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普遍必然性結論的產生，不能靠歸納演繹，只能靠典型分析;不能靠形式邏輯，只能靠對稱邏輯。經濟現象是復雜性現象，只對經濟現象進行排列組合、統計分析、歸納演繹，只能隔靴搔癢;研究經濟現象、把握經濟規律，只能靠對稱邏輯的典型分析方法不能靠形式邏輯。由于經濟現象的復雜性，不懂對稱邏輯不可能進行任何真正有科學價值的經濟學研究。
林毅夫：“我接受波普的說法，理論不能被證實，只能不被證偽。一個理論的推論和被解釋的現象一致，只能說暫時可以接受這個理論來解釋這個現象，而不能說這個理論被證實了，認為理論被證實容易把理論當作真理，以為可以放諸四海而皆準。”①“現在的主流理論大部分是在發達國家產生的，那么它確實可以解釋發達國家的現象，但是因為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發展階段、要素稟賦、制度安排不完全一樣，因此，決策者所面臨的限制條件和選擇的機會成本是不一樣的，所以，在發達國家的最優選擇，在轉型中國家或發展中國家不見得是最優的，也就是說，現有的主流理論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 ②“經濟學是人的選擇行為的科學，那么，從人的選擇的最基本的動機出發來建立的理論體系，對人的行為有最大的解釋力，貝克爾的貢獻就在這一點上。” ③林毅夫的“不能被證實，只能不被證偽”的既不能證實又不能證偽的“理論”只能是神學或玄學而不可能是科學。科學雖然不可能被證偽，但任何科學，只要是真正的科學，就肯定能被證實。林毅夫在這里是用真理的相對性否認真理的絕對性，進而走向科學虛無主義的不可知論和相對主義真理觀，然后得出人的理性就是選擇理性、人們可以根據實際需要隨意選擇“理論”的實用主義真理論。西方經濟學不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絕對真理，不能被照搬照套到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不等于經濟學沒有絕對真理，不等于沒有可以“放之四海而皆準”的一般經濟學、人類經濟學，不等于不能從西方經濟學、中國古代經濟學和其他自然科學、社會科學、思維科學、橫斷科學、縱深科學、綜合科學、哲學中揚棄、提煉出可以“放之四海而皆準”的一般經濟學、人類經濟學。建立在歸納或統計基礎上的“真理”固然只是暫時未被證偽，建立在典型分析基礎上的真理，則永遠不能被證偽。“人都是要死的”這個結論，從歸納邏輯來看，只是暫時未被證偽而不是不可能被證偽，但從對稱邏輯來看，則永遠不可能被證偽。任何普遍必然性結論即絕對真理的產生，都有一個從歸納到分析、從潛意識的分析到顯意識的分析的過程。甚至邏輯科學本身的產生，也必須遵循這一過程。有的普遍必然性的結論似乎可以直接從不完全歸納得出來(比如“人都是要死的”)，實際上是由于這些不完全歸納的長期刺激，在人的潛意識里已經形成對特定對象的典型分析;只不過這種典型的分析隱藏在人的潛意識里，不為人所自知。只會做歸納和演繹的選擇理性固然“所面臨的限制條件和選擇的機會成本不一樣”而不能放之四海而皆準，但擅長典型分析的創造理性則因為它的超越性和相容性，其適用范圍完全可以打破時空條件的限制。西方經濟學作為選擇理性，不但不能有效解釋中國經濟，而且連他們自己國家的經濟現象也同樣解釋不了，這不是真理的相對性，而是形式邏輯、選擇理性的局限性。