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富裕”，還是“兩極分化”？——論“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

　　“共同富裕”，還是“兩極分化”?

　　——論“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

　　錢昌明

　　“共同富裕”與“兩極分化”，是水火不能相容的一對矛盾。要“共同富裕”，就不能搞“兩極分化”;反之，要搞“兩極分化”，就不可能實現“共同富裕”。不能設想，既要搞“兩極分化”，又能實現“共同富裕”。那只能是騙人的鬼話。

　　奔“共同富裕”，還是搞“兩極分化”?說穿了，其實是道路問題，也是社會制度問題。走社會主義道路，實行社會主義制度，才能實現“共同富裕”;走資本主義道路，實行資本主義制度，就一定是兩極分化——結果就是“占領華爾街運動”所反映的：1%的人暴富對99%的人貧困!

　　現實結論：資本主義道路走不通

　　30多年前，有人曾經幻想過，認為只要“讓少數人先富起來”，就能“先富帶后富”，最終實現“共同富裕”。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經過30多年的“實踐”，結果怎么樣?結果是：并未實現“共同富裕”，而是造成了嚴重的兩極分化。

　　一極，確實是“少數人先富起來”了：

　　據2013年10月《福布斯》中國富豪排行榜顯示，以萬達集團董事長王健林為首的中國排名前400位富豪，2013年的總財富已達34，746億人民幣!超級富豪雖然只占全國13億人口中的極少數，400名富豪只占全國13億總人口325萬分之一。對13億這個數來說，根本不占比例，甚至可以“忽略不計”。可是，就是這么一些人，卻占據了2013年全國GDP總量568，868億元的約6.1%，也即約近全國GDP總量的1/16!

　　除超級富豪外，當今中國還形成了一個被銀行界稱之為“高凈值人群”。按照胡潤研究院與興業銀行聯合發布《2012中國高凈值人群消費需求白皮書》，夠得上被稱為“高凈值人群”的，專指個人資產在600萬元以上的人群(恰恰同加拿大政府規定的“投資移民”資格——160萬加元相近)。按照擁有600萬元人民幣資產這一界限，全國有379萬3760人，占13億人口的不到0.3%。(據《胡潤2012年中國財富報告》提供的材料)

　　另一極，則是大多數人陷入了貧困：

　　1949年新中國建立，由于歷史的局限及長期戰爭(8年抗日戰爭和3年國共內戰)的影響，國家處于“一窮二白”的狀態。但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我們走的是社會主義道路，實行的是社會主義制度。其時盡管人們的生活水平不高(受制于當時發展水平)，但卻由國家、集體“統包”，百姓衣食無憂，生活安定。基本上做到了“生有所育，長有所學，壯有所為，老有所養”。全國人民，不管城鄉，生老病死有保障，更不存在什么“貧困人口”問題。

　　“改革”廢除了原先由國家、集體“統包”制度，這使極大多數人增加了住房、教育、醫療、就業和養老的負擔。隨著私有制的推行，社會兩極分化不斷加劇。除了少數人憑借特權、金錢和知識等諸多不平等因素“富”了起來;而大多數人則紛紛跌入貧困的深淵。

　　據法國埃菲社提供的資料，“有統計顯示，中國13億人口中近一半每天的生活費不足2美元，即處于貧困線以下。”(轉引自(《參考消息》2011年9月9日)

　　“每天生活費2美元”，這是什么概念?這是世界銀行劃定的世界公認的一般“貧困線”，也就是說，凡不到這一生活費標準的人們，均屬于“貧困人口”。精英們最常用的詞匯之一就是“與國際接軌”。“改開”以前，中國長期處在帝國主義的封鎖、制裁的條件下，只能實行“封閉式”的發展。因此，中國人民的實際生活水平很難用外部世界的貨幣價值進行衡量。“改開”以后，中國在經濟上完全融入了世界經濟體系，因此，用世界銀行界定的指標，作為衡量中國人的“貧困線”，是理所當然的。如果按照這一標準來“接軌”計算，確確實實有近一半中國人已淪為“貧困人口”!

