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1月8日，廣州四萬球迷擠進天河體育場觀看廣州亞運會最先開賽項目--中日男足之戰(比賽現場，中日球迷被警察和治安人員隔開)。最終中國隊0比3敗于日本隊，日本觀眾在警察的保護下最后離場。中日足球比賽類似的場面已經成為慣例，這在國際上也不少見。帶有流氓氣息的英國足球隊與帶有法西斯遺風的德國足球隊的交鋒一直被比喻為二戰的重演(直到德國隊占上風)，洪都拉斯和薩爾瓦多為了足球比賽還大動干戈、訴諸戰爭來決定勝負。英國足球俱樂部Glasgow與Celtic之間的比賽常常反映出新教與天主教的對立，莫斯科的火藥味很濃的Dynamo足球隊與CSKA足球隊代表著不同的權力背景：克格勃與軍隊[1]。
除了政治、宗教糾紛外，商業利益日益主導、敗壞足球比賽的風氣。中國足壇的丑聞只不過是國家資本主義初級階段的預演，老牌的“全球化先驅”英國隊最能說明問題的結癥。本來，英國的足球有全民基礎，從七、八歲就開始踢球的訓練體系最體現“科學發展觀”，能夠進入職業球隊的是經過三百分之一概率選拔出來的球員。即使這樣，英國20個最有名的足球俱樂部的球員的三分之二以上來自外國(前6名俱樂部的外籍球員的比例更高)。但是，自從1966年贏得世界杯以來，“重商主義”的英國隊一蹶不振。
無獨有偶，上個世紀九十年代以來經濟上一蹶不振的日本也利用足球來振興國家。自從“土建業”出生的田中角榮的“列島改造計劃”以來，日本經濟的內需是靠大興土木拉動的，以此也形成了日本的特殊政商利益階層。但經濟泡沫破滅以來，日本的統治階層需要新的理由為政界、銀行界和建筑商輸送利益，就開始向日本民眾推銷日本職業足球聯賽“J-League”，并由電通公司(廣告業產值為世界第一，包辦世界杯在日本的轉播權等)出面，向各地方政府推銷雷同的勞民傷財的足球場、高速公路[2]、飛機場[3]等修建計劃。多數地方政府畢竟是選舉出來的，特別是當議會不由行政長官控制時，在財政危機之下不敢貿然下賭，但也有愿者上鉤。1992年，我就職在電通集團的一個咨詢公司，參與了電通為靜岡縣(相當于美國的州或中國的省)浜北市提供的“振興”計劃。
浜北市才8萬人口，地處靜岡最大的浜岡市(56萬人口)北部山地，很多住民也愿意被吸收到浜岡市，但年輕的市長有田中角榮式的野心。他的朋友(一個國會議員的秘書)出面，為電通和浜北市拉上關系，由我所在的公司以電通的名義設立事務局，提供浜北市的21世紀發展規劃。我們先邀請當地的日本大學的一個教授和一個講師，加上市政府的兩個官員、八個工商界等代表，組成“懇談會”，引導他們到達電通設置的規劃前景。其中只有“婦人會”的代表鶴立雞群，抱怨“汽車社會”使四通八達的道路擠壓生活空間，弄得我們很難堪：如果交通不便，修建足球場有什么用?我們在報告書中只好修正了她和另外一個贊成被浜岡市吸收的代表的發言要旨。我的工作是提供數字模型：根據東京迪斯尼游樂園等成功實例修改各種參數使浜北足球場多少年后也開始贏利。1995年，我逃到美國后，在我任編輯的H-Japan討論J-League，提到這個項目，指出應該制止這樣的“規劃”。一個在日本任教的美國人告訴我：浜北市長因為在這個項目中受賄被逮捕了，日本放送協會NHK還專門主辦了一個關于J-League的經濟效應節目，得出的結論是不應該上馬相關的項目。
對于世界足球事業，幸運的是：美國由于被不講究技術、靠體重蠻干的橄欖球傳統商業劫持，沒有介入到足球商業中來(女子足球還沒有商業化的價值)，否則不堪設想。
當然，金錢和國家權力沒有完全主宰足球。例如，贏得2008年歐洲杯和2010年世界杯的西班牙隊有三分之二以上是本國隊員，而代表21世紀新足球技術的FC巴塞洛拉隊(以及出色的巴斯克隊)長期以來是反抗弗朗哥獨裁的象征。德國FC St. Pauli隊的門將Volker Ippig經常為了支援尼加拉瓜的工人事業放棄足球比賽。目前世界上最好的球員、阿根廷隊的Lionel Messi就是13歲起在西班牙的La Masia受訓的。數度與世界杯擦肩而過、把足球比賽發揮到藝術階段的巴西隊是一只民主進步的團隊：1970年世界杯開賽前，它的經理Joao Saldanha被獨裁的軍政當局突然解雇;世界著名中鋒蘇格拉底Socrates(也是開業醫生)從1982年以來領導了他的球隊Corinthians不懈地為球員的權利和巴西的民主而斗爭。捷克的Bohemians隊在2005年破產后被支持者的合作社解救;土耳其的Besiktas隊的支持網絡具有安那祺主義性質，它的隊旗上有大寫的A圈;特拉維的Hapoel隊一直堅持進步，受到以色列境內阿拉伯公民的支持。更有甚者，世界上活躍著各種自由球隊，如舊金山的喀朗斯塔得FC隊、蘇黎世的FC巴枯寧隊等，還有自1989年以來舉辦的斯德哥爾摩自由足球杯年賽，自1997年以來舉辦的意大利Mondiale Antirazzisti年賽(有兩百只球隊參賽)等。這里沒有權貴強加給人們的象征君主萬代的“日丸”旗以及納粹、法斯西等人類文明未開化的標志，真正體現了足球體育活動的團結、友愛、競爭和互助的精神。
[趙京，2012年3月5日，中日美比較政策研究所]
[1] 本文關于中日以外的足球比賽信息來自Mike Long, “Soccer: Opiate of the People?” Anarcho-Syndicalist Review, Winter 2012, #57. 他在文中引用和評論Chris Green, Every Boy’s Dream, A&C Black Publishing, 2009和Gabriel Kuhn, Soccer vs. the State, PM Press, 2011.
[2] 除了本文舉出的足球場規劃外，我也參與過一個在11公里之短的高速公路出口之間又修建一個立交橋出口的規劃。
[3] 靜岡縣在石川知事(省長)的推動下，強行修建新機場，幾乎導致靜岡破產，后來被迫停工。我所在公司的顧問曾任石川的秘書，很喜歡預測日本經濟會3-5年內“復蘇”到八十年代末的泡沫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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