任何普遍必然性結論的產生，不能靠歸納演繹，只能靠典型分析;不能靠形式邏輯，只能靠對稱邏輯。經濟現象是復雜性現象，只對經濟現象進行排列組合、統計分析、歸納演繹，只能隔靴搔癢;研究經濟現象、把握經濟規律，只能靠對稱邏輯的典型分析方法不能靠形式邏輯。由于經濟現象的復雜性，不懂對稱邏輯不可能進行任何真正有科學價值的經濟學研究。林毅夫：“所謂經濟學的理論是用以說明社會經濟現象的幾個主要經濟變量之間的邏輯關系體系。既然經濟學的理論是一套邏輯體系，那么首先，在經濟學的理論創新中就必須嚴格遵守形式邏輯的要求，因為只有嚴格遵守形式邏輯，幾個變量之間的因果關系才能說明清楚。” ④如果僅到此為止，林毅夫只是說明遵守形式邏輯是“經濟學的理論創新”的必要條件，那也無可厚非。問題是，接下來林毅夫筆鋒一轉，“因此，方法論規范化的第二個要求是嚴格檢驗那些依照這個理論的邏輯推演產生的推論是否和所解釋的經驗事實一致。” ⑤這說明，形式邏輯不僅是林毅夫“經濟學的理論創新”的必要條件，而且是林毅夫“經濟學的理論創新”的充分條件。以形式邏輯為充分條件的“經濟學的理論創新”，其結論即使和所解釋的經驗事實一致，也只能“暫時被接受”⑥并不為奇，出現“當一個現象可以用一個內部邏輯一致的理論來解釋時，通常也可以通過不同變量的選擇組合，而同時形成幾個內部邏輯嚴密并同樣可以解釋這一現象的理論”⑦即“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的情況，也很正常。經濟現象是復雜性現象，以形式邏輯為充分條件推導出來的理論可以符合經濟現象的某一側面，但不可能符合經濟現象的整體，因此也不可能符合經濟現象后面的規律，揭示經濟現象后面的本質;它可以被經濟現象的某一方面證實，同樣可以被經濟現象的另一方面證偽。用僅僅滿足形式邏輯要求的經濟學理論指導經濟工作，只能對經濟活動產生誤導。西方標準的新古典邊際分析方法在形式邏輯上是嚴密的，也得到了我國改革開放30多年來的出口導向型經濟積累了近4萬億美元外匯儲備的“巨大成就”的證明，因此在形式邏輯這個層面而言，西方標準的新古典邊際分析方法是真理。但就我國的近4萬億美元外匯儲備目前遇到的由于美國金融危機使美元不斷貶值而我國卻無可奈何的困境、國家為對沖4萬億美元外匯儲備而增發與4萬億美元外匯儲備相當的人民幣基礎貨幣使國內通貨膨脹的困境、因通貨膨脹使人民不敢消費而使國內市場低迷、內需企業前景暗淡、失業率提升、資源枯竭、技術水平與產業結構提升速度緩慢、發展缺乏后勁等等現象來看，我國積累的近4萬億美元外匯儲備不是出口導向型經濟成功的標志而是出口導向型經濟發展戰略失誤的證明。形式邏輯用邊際分析方法，對稱邏輯用規模分析方法，只有規模分析方法才是對經濟現象的整體分析，邊際分析只能作為規模分析的環節而被包容在規模分析之中。用邊際分析方法，符合形式邏輯要求的西方標準的新古典方法是真理;用規模分析方法，符合形式邏輯要求的西方標準的新古典方法是謬誤，并給我國的發展戰略造成重大誤導，給我國的經濟發展造成重大損失。既然經濟現象是復雜性現象，對經濟現象的整體分析只能用規模分析，所以符合形式邏輯要求只能是經濟學真理的必要條件而不是充分條件;僅僅符合形式邏輯要求的經濟學理論既可以被證實也可以被證偽。規模分析方法是對稱的、五度空間的、復雜系統論的方法在經濟領域的具體運用，而對稱的、五度空間的、復雜系統論的方法是對稱邏輯的方法，所以只有不但符合形式邏輯、而且符合對稱邏輯要求的經濟學理論才是真理。這樣的真理只能被證實不能被證偽。所以形式邏輯是經濟學研究的必要條件不是充分條件。