　　中國的精英們很善于“作秀”。2008年他們拋開“與國際接軌”標準，人為地劃了一條“扶貧標準”線，以人均年收入785元為標準(人均每天2.15元合0.3美元);2012年才把這一標準提到1274元(人均每天3.49元，合0.5美元，可買1斤多大米!)，通過這種手法，數以億計的中國貧困人口迅速地“脫貧”，據說中國尚存的“貧困人口”僅為2688萬。

　　用一條中國特色的“扶貧標準”線，取代國際通用的“世行貧困線”，中國貧困人口就從約6億人一下變成了2688萬人!這種數字游戲雖然可以改變中國“貧困人口”的數字，但卻永遠改變不了我國兩極分化的嚴峻現實。

　　有人還是根據世界銀行報告的材料得出結論：“美國是5%的人口掌握了60%的財富，而中國則是1%的家庭掌握了全國41.4%的財富。中國的財富集中度甚至遠遠超過了美國，成為全球兩極分化最嚴重的國家。”(轉引自《新華社研究員：中國基尼系數實已超0.5 財富兩極分化》)

　　要問當今兩極人們的收入差距有多大?何止百倍、千倍乃至萬多倍!撇開那些超級富豪不提，僅以平安保險公司老總馬明哲年薪為例，年收入超過6600萬元。相比2010年深圳富士康“十四跳”自殺的青年工人們，他們的年收入僅為萬元出頭(月900元)。上下相差竟高達6000萬倍!

　　社會財富是全社會人們共同創造的，但不同人群根據其在社會中所處的不同地位，分配得到的份額是不同的。在總量不變的條件下，一部分社會成員分得多了，另外部分的社會成員必然就分得少了。少數人的暴富，必然是以侵占多數人的份額為代價的，這就是“切蛋糕”定律。

　　貧富兩極嚴重分化，這是“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政策——搞私有化“改革”的必然結果。不到1%的人的巨富，換來的是讓近50%的中國人——處于每天生活在不到2美元的貧困境遇之中。數以千萬計的工農勞動大眾下崗、失地，深陷在貧困絕境苦苦掙扎，永無出頭之日。新生資產階級窮奢極欲，官商一體，腐敗成風，整個社會浸染在拜金主義之中，這就是30多年“先富”政策“實踐”后的殘酷現實。

　　“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誰都知道，嚴重的貧富兩極分化，必然會導致社會危機。這是一個最淺顯的道理，是一個政治學中的ABC，毋須贅言。當然，這一危機只要還沒有達到“臨界點”，火藥桶還不至于立即爆炸。

　　當前，更為嚴重的問題是，中國經過30多年粗放式的發展，雖然大多財富被外資賺走了，但其本國畢竟也產生了一批“先富”人群。這可是我們的“發展成果”啊!可是如今這批富人已不再是中國人了，他們正紛紛把自己“變”成了外國人!盡管這些人如今多數仍留在中國繼續“賺錢”，但他們的身份已是外僑了。

　　“中國超級富豪成群外逃!”這已成了當今世界的一條國際新聞。德國《世界報》引述來自香港的消息報道：加拿大駐香港總領事館，因中國內地富豪的投資移民申請文件數量過多，致使加拿大政府不得不凍結了這個吸引投資移民的項目。

　　據說，加拿大駐香港總領事館收到的投資移民申請，2011年占當年加拿大在全球收到的此類申請總量的86%。2012年它已批準了3643張投資者簽證。中國人在簽證申請基礎上的投資許諾額已經達到75億加元(1加元約合5.52元人民幣)。目前加拿大駐香港總領事館共積壓了53580份投資移民申請。

　　中國的超級富豪也在排隊等待美國、新西蘭或澳大利亞的投資簽證。自2007年以來，美國早就成為中國人的首選移民國。

　　許多人想不通：“先富”人群不都是“三個代表”中的“佼佼者”嗎?為什么他們一旦“富”了起來，就不愿做中國人了呢?不僅把共產主義崇高信仰丟了個精光，怎么現在居然連自己的祖宗也不要了呢?

　　為什么會這樣?仔細想想，也不奇怪。

　　中國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人們大都懂得這樣一條基本常識：科學社會主義的本質是什么?《共產黨宣言》的回答是：“共產黨人可以用一句話把自己的理論概括起來：消滅私有制。”

　　在推行了30年社會主義公有制的中國，現在重新恢復私有制，那些“先富”人群，即新生資產階級分子(多數都是共產黨員)，當然害怕哪一天會因政策的改變，政局的波動，突然失去自己那些已經“撈”到手的私有財產。怎么辦?為了保住自己的私有財產，他們可以不要崇高的共產主義信仰，可以不要黨組織，可以不要自己的祖國，紛紛爭先恐后地移民國外。他們寧愿去外國做一名富裕的“白華”，也不愿留在國內做“三個代表”。一句話：是“私”字蒙住他們的了心竅，失去了良知。不僅背棄了革命，而且連最起碼的愛國主義也不要了。

