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為文化革命吶喊

　　魯迅：為文化革命吶喊

　　在中華文化史上，有沒有一個詞可以概括魯迅?

　　有!

　　那就是：顛覆!

　　在魯迅筆下，阿Q、孔乙己、狂人，是顛覆;歷史傳說同樣是顛覆：《理水》中的大禹是一個滿身污穢的泥腿子，《非攻》中的墨子是反抗特權壓迫而不惜與剝削者同歸于盡的底層造反派;至于魯迅的雜文、散文，更是顛覆：“地火在地下運行，奔突;熔巖一旦噴出，將燒盡一切野草，以及喬木，于是并且無可朽腐。但我坦然，信然。我將大笑，我將歌唱。”(《野草·題辭》)

　　魯迅不是在寫作，而是喊出五四運動的強音：顛覆。

　　五四運動要顛覆舊制度舊文化，那么，什么是“舊制度舊文化”?

　　不是單純意義上的封建制度和封建文化，而是表現為封建制度和封建文化形態的整個私有制和私有觀念。

　　那給予五四運動堅強支撐的《狂人日記》，以否定數千年“人吃人”歷史的猛烈炮火，分明展開馬克思“與傳統所有制和傳統所有觀念實行徹底決裂”的魯迅式宣言。

　　五四運動要建樹的新制度新文化，決不是資本主義的民主、自由、人權，而是耀出社會主義曦光的公有制和公有觀念。

　　五四運動決不是自由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心靈圣地，而是工農兵文化勝利進軍的橋頭堡。

　　五四時期，周作人首倡“人的文學'”，那是對舊文化的抽象顛覆;而繼起的“平民文化”，則以對知識分子的啟蒙，開拓了通向工農兵文化顛覆官僚特權文化的光明路。

　　魯迅是這一顛覆的舉旗人。

　　魯迅，標志著中華文化進入新的歷史紀元，標志著文化領域中帝王將相、才子佳人的覆亡，標志著工農兵在知識化進程中新形象的崛起。

　　這是一個長期而曲折的過程。

　　從五四時期郭沫若最先喊出“革命文學”，到延安時期的解放區文藝，再到建國后批判《武訓傳》、《清宮秘史》，批判俞平伯、胡適，以及鼓動大躍進的工農兵詩歌，直到文化大革命時期的“八個樣板戲”，中國新文化以革命的激情和左傾的激進，不斷深化著工農兵占領上層建筑舞臺的壯舉，不斷進行著文化領域掃除老爺太太、富豪大亨等一切特權剝削的偉大實驗。

　　魯迅是“革命激情和左傾激進”的正印先鋒：

　　他激烈否定中國舊文化：“少看——甚至不看——中國書，多讀外國書。”(《華蓋集·青年必讀書》)

　　他猛烈抨擊中國舊文化的剝削實質：“中國的文化，都是侍奉主子的文化，是用很多人的痛苦換來的。無論中國人、外國人，凡是稱贊中國文化的，都只是以主子自居的一部分。”(《集外集拾遺·老調子已經唱完》)

　　他冷峻地刺向中國舊文化的思想權威：“孔夫子曾經計劃過出色的治國的方法，但那都是為了治民眾者，即權勢者設想的方法，為民眾本身的，卻一點也沒有。”(《且介亭雜文二集·在現代中國的孔夫子》)

　　他無情地揭穿“知識精英”們的虛偽與齷齪：“現在我們所能聽到的不過是幾個圣人之徒的意見和道理，為了他們自己;至于百姓，卻默默的生長，萎黃，枯死了，像壓在大石底下的草一樣，已經有四千年。”(《集外集·俄文譯本〈阿Q正傳〉序及作者自敘傳略》)

　　激進的魯迅立下毒誓：“所謂中國的文明者，其實不過是安排給闊人享用的人肉宴席。所謂中國者，其實不過是安排這人肉筵宴的廚房，不知道而贊頌者是可恕的，否則，此輩當受永遠的詛咒。”(《墳·燈下漫筆》)

　　晚年的魯迅熱情贊頌：斯大林的蘇聯共產主義實驗“將‘宗教、家庭、財產、祖國、禮教……一切神圣不可侵犯’的東西，都像糞一般拋掉，而一個簇新的、真正空前的社會制度從地獄底里涌現而出。”(《南腔北調集·林克多〈蘇聯聞見錄〉序》)

　　顛覆一切!