人類迄今為止的“經濟學”都是政治經濟學，都只研究構成經濟活動與經濟發展本質與規律的某個層面、某種要素、某類結構，因而都不能從總體上揭示經濟活動與經濟發展的本質與規律。與時俱進，根據新經濟時代的要求對它們揚棄、綜合、升華，是研究人類經濟活動與經濟發展本質與規律、建構對稱經濟學體系的必經途徑。通過對各種經濟學流派按不同的參照系進行定位，然后對他們進行揚棄，成為自身的組成部分，也是對稱經濟學形成體系的方法之一。只有以五度空間為參照系，才能在經濟全球化與知識經濟背景下通過對稱分析而形成一元化的人類經濟學。用對稱的方法認識經濟，首先要求經濟主體與經濟對象的對稱。經濟學的多元化，不能排除每一“元”都必須能自圓其說，在特定參照系中必須是絕對真理。但由于西方經濟學在方法論與主體性上的缺陷，所以他們連“多元化”中的每一個“元”都算不上，只能算為真正的科學研究提供了有參照價值的資料。決定經濟解釋能否得出正確結論的，關鍵的不在于解釋本身，而在于解釋者的思維方式。如果思維方式停留在歸納(統計)、演繹這個線性局面上，那么再精密的解釋過程，籍以建立起來的再嚴密的數字模型，也難以保證其結論的科學性與有效性。同樣的“經濟解釋”，不同的主體、不同的思維方式，得出的結論不一樣;在特定的參照系中，這不同的結論中只有一條是正確的。從一般經濟學角度來看，只有同宇宙本質相一致的對稱思維方式，才是正確的思維方式;只有同宇宙本質相一致的對稱方法、五度空間方法、主體性與科學性相統一的方法、規范性與實證性相統一的方法、復雜系統論的方法才是科學的方法。而用形式邏輯作指導，經濟解釋不能得出科學的結論。以形式邏輯為邏輯充分條件進行“經濟學的理論創新”建構起來的經濟學理論體系，不管邏輯多嚴密，在理論上都不可能真正自圓其說，在實踐上都經不起長期檢驗。
經濟是社會復雜系統。經濟信息是無序的，經濟知識是有序的;經濟感性是無序的，經濟理性是有序的。人的認識從經濟信息上升到經濟知識，從經濟感性歸納到經濟理性，就是人的“理性”從有限上升到無限、從相對上升到絕對的過程。對界線明確的特定經濟對象的規律性的認識，可以深化，不可以證偽。可以證偽的，是偽科學。用對稱邏輯的眼光看來，自詡“唯一”“科學”的西方主流經濟學，恰恰就是這樣的偽科學;西方主流經濟學把可證偽性作為經濟學的本質屬性，只能證明它們底氣不足。經濟學數學化的根源之一，是西方經濟學研究人的理性行為，不研究人的非理性行為。這是把經濟學的不可能性結論作為前提，雖然這種做法貼上了“理性”的標簽。波普的批判理性主義從理性主義出發而陷入經驗主義，說明他并不是真正的理性主義;而經驗主義本質上必然要陷于相對主義。反過來，歷史主義的相對主義的科學發展觀把多元的理論發展看成是非連續的過程，則把各種理論的產生看成是非還原的、獨斷的，因而倒陷入絕對主義。這就是科學發展觀上的“兩極相逢”。只有對理性主義與經驗主義這兩個極端的揚棄，實現從還原論到整體論的超越，才是唯一可行的科學方法論。能夠對理性主義與經驗主義這兩個極端的揚棄、實現從還原論到整體論的超越的，只能是對稱邏輯而不可能是形式邏輯。真理是具體的。抽象的“真理”在“自圓其說”時會陷入“悖論”，在實踐運用中會陷于“悖境”。經常陷入“悖論”、陷于“悖境”、有時還會陷進“囚徒困境”的西方經濟學的正統地位，源于西方哲學的正統地位;西方哲學的正統地位，源于西方傳統形式邏輯的正統地位;西方傳統形式邏輯的正統地位，源于傳統形式邏輯普適性的絕對性、線性思維方式的統治地位。然而，也恰恰就是悖論與悖境的大量出現，宣告了傳統形式邏輯普適性的絕對性與線性思維方式的統治地位的終結。形式邏輯不能作為建構經濟學理論體系的充分邏輯，只有對稱邏輯才能成為建構經濟學理論體系的方法論原則。