　　如此看來，中國30多年的發展，盡管有漂亮的GDP數字，肥了一大批境外投資者，造就了一批“先富”人群，除國家增加了一些財政收入(這可說是最大的收獲)，使“公務員”改善了待遇(他們再不是焦裕祿式的“干部”了);對絕大多數的中國人來講，似乎意義不大。

　　可是，對整個國家、民族與子孫后代來講，卻付出了無可估量的代價：中國的資源耗盡了;中國的環境污染了;中國的食品安全沒有了;發展的最大成果——中國的富人——帶著財富出走了;人們的信仰破滅——人心渙散了;國家、民族的凝聚力喪失了——重回舊中國“一盤散沙”狀態;留下的是兩億多的貧困的“農民工”——新無產階級和近6億的“貧困人口”。

　　這批新無產階級，他們在城市里“打拚”了幾十年，絕大多數仍是居無房，安無家，工作、福利沒保障，回老家發現連土地也沒了。他們老了誰來養?結論是：13億中國人民離“共同富裕”的目標不是近了，而是更遙遠了!

　　“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政策，通過搞私有制，走資本主義道路，實行資本主義制度，其結果就是嚴重的“兩極分化”，它決不是奔“共同富裕”的強國之路。

　　現實再一次證明：資本主義道路在中國走不通!這樣的道理難道還不明白嗎?

　　歷史告誡：資本主義道路在中國走不通

　　其實，“資本主義道路在中國走不通!”這在中國近代史上早有結論。

　　自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一些先進的中國人就一直憧憬在中國發展資本主義，主張通過走資本主義道路，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讓中國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從1859年太平天國干王洪仁玕，在《資政新篇》中為中國人描繪出第一張發展資本主義藍圖起，其后，再從康有為到孫中山，都虛心地向西方學習，一心一意地要走資本主義道路，可是，一次次地都失敗了!中國眼睜睜地只能一步一步地淪為世界資本主義的附庸——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

　　這究竟是為什么?這是受近代世界的總體格局和中國自身的國情特點所決定的。

　　世界近代歷史，是一部資本主義的發生、發展史。資本主義的發生、發展史，又是一部貧富兩極分化史。

　　人所共知，資本增殖過程就是少數人剝削、奴役多數人的過程，而不是相反。資本主義在一國的發展，必然會造就社會兩極：一極是掌握資本的少數資產階級;另一極是出賣勞動的多數勞動階級。資本主義在世界范圍的發展，必然會把世界分裂為兩個部分：少數國家成為資本主義宗主國;多數國家淪為殖民地、半殖民地附庸。資本主義世界的統一體，實質上就是這樣由既是相互對立、又相互依存的兩個部分(宗主國與殖民地)構成的。

　　資本與勞動的關系，宗主國與殖民地附庸的關系，首先是少數與多數的關系。同時又是少數人、少數國家富裕，多數人、多數國家貧困的關系。不能設想，資本的增殖過程會出現多數人發財的“共同富裕”現象。另外，這一少數與多數關系，總是建立在殘酷的壓迫、奴役，以至以血與火的暴力基礎之上的。

　　自1640年英國資產階級革命開始，歷經兩個世紀的血與火的斗爭與發展，到19世紀中期，近代世界的資本主義體系的格局基本確立。這就是：

　　以英美法俄日德意七國為一方，是為資本主義宗主國;以其他亞非拉多數國家為另一方，是為資本主義的殖民地、半殖民地附屬國。雙方的關系：政治上是統治、奴役與被統治、被奴役的關系;經濟上是剝削、掠奪與被剝削、被掠奪的關系;軍事上是奢殺、征服與被奢殺、被征服的關系。這就是近代資本主義體系世界的國際格局。

　　世界格局一旦形成，就具有相對的穩定性。如無新的變革，它就會一直在自己的軌道上運行，并經歷其“發生、發展到消亡”的全過程。

　　中國是世界的一部分，近代中國歷史的發展，不可能不受制于整個近代世界歷史發展的進程。既然中國在19世紀中期——資本主義世界格局形成之前，未能成為資本主義國家，未能擠進資本主義宗主國的行列;那么，就只能被拋入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附屬國行列，歷史的命運就是如此。

　　自從二三百萬年前，地球上出現人類起，世界歷史也就開始了。如果按照人類的生產方式來劃分，人類歷史歷經了原始經濟、自然經濟和知識經濟三個時代。

　　原始經濟時代：它是人類社會發展的第一個階段，也就是原始社會階段。在原始社會中，人們受發展水平的限制，其生存手段全靠大自然的恩施——通過狩獵與采集的方式獲取食物。這一階段，歷經了漫長的二三百萬年的時間。