　　錢理群說：“當魯迅將他自我放逐，或者整個學界、整個社會把他放逐時，他所達到的境界：……對現有的語言秩序、思想秩序和社會秩序給以一個整體性的懷疑、否定和拒絕。也就是把‘有’徹底掏空。”(《與魯迅相遇》)

　　朱壽桐說：“傳統觀念中有價值的東西被魯迅概視為無價值的。”(《孤絕的旗幟》)

　　偏激魯迅，坐不坐得文化戰線上“極左”陣營的第一把交椅?

　　魯迅自己就說：“我常常覺得惟‘黑暗與虛無’乃是實有，卻偏要向這些做絕望的抗戰，所以很多著偏激的聲音。”(《致許廣平》)

　　其實，這樣的偏激，早被孔子保留在2500年前的《詩經》中，那“與汝偕亡”的決絕，刻錄著人類史上被壓迫者寧死抗爭特權剝削的不屈精神。

　　這樣的偏激，更散見于世界各民族大大小小數百次數千次農民起義的暴烈行動中。

　　這樣的偏激，也再現于中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

　　這樣的偏激，甚至以“草”、“苗”關系的別樣形態，發自到底是共產黨人的鄧小平的肺腑：“風氣如果壞下去，經濟搞成功又有什么意義?”(《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上的講話》1986，1，17)

　　“造反有理”!

　　魯迅立足民眾中，固執著與特權剝削的勢不兩立;他以對被壓迫階級文化觀念的聚焦與升華，成為幾千年農民革命的思想泰斗和后來毛澤東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的啟蒙宗師。

　　魯迅分明是20世紀中國文化戰線上揭竿而起的陳勝吳廣、黃巢李闖、太平天國。

　　不認同這一點，就不能理解魯迅。

　　然而，魯迅又是中國舊文化的承載者和繼承者。

　　魯迅熟讀儒學經典。他說：“我幾乎讀過十三經”。 (《華蓋集·十四年的“讀經”》)

　　馮雪峰的《關于魯迅在文學上的地位》得到魯迅認可。馮雪峰說：魯迅顯示了中華民族與文化的精神，繼承了“中國文學史上屈原、杜甫等的傳統。”(轉引自田剛：《魯迅與中國士人傳統》)

　　魯迅是中國儒學思想的產兒。“無論是考察魯迅的家學淵源，還是考察魯迅所受的私塾教育，我們都可以這么說，魯迅自小就沉浸在一種儒學的范圍中。”(袁盛勇：《魯迅：從復古走向啟蒙》)

　　魯迅一生，與中國古典文化相始終。盡管他“對傳統文化采取徹底批判和否定態度”，但“其價值支點是著眼于現實改革的歷史評價”;在深層文化心理中，魯迅對傳統文化精神有著“非自覺認同。”(田剛：《魯迅與中國士人傳統》)

　　這是怎樣的“非自覺認同”?

　　青年魯迅有著熱烈的民族心：“中國之在天下……若其文化昭明，誠足以相上下者，蓋未之有也。……中國之立于亞洲也，文明先進，四鄰莫之與倫。” (《墳·摩羅詩力說》)

　　魯迅為中華文化而自豪：“華土奧衍，代生英賢，或居或作，歷四千年，文物有赫，峙于中天。”(《且介亭雜文·河南盧氏曹先生教澤碑文》)

　　魯迅決不肯做“中西方人”，他為光大中國文化，一生不辭辛苦，出版了《中國小說史略》、《漢文學史綱要》、《北平箋譜》，以及木刻、版畫，乃至嘔心瀝血，九校《嵇康集》。

　　魯迅并不否認孔子的偉大：“如果孔丘、釋迦、耶穌基督還活著，那些教徒難免要恐慌。對于他們的行為，真不知教主先生要怎樣慨嘆。

　　所以，如果活著，只得迫害他。

　　待到偉大的人物成為化石，人們都稱他偉人時，他已經變了傀儡了。”(《華蓋集續編·無花的薔薇》)

　　其實，魯迅的本體思想就是中國儒學——孔子學說。

　　孔子學說的道德指向：圣!

　　孔子真誠地表達對公有制和公有觀念的向往。這種向往，通過“圣”——“博施于民而能濟眾”(《論語·雍也》)，給予抽象的確立。

　　孔子學說的核心：仁!

