖南科學技術出版社，2007年
(36) 范冬萍，復雜系統突現論-復雜性科學與哲學的視野，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
(37) 黃欣榮，復雜性科學的方法論研究，重慶：重慶大學出版社，2006
(38) 郭元林，復雜性科學知識論，北京：中國書籍出版社，2012
(39) 大衛·格里芬編，后現代科學-科學魅力的再現，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4
(40) 錢學森系統科學思想文選，北京：中國宇航出版社，2011
(41) 隆納·萊特，進步簡史，海口：海南出版社，2009
(42) 周立，極化的發展，海口：海南出版社，2010
(43) 約瑟夫·泰恩特，復雜社會的崩潰，海口：海南出版社，2010
(44) 阿爾·戈爾，瀕臨失衡的地球，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2
(45) 吳先伍，現代性境域中的生態危機，蕪湖：安徽師范大學出版社，2010
(46) 李桂花，科技哲思-科技異化問題研究，長春：吉林大學出版社，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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