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美國與俄羅斯在烏克蘭問題上再次交鋒，而與此相關的另外一個話題也在不斷延燒當中，即誰是美國真正的敵人。
按照亨廷頓的說法，正是因為“他者”的存在，才界定了“自我”的身份、利益與戰略取向。從歷史上來看，美國的興起與準確定位“他者”或“敵人”不無關系，如建國之初，美國將其與歐洲“舊世界”區分開來，認為歐洲列強是美國國家安全的主要威脅，美國應該避免與之發生政治糾葛，這成為“孤立主義”外交政策的肇始。
再比如，二戰期間，美國將德意日“三國同盟”視為對美國乃至世界安全的最大威脅。因此，美國不僅成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中最重要的基礎性力量，而且也成為維護世界正義、和平的化身，美國的國際地位空前高漲。戰后，美國之所以能夠建立新的國際秩序，一方面源自于美國強大的軍事、經濟實力，另一方面也得益于它的道德感召力與權威性。
然而，冷戰結束后，美國陷入到戰略對手“空缺”的失落與迷茫之中。很大程度上來說，美國有著一種根深蒂固的“敵人”情結。于是，美國開始不斷地尋找敵人，并在此進程中重新界定自己。新世紀之初，美國似乎找到了一個合適的“敵人”——中國。在小布什政府執政伊始，中美之間就發生了“南海撞機”這樣的嚴重事件。當時，兩國關系尚未從1999年的“炸館事件”中恢復，這一事件又為雙邊關系發展增添了新的變數。實際上，小布什就曾公開聲稱，中國不是美國的戰略伙伴，而是美國的戰略競爭者。當時的美國政府對于這個發現是充滿欣喜的，并且在戰略上作出了重大調整，“重返亞太”政策已箭在弦上。
但是，九一一事件打破了美國的戰略部署。此后八年，美國開啟了頗具爭議的全球反恐時代。不過，我們需要清楚的是，盡管美國將其敵人“鎖定”在“基地”等恐怖主義組織以及與此相關的恐怖主義活動上，但美國所投入的重大戰略力量仍然是置于對傳統民族國家與重要地緣戰略地區的經略之上。例如，美國所發動的阿富汗、伊拉克戰爭，不僅拔除了“基地”組織的大本營和庇護者，而且其勢力還滲透、擴大到中亞、中東地區。
再比如，美國利用“反恐”之名，在高加索地區、非洲地區廣泛建立或租用軍事基地，對伊朗、朝鮮等國家冠之以“邪惡軸心”“暴政前哨”等名號，這一切都是基于地緣戰略考慮，而非是簡單地打擊恐怖主義。從這個角度來說，小布什政府的外交戰略究竟成敗幾何，現在似乎還不是下結論的時候。可是，經歷過八年的全球反恐戰爭，美國在一點上是弄明白了，即將恐怖主義這一缺少實體存在的對象作為美國的“敵人”是荒謬且不可持續的。
伴隨小布什政府任期終結的不僅是美國深陷的兩場戰爭、受損的國際形象、支離破碎的美國經濟，還有一個重要的地緣戰略挑戰，即2008年8月間的俄格戰爭。頗為有趣的是，六年以后，奧巴馬政府同樣面臨著這樣的困境。因為烏克蘭問題，美國與俄羅斯又一次站到了博弈場的中央。在奧巴馬第一任期內，美俄關系“重啟”進程或因為此次事件而戛然而止，美歐與俄羅斯新的地緣戰略之爭似初見端倪。
從現象上來看，在這兩起事件當中，美國似乎都處于相對被動的地位。并且，美國所可采取的反制措施并不多，也未必有效，但美國對其盟友所做的政治承諾是否可信，在國際社會中著實打下了大大的問號。因此，2014年3月20日，奧巴馬在就烏克蘭問題發表講話時強調，“美國對北約(NATO)盟國的支持毫不動搖”。3月26日，奧巴馬在與北約秘書長拉斯穆森會晤時再次強調了這一點。
經過上述梳理，可以發現，美國在冷戰后將其所謂的敵人(全球意義上)指向了三個目標：中國、恐怖主義、俄羅斯，其中恐怖主義這個敵人，很大程度上也代表了一些政治實體，如伊拉克、伊朗等。細致觀察之后，我們會有所頓悟：在這三個“敵人”當中，唯有中國不僅未對美國的霸權利益構成實在或潛在的挑戰，而且事實上成為美國在處理眾多國際問題上的一個重要伙伴。
令人匪夷所思的是，美國究竟是基于什么而將中國界定為“敵人”?是因為中美在意識形態、社會制度、文化價值等方面的差異性，還是中國的發展勢頭與發展潛力對美國構成了威脅?如果中國對美國的國家利益構成了威脅，其表現何在呢?(有趣的是，中國主動提出，要與美國構建“不沖突、不對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贏”的新型大國關系。)難道僅僅是基于現實主義者所信奉的“國強必霸”論嗎?難道僅僅通過所謂的理論推演等這樣頗具主觀性的臆測與虛擬的設想，就將中國納入到美國的“敵人”序列當中，并對華采取預防性政策嗎(美國亞太再平衡戰略被很多中國人視為是美國牽制、防范中國的最新舉措)?
如果這樣做，美國的戰略意圖究竟是什么呢?難道僅僅是為了尋找敵人，亦或是為了尋找“敵人”而制造“敵人”?約瑟夫·奈曾經就指出，如果將中國視為敵人，它就可能真正成為敵人。倘若如此，恐非美國之福，也非世界之幸。
作者任職于中共中央黨校國際戰略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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