　　人類進入私有制社會，“圣”已不復存在。但是，“圣靈附體”于仁。

　　“仁者愛人”?？鬃恿⒆闼接兄片F實，以“私”為準則，主張“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即從自我出發，將喜怒哀樂推之他人。那么人人由己及人，由“愛己”而“愛人”，則人人整體之公義便在人人個體之私利中曲折實現。

　　這是“圣”即公有觀念在正視私有制條件下的變通。

　　孔子確立了倫理原則，需要“禮”即制度保證：德政!

　　善的等級制。

　　私有制不能像公有制那樣消滅等級制;但可以而且必須以公有觀念規范、制約等級制。

　　孔子要求君正臣忠，父慈子孝，互相關心，各司其職，各盡其分。為政者以德，關心愛護百姓;為民者以忠，遵紀守法。也就是社會和諧，即“中庸”。

　　孔子主張剝削階級與人民大眾的階級合作;但如果統治階層放縱私欲，倒行逆施，又如何?

　　革命!

　　孔子推崇：“革故鼎新”(見《周易·雜卦傳》)，肯定革命的重大意義：“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大矣哉!”(見《周易·彖傳》)

　　盡管由于私有制和封建社會特權剝削的強勢，儒學思想體系不可避免地支撐了中國社會的君主專制、特權腐敗與階級剝削，但這個體系自孔子、孟子、董仲舒、朱熹二程到王夫之、黃宗羲、康有為，始終涌動著一條激烈革命的潛流，那就是以“民重君輕”的執著，發展著對封建社會和儒學思想體系自身的否定。晚唐皮日休甚至喊出：“后之王天下，有不為堯舜之行者，則民扼其吭，捽其首，辱而逐之，折而族之，不為甚矣。”(《原謗》)

　　因此，中國農民起義，總能從孔子學說的武庫中找到適合自己反抗的兵鋒;尤其“均貧富”，幾乎成為歷次農民革命的旗幟。

　　作為農民革命的思想大成，魯迅最強烈最極端地表現出對儒學思想體系的否定。

　　魯迅是歷史變革時期內在動力的結晶。

　　在中國封建社會，任何對儒學思想體系的否定都不能徹底，而只能在量變中積聚質變。只有到了資本世紀，儒學思想體系才具備了崩潰條件，也才能出現執行這一“崩潰”的顛覆者。

　　在德國，馬克思顛覆黑格爾哲學體系，剝出了黑格爾的革命內核;在中國，魯迅顛覆儒學思想體系，剝出了儒學的革命內核。

　　魯迅將孔子向往的“圣”融在自己的血液中：“用無我的愛，自己犧牲于后起的新人。”(《墳·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

　　魯迅認同孔子主張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自己活著的人沒有勸別人去死的權力，假使你自己以為死是好的，那么請你自己先去死吧。”(《集外集拾遺補編·關于知識階級》)

　　孔子將儒學思想的貫徹執行，寄托于中國“士大夫”。魯迅就是許廣平說的中國“最后一個士大夫”。(《元旦憶感》 轉引自田剛：《魯迅與中國士人傳統》)

　　孔子規定“士大夫”：“君子謀道不謀食”，“君子憂道不憂貧”。(《論語·衛靈公》)

　　余英時釋孔：“中國知識階層剛剛出現在歷史舞臺的時候，孔子便已努力給它貫注一種理想主義的精神， 要求它的每一個分子——士——都能超越他自己個體的和群體的利害得失，而發展對整個社會的深厚關懷。”(《士與中國文化》， 轉引自田剛：《魯迅與中國士人傳統》)

　　說“超越”，有點勉強。其實，孔子自己就不能超越?？鬃訉W說立足于私有制的等級社會，以“自我”為軸心，他期待：“謀道”而“富”在其中;“憂道”而“貴”在其中。“士”者，當然熱衷于對“富貴”的追求，也不能免從上面俯視民眾的高傲。

　　然而，孔子要求：居尊貴，在于承擔更重的社會責任;享榮華，在于對社會更多的付出。“士” 必須信守“不義富且貴，于我如浮云”的孤潔，必須有著維護“高傲”的尊嚴而為民眾事業犧牲的自覺。

　　“士志于道”。

　　孔子要求“士”的人生價值在社會整體利益中得到實現，“士”的個體私利在對社會公利的貢獻中得到回報。也就是以對社會公德的自覺，用“士”復雜勞動的文化產品與社會其他產品進行公正交換，按勞分配。