林毅夫由于秉持形式邏輯充分性的、西方經濟學通行的線性思維方式，所以他在經濟學范式上仍然屬于西方經濟學。林毅夫：“能夠用一般均衡，就用一般均衡，不容易用一般均衡表達的時候，就用局部均衡。” ⑧這說明，林毅夫否認絕對真理是假，把頭腦中的西方經濟學看成絕對真理是真。西方經濟學就是把經濟學看成“幾個主要經濟變量之間的邏輯關系體系”，而否認經濟學是關于經濟發展規律的科學。一般均衡是西方經濟學的基礎理論，西方經濟學的核心配置經濟學和價格經濟學均建立在一般均衡論的基礎上。把一般均衡論看成絕對真理，就是把西方經濟學看成絕對真理。一般均衡論是西方線性思維方式的產物;以一般均衡論為基礎理論的西方經濟學，不但不能解釋中國經濟，而且也不能解釋西方經濟，所以一般均衡論是根本錯誤的理論。對稱關系是宇宙的最深層本質，對稱規律是社會的最根本規律，對稱原理是科學的最基本原理，也是經濟學的最基本原理。對稱和均衡的區別在于：均衡是客體和客體的平衡，對稱是主客體的平衡。經濟學的對稱和其他科學的對稱的不同點在于：經濟學的對稱是主體與客體、人與自然、人與人、人與社會的價值關系的對稱。經濟規律是客觀性、主觀性、必然性的統一，社會是一個有機的整體，社會經濟系統的各個層次、各個要素是互相聯系、缺一不可、平衡發展的。主體一方面，要遵循社會經濟發展的規律而不能違背社會經濟發展的規律;另一方面，人在經濟規律面前不是無能為力的，人的行為和意識的要素構成經濟規律的一個層面。人的素質如何，直接影響到這些規律發生作用的方式，從而影響到社會經濟發展的速度。因此，只有以主客體對稱關系為出發點的對稱經濟學，才能正確解釋經濟，才能正確解釋作為經濟復雜系統典型的中國轉型經濟。
對稱邏輯以對稱規律為基本的思維規律，是天與人、思維與存在、思維內容與思維形式、思維主體與思維客體、思維層次與思維對象、科學本質與客觀本質對稱的邏輯。對稱邏輯就是對稱的思維方式。對稱邏輯產生，既是人類思維、理論與實踐發展的必然結果，也是“悖論”“逼”出來的產物。“悖論”，是對稱邏輯產生的催化劑。對稱邏輯的產生是邏輯學發展的自然歷史過程。對稱思維是中國哲學一以貫之的思維方式。天人合一、陰陽對立、義利統一、內圣外王、極高明而道中庸的對稱思維方式，是中國哲學的最本質特征，是中國哲學的獨特優勢，同宇宙的對稱發展規律有著天然的一致性。正是靠著對稱思維方式，奠定了中國哲學在世界哲學中不可替代的地位。因此，對稱邏輯的產生有歷史的必然性，對稱哲學的產生有歷史的必然性，對稱經濟學的產生有歷史的必然性。對稱邏輯-對稱哲學-對稱經濟學在中國這塊土地上的產生，符合人類思維發展的、通過空間交替展示時間之矢的自然歷史過程。
引文出處
① ②③④⑤⑥⑦⑧林毅夫：《論經濟學方法》，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4，P27，P17，P36，P97，P97，P97，P97，P24—25
本文摘自陳世清著《超越中國“主流經濟學家”》一書(80萬字)，該書已先由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數字出版。紙質版稍后。
來源：中國改革論壇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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