　　自然經濟時代：它是人類發展的第二階段。五千年前，人類進入文明階段(它以文字的產生為標志)。就生產方式而言，它已從人類單純向大自然的索取，轉化為通過利用自然條件的農業與手工業的生產方式。這一階段，從公元前3100年古埃及國家出現到18世紀中期工業革命開始，歷經了近五千年的時間。

　　知識經濟時代：它是人類發展的第三階段。從公元18世紀中期工業革命起發展至今。隨著人類文明的發展與進步，人們開始把知識真正轉化為生產力，它以機器問世為標志。人類主要依靠自己的知識，以科學技術為重要手段，來獲取自己需要的工、農業產品。這一階段，至今還不滿3個世紀。

　　世界古代史橫跨原始經濟與自然經濟兩大時代，它歷經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的三個時期。世界近代史就是知識經濟時代的資本主義階段和社會主義階段。

　　1640年英國資產階級革命是世界近代歷史的開端。從那時起，隨著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確立，世界歷史發生了五千年來從未出現過的變局：從生產方式上的質變——從自然經濟向知識經濟的轉變，直至整個社會在政治、思想、文化等整個上層建筑的變革。中世紀各個地區封閉發展的世界格局被新的資本主義世界秩序所取代。這既是舊的封建主義的最大危機，同時又是新生的資本主義的絕好的機遇。世界上的所有國家、不同民族都得在這一變革過程中接受歷史的檢驗和挑選。

　　在17世紀40年代到19世紀中期近代世界格局形成的過程中，很遺憾，我們中國——這一文明悠久、古老的封建帝國，在近代世界格局“洗牌”過程中落伍了，未能擠上資本主義時代的列車，最終被淘汰出局。

　　中國為什么在近代世界格局“洗牌”、形成的過程中，沒能成為資本主義宗主國，而淪落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命運?這里邊原因很多，也很復雜。不過主要的還是中國自身的國情特點所決定的，它是歷史發展辯證法內在演變的必然結果。

　　中國自古以來就是一個大國，具有廣袤的國土和眾多的人口;古代中國的政治、經濟和文化，都長期走在世界歷史發展的前沿，它曾經創造過光輝燦爛的古代中華文明，并對世界歷史的發展產生過深遠的影響。

　　然而，世界上任何事物的發展都是辯證的。大國，廣袤的國土和眾多的人口，長期走在世界歷史發展的前沿，固然是古代中國發展的有利條件;但同時又是近代中國發展的不利條件，是近代歷史發展的惰力和阻力。“船大調頭難”，“大有大的難處”，“天朝”大國長期領先，必然滋長自大、保守、固步自封，從而喪失積極進取的活力，等等。綜合這些，使中國這一老大帝國，在人類歷史從自然經濟向知識經濟轉型的關鍵時刻落伍了!這一落伍，也造就了近代百年中國的一部“痛史”。

　　另外，從客觀原因上講，資本主義體系的最大特點，就是只允許少數世界人口能幸運地成為資本主義宗主國成員;多數世界人口只能淪為資本奴隸(殖民地附庸)。

　　回顧世界近代史上早期發展的資本主義強國，從西班牙、葡萄牙、荷蘭、英國，以至其后的法、美、德等國，其發展起始，幾乎沒有一個是龐然大物。概括起來，一句話，正因為古代中國是個長期領先世界的封建大國，這才是近代落后的根本原因。

　　出路：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

　　像中國這樣的人口大國，想要通過走資本主義道路實現“共同富裕”，只能是做夢!美國總統奧巴馬2010年在訪問澳大利亞前在白宮接受澳大利亞電視采訪時，講過一番耐人尋味的話：

　　“如果10多億中國人口也過上與美國和澳大利亞同樣的生活，那將是人類的悲劇和災難，地球根本承受不了，全世界將陷入非常悲慘的境地。”“中國人要富裕起來可以，但中國領導人應該想出一個新模式，不要讓地球無法承擔。”

　　不能說奧巴馬的這番話全屬惡意。他至少在告誡我們：中國要重走西方資本主義老路，實現富民強國，不可能!(這句話背后的含意很豐富，也很深刻)

　　那么，中國的出路何在?其實，中國共產黨人早就回答過這個問題，這就是：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

　　習近平總書記上任后，在多個場合多次講話中都旗幟鮮明地強調過：

　　“歷史和現實都告訴我們，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社會主義而不是其他什么主義，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不能丟，丟了就不是社會主義”;因此，要“堅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見《習近平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就是黨的生命》、《習近平在新一屆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記者見面會上的講話》)

　　結論還是一個：

　　我們再不能猶豫，走社會主義道路，奔“共同富裕”，才是我們實現偉大民族復興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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