　　這是打了折扣的理想主義，然而，對于中國幾千年封建社會的大多數“士”們，依然高難攀。他們被訓導“士志于道”，卻又饞涎高官厚祿，于是，“偽善”便成為“士”這個群體的隨“形”之影。

　　五四時期，封建體制解體，“士”這個階層也趨于沒落。然而，“偽善”的陰魂不散，附體于新的知識階層。中國知識分子的追名逐利，唱出了資本主義民主、自由、人權的高調，或者舉起了社會主義和“無產文學”的招牌。偽善，在新形態下鬼影憧憧。

　　被陶行知在《守財奴想到守知奴》中稱為“士大夫的新代表胡適”，猶疑于自我得失，聯姻著新生資產階級的軟弱，在新文化顛覆舊文化的大轉折時代，未能從“士”這個沒落群體中超脫，甚至未能免“士”這個知識分子“為王前驅”的整體宿命，屈膝作了特權剝削的幫忙、幫閑，乃至幫兇。

　　胡適無足為儒學精神的繼承者。

　　魯迅是“士”，但他將救世情結與“無我”品格相融合，感受著新生無產階級的勃勃生機;他顛覆了“士”這個知識分子群的宿命，持戈“為民前驅”，伸張被壓迫階級的“私利”，開拓人類解放公天下的新境界。

　　魯迅捍衛了“士大夫”應有的光榮，實現了“道”的升華。

　　魯迅認同孔子推崇的“自我”。他說：“我小時候，因為家境好，人們看我像王子一樣，但是，一旦我家庭發生變故后，人們就把我看成叫花子都不如了。我感到這不是一個人住的社會，從那時起，我就恨這個社會。”(《魯迅生年史料匯編》，轉引自辛曉征：《魯迅》)

　　不平而鳴。恨，因于私欲受辱、私利受損的錐心之痛;沒有“以身殉道”的牽強，也沒有 “獻身理想”的自得，而是充滿原始意味的為人生變革的抗爭。

　　從優越的眾人捧，到奴隸般的被歧視，魯迅公然宣言在淪落中獲得的與最廣大被壓迫人民一致的私利，一致的階級仇恨。他明確捍衛“私利”：“我們窮人唯一的資本就是生命。以生命來投資，為社會做一點事，總得多賺一點利才好;以生命來做利息小的犧牲，是不值得的。”(《集外集拾遺補編·關于知識階級》)

　　魯迅已經不是個體的“自我”，而是被壓迫階級整體的“自我”。他期待：知識分子的“一身，就是大眾的一體，喜怒哀樂，無不相通。”(魯迅：《且介亭雜文末編·關于太炎先生二三事》)

　　深切感受著被壓迫的痛楚，魯迅的反抗真實而堅定;與廣大民眾同著脈搏，魯迅的私利升華為民眾的公利。

　　魯迅因此繼承了儒學傳統，更升華了儒學傳統;他以根深蒂固的民本思想，聚魂于“士”之精神，無愧“最后一個士大夫”。

　　魯迅是叛逆的士大夫。他借魏晉文學，一吐胸中塊壘：“表面上毀壞禮教者，實則倒是承認禮教，太相信禮教。因為魏晉時所謂崇奉禮教，是用以自利。……于是，老實人以為如此利用，褻瀆了禮教，不平之極，無計可施，激而變成不信禮教，甚至于反對禮教。”(《而已集·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的關系》)

　　黃鐘毀棄、瓦缶長鳴。“瓦缶”堂而皇之登壇，“黃鐘”成了偽善的祭品。

　　魯迅鐘愛莊子、屈原那否定丑惡現實的剛正和汪洋恣肆的文風。但在特權專制的重壓下，莊子、屈原只能“質本潔來還潔去”，在絕望中避世或者投江。

　　嵇康，是魯迅的最愛。他的反抗激烈豪邁。然而也只能用一曲《廣陵散》的絕傳，崩斷悲憤的心弦。

　　近乎絕望的魯迅于方寸間浩蕩著莊子、屈原、司馬遷、嵇康們在中國歷史上掀動的抗爭風暴，低吟著他們余音不絕的悲歌，卻于悲歌中悸動微茫的希望。

　　時勢造人!

　　資本主義生產力的無限生機為否定私有制準備了物質條件，工人階級的崛起為創造社會平等展現了科學力量。馬克思主義誕生了。它迎向特權剝削這個龐然大物，逆勢而起。

　　魯迅是這個轉折關口的莊子、嵇康，是對儒學思想體系實現超越的士大夫;他的悲憤萌生了希望戰勝絕望的曙光，他的叛逆出現了可以支撐他勇敢戰斗的新勢力——正在覺醒的中國人民和正在崛起的世界社會主義。

　　魯迅以對儒學思想體系的否定，實現著向儒學本質的回歸：“把古時好的東西復活，將現存的壞的東西壓倒。”(《集外集拾遺補編·關于知識階級》) 這就是公元前500年人類軸心時代確定的公正、平等、善良的人類精神。

　　在中華民族，這個精神曾經是孔子形態，孟子形態，朱熹形態，康有為形態;也曾經是屈原形態，嵇康形態，李贄形態。20世紀上半葉，聚焦為魯迅形態。

　　魯迅形態是顛覆。

　　為著顛覆，魯迅向舊制度舊文化擲出投槍。

　　孫中山說：“我中國人民久處于專制之下，奴心已深，牢不可破。”(《建國大綱》)

　　梁啟超說：“中國數千年之腐敗，其禍極于今日，推其大原，皆必自奴隸性來，不除此性，中國萬不能立于世界萬國之間。”(見林偉民：《中國左翼文學思潮》)

　　——魯迅向奴心奴性擲去投槍。

　　在《狂人日記》中，他冷酷地否定無辜者的存在。鋒刃所向，無分“上等人”和“下等人”，無分剝削者和勞苦大眾。

　　在《墳·燈下漫筆》中，他筆觸悲憤：“中國人向來就沒有爭到過‘人’的價格，至多不過是奴隸，到現在還如此。”

　　不僅如此。“滿洲人自己，就嚴分著主奴，大臣奏事，必稱‘奴才’，而漢人卻稱臣……，其地位還下于奴才數等。” 所謂“臣”，原不過下下等奴才的蔑稱。(魯迅：《且介亭雜文·隔膜》)

　　中華文明的一切傳統美德：忠孝、仁義禮智信、勤勞勇敢……，統統被魯迅置于專制與奴性的總題目下予以批判：華老栓有“父慈”之德，卻散溢著喝革命者血的愚昧;阿Q勇敢地走上刑場，卻展示著心靈的麻木;閏土終生勤勞，卻抱定逆來順受的卑下……

　　魯迅把中華民族比喻為在一間鐵屋子中酣睡的人群，瀕臨滅亡而不自知。即便少數人覺醒，也無力阻止中國沉淪，甚至被視為“瘋子”，遭到圍攻。魯迅自嘆：“我先前的攻擊社會，其實也是無聊的。社會沒有知道我在攻擊，倘一知道，我早已死無葬身之所了……民眾的罰惡之心，并不下于學者和軍閥。”(《而已集·答有恒先生》)

　　愚弱的國民，卑怯的靈魂。舊制度舊文化，毒害每一個人的身心。

　　中華民族，如何才能蘇醒?

　　那竟是入侵者暴虐和獸行的刺激!胡適說：“我們深深感謝帝國主義者，把我們從這黑暗的迷夢里驚醒起來。”(《慈幼的問題》)

　　當日本兵的刺刀挑碎了神州大地，當侵略者的暴行使中國人“做奴隸而不得”，中華民族終于睜開惺忪的睡眼……

　　沒有日本帝國主義的入侵，就沒有中國共產黨的壯大和毛澤東的新中國。“他們這個侵略對于我們很有好處，激發了我們全民族反對日本帝國主義，提高了我國人民的覺悟。”(毛澤東：《堅定地相信群眾的大多數》)

　　因為，在蔣介石專制獨裁下，沉睡的國民大約不必覺悟，可以“做穩奴隸”。

　　曾經，為民眾解放而飲刃的辛亥黨人，不被民眾理解——

　　《藥》中的革命者夏瑜不僅被反動勢力吞噬，而且被“華”+“夏”的整個華夏民族吞噬：華小栓期望夏瑜的血治好自己的病，夏瑜的母親不理解兒子的義舉，反為兒子的“罪”背負沉重壓力。革命者，原是“人民公敵”。

　　《明天》中單四嫂子的希望，不是反抗的勝利，而是夢中的安慰。

　　《故鄉》的主人公將命運寄托在一副敬神的香燭上。

　　曾經，為民眾解放而斷頭的共產黨人，也不被民眾理解——

　　1928年，蔣介石專制政權在長沙屠殺共產黨人，所得的卻是大批看客蜂擁圍觀。“全城男女往觀者，終日人山人海，擁擠不通……交通為之斷絕”：看懸掛的共產黨人的“首級”，看暴露街頭的共產黨人的“女尸”。

　　魯迅含悲忍憤：“我們中國現在的民眾，其實還很不管什么黨，只要看‘頭’和‘女尸’。”(《三閑集·鏟共大觀》)

　　麻木的心靈，助長著統治者的殘暴，助長著苛酷的剝削和貪婪的嗜血，助長著一切卑劣一切惡。“暴君的臣民，只愿暴政暴在他人頭上，他卻看著高興。”(魯迅：《熱風·隨感錄六十五》)

　　其實，非中國獨然。只要鼓吹和縱容私有制，天下盡同。被魯迅痛斥的“國民性”，原也是資本世界的“世民性”。

　　傅立葉并非僅為法國感慨：醫生希望病人增多;律師希望家家打官司;建筑師夢想起大火，燒毀半個城市;玻璃匠盼望下冰雹，打碎所有的玻璃;裁縫和皮匠則指望大家的衣服和皮鞋很快穿壞，好給他們帶來更多的生意……

　　亞當·斯密并非僅為英國感慨：“正是人們對有錢有勢者在感情上的認同支撐著社會秩序和等級差別。”(《道德情操論》)

　　恩格斯并非僅為德國感慨：“政府的惡劣，就可以用臣民的相應的惡劣來辯護和說明。”(《費爾巴哈與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

　　同樣，沉迷于私有制的泱泱中華，豈能超脫“同一個世界，同一個夢想”!

　　毋庸諱言，若非國民的冷漠乃至縱容，蔣介石敢對日本侵略者屈膝求和?胡適敢鼓吹蔣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其能現奴顏婢膝昏暮乞憐于權貴之間者，必其能懸順民之旗簞食壺漿以迎他族之師者也。”(梁啟超：《論權利思想》)

　　史跡斑駁。曾經的中華民族不是意滿志得做起“大元”的順民嗎?不是昂首挺胸甩動“大清”的辮子嗎?那么，再做一回哼著櫻花之歌、舉著太陽旗的大日本國民又何妨?

　　這并非激憤之語。事實上，如果沒有資本主義精神對民主政治、民族獨立的張揚，如果沒有社會主義崛起展現出人類解放的光明前景，如果沒有聯合國憲章對國與國之間主權侵略的拒絕，如果沒有斯大林的蘇聯成為反納粹的中流砥柱，如果沒有羅斯福的美國領導世界堅持反法西斯的義舉，最后，如果沒有毛澤東的中國共產黨成為中華民族抗擊日本帝國主義的不倒戰旗，那么，不僅溥儀可以登基“滿洲國”作日本的兒皇帝，不僅汪精衛可以割據南京做日本的傀儡，便是偏安重慶的蔣介石政權，也一定不免開門揖盜，成為太陽旗下的漢奸。

　　美國當局看透了蔣介石，曾于失望之余悲觀估計：“也許一年之內，國民黨政府就會變成一個日本大滿洲國了。”(邁·沙勒：《美國十字軍在中國(1930—1995)》轉引自張宏毅：《近代以來中美俄日關系的特點》)

　　蔣介石不諱言：“我的責任是將共產黨合并國民黨成一個組織，……此事乃我生死問題。此目的如達不到，我死了也心不安，抗戰勝利了也沒有什么意義。”(《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文件選集》 轉引自楊奎松：《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

　　——分明的漢奸心態!

　　如果不是西安事變，中國共產黨可能重蹈法國巴黎公社的覆轍。

　　1871年，巴黎公社起義，德奧侵略者和法國大資產階級賣國政府達成“默契”：德奧大軍負責圍困，讓法國資產階級軍隊向本國同胞大開殺戒;炮火中，成千上萬的工人喋血，巴黎公社淪亡。

　　1936年，蔣介石憑借圍剿摧折紅軍90%兵力的有利形勢，將紅軍一路趕殺至陜甘荒涼之地。30多萬剿共部隊虎視眈眈，與大軍壓境的日本侵略軍互成犄角，形成合圍的“默契”。 1萬多紅軍命懸一線，毛澤東憂心忡忡：“我們現在好像坐牢一樣，前門是日本人守著，后門是蔣介石守著。”(見吳江雄：《毛澤東談古論今》)

　　蔣介石駕臨西安指揮剿共。張學良苦諫，蔣介石鐵了心：“即使你用手槍把我打死，我的剿共政策也不會改變。”

　　西安事變，“張、楊以他們個人被囚被殺的悲壯結局，換來了全民族的抗日戰爭，可謂功蓋華夏，永彰史冊”;西安事變更將紅軍從危亡中解脫，毛澤東感嘆：“把我們從牢獄情況下解放出來。”(均見《北京晚報·江山》 2011，7，22)

　　然而，西安事變，也使蔣介石在消滅共產黨的大好時機前功虧一簣。一句“漢卿負我”，濃縮了蔣介石半生血淚。

　　張學良“負“了蔣介石什么?

　　——“寧與友邦，不與家奴”。

　　在張學良的心目中，民族利益高于一切。無論出于少年英雄報國心切，還是書生意氣為“普世價值”的天真，張學良都遠不及蔣介石的深邃：從來的民族斗爭之本質訴求，是階級利益和階級斗爭。

　　蔣介石深諳此道。魯迅也深諳此道，他以如炬目光洞穿蔣介石，凌厲透析“攘外必先安內”的階級根源：“新花樣的文章，只剩了‘安內而不攘外’、‘不如迎外以安內’、‘外就是內本無可攘’這三種了。……前清末年，滿人出死力鎮壓革命，有‘寧贈友邦，不給家奴’的口號，漢人一知道，更恨得切齒。其實漢人何嘗不如此?吳三桂之請滿兵入關，即‘人同此心’的實例。”(《偽自由書·文章與題目》)

　　蔣介石無非吳三桂的別樣形態。

　　凡是剝削階級，盡管披一張光鮮的外皮，把“愛國”喊得震天響，但一到關鍵時刻，為了自己的“小九九”，是絕不吝惜撕破一切廉恥，出賣祖國主權和民族利益的。

　　因為，剝削階級的階級利益——保持剝削人民的特權，遠高于民族利益。

　　這是特權剝削者從娘胎里帶出的惡臭與恥辱。

　　一個民族容忍乃至縱容這個恥辱，那是民族的恥辱。

　　整個人類容忍乃至縱容這個恥辱，那是人類的恥辱。

　　中華民族至今沒有擺脫恥辱，整個人類至今沒有擺脫恥辱。

　　消除恥辱，必須認知恥辱。“應當讓受現時壓迫的人意識到壓迫，從而使現時的壓迫更加沉重，應當宣揚恥辱，使恥辱更加恥辱。”(馬克思：《〈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

　　特權剝削最集中地抽象著民族和人類的“恥辱”。 不消除這個“恥辱”，就沒有中華的崛起，也沒有人類的崛起;而沒有全民族全人類在私有制和私有觀念中的自省與救贖，也不能根絕特權剝削。

　　魯迅深厭國民性的惡劣，但他“揭發缺點，意在復興。”(《致尤炳圻》) 他期待中華民族從專制與奴性的漩渦中掙扎逃生，自我救贖，洗刷恥辱，挺起“人”的腰桿。他鼓動底層革命：“富有反抗性，蘊有力量的民族，因為叫苦沒用，他便覺悟起來，由哀音而變為怒吼。……他要反抗，他要復仇。”(《而已集·革命時代的文學》)

　　——聚起復仇的眾力，魯迅向特權剝削擲去投槍。

　　在魯迅書桌旁的墻壁上有一幅畫，寫照他心底深處的恨：那是4個兇狠的警察撲打一個乞丐孕婦的素描。(見司徒喬：《魯迅先生買去的畫》)。

　　在魯迅愛憎分明的雙眸中，鐫刻著“上流社會的墮落和下層社會的不幸”; 他對“上流社會”的攻擊固然刻毒偏激，卻入木三分：富人之劣者自不必說，富人之善者就不心懷叵測嗎?“俠客為了自己的‘功績’，不能打盡不平，正如慈善家為了自己的陰功，不能救助社會上的困苦一樣。”(《集外集拾遺·〈解放了的唐·吉訶德〉后記》)

　　消滅了貧富差別，如何顯示富人的“慈善”?而不顯示富人的“慈善”，則如何讓富人踞于賤民之上擠一臉“上等人”的笑?又如何維持富人統治下的“貧富和諧”?

　　18世紀，法國的盧梭鄙棄做富人，他拒絕法蘭西院士的“名”，也拒絕國王年金的“利”，甘心一個筋斗滾入貧民窟中;20世紀，魯迅同樣鄙棄作富人，他不接受愛的施舍，也不接受諾貝爾獎金提名，斷不沆瀣于“上流社會的墮落” 中。

　　魯迅固執地說：“我總以為下等人勝于上等人”。(《三閑集·通信》) 他對“上等人”的偽善率性笑罵、熱罵和怒罵，乃至“下等人”的粗野罵陣：

　　“便完事，管他媽的!”(《華蓋集·并非閑話》)

　　“看一看這些‘名流’究竟是什么東西”!(《華蓋集·“公理”的把戲》)

　　“將你們‘公理’的旗插到‘糞車’上去，將你們的紳士衣裝拋到‘臭茅廁’里去。”(《華蓋集續編·我還不能“帶住”》)

　　在劈頭蓋腦掌摑梁實秋的“粗口”中，魯迅的窮人情懷淋漓揮灑：“凡走狗，雖或為一個資本家所豢養，其實是屬于所有的資本家的。所以它遇見所有的闊人都馴良，遇見所有的窮人都狂吠。”(《二心集·“喪家”的資本家的乏走狗》)

　　魯迅為謾罵辯護：“謾罵固然冤枉了許多好人，但含含糊糊的撲滅‘謾罵’，卻包庇了一切壞種。”(《花邊文學·謾罵》)

　　魯迅斷然宣布：只要闊人政治和特權剝削存在，“即永遠有無聲的或有聲的‘國罵’，就是‘他媽的’，圍繞在上下和四旁，而且這還須在太平的時候。”(《墳·論“他媽的!”》)

　　“破帽遮顏過鬧市”。 魯迅完成了階級地位和階級立場的轉變。他的“破帽”，與阿Q的破帽一樣低賤;他的血管，流著從母親那里繼承下來的農民的血液;他的感情，洋溢著《社戲》中神往的與農村野孩子的摯情;他的父系家族的敗落，更使他回歸本原——農民?？讘c東甚至說：魯迅家道中落，田產賣光，“由地主變成貧下中農了”。(《正說魯迅》)

　　魯迅是農民的別樣形態，是穿長衫的農民，是呼喚覺醒呼喚革命呼喚造反的農民思想家。

　　瞿秋白看得真切：魯迅“和農民群眾有著比較鞏固的聯系。他的士大夫家庭的敗落，使他在兒童時代就混進了野孩子的群里，呼吸著小百姓的空氣。這使得他真象吃了狼的奶汁似的，得了那種‘野獸性’。” (《〈魯迅雜感選集〉序言》)

　　這是被壓迫階級積恨心頭的反抗特權剝削的永恒根性——

　　在《鑄劍》中，魯迅以詭異之筆，描寫眉間尺、宴之敖和楚王被砍下頭后，于沸水煎煮中三頭依然廝咬不休的場景，那復仇者對特權剝削的刻骨仇恨，那壓迫者對平民反抗的殊死鎮壓，竟一直要斗到陰曹地府。“變成鬼也不饒你!”

　　“叛逆的猛士出于人間。”(魯迅：《野草·淡淡的血痕中》)

　　臨終前，魯迅寫下《女吊》，他用垂危的生命祭奠“叛逆的猛士”，鼓舞底層民眾的革命信念，也將自己“蓋棺論定”為造反的左派陣營：“明社垂絕，越人起義而死者不少，至清被稱為叛賊，我們就這樣一同招待他們的英靈。”

　　血的斗爭實踐，使魯迅得出與馬克思相同的結論：被壓迫階級與特權剝削之間的階級斗爭，是你死我活的。

　　魯迅因此“孤絕”于舊的知識分子群，也“孤絕”于新的革命知識分子。

　　——“孤絕”魯迅向左翼陣營的“戰友”擲去投槍。

　　1935年，共產國際提出統一戰線的主張，王明發表“八一宣言”，號召成立“國防政府”。順理成章，周揚倡導“國防文學”。

　　魯迅反對。他提出“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

　　兩個口號，分明著兩種立場、兩種人格。

　　在知識分子革命家眼里，革命固然基于被壓迫的反抗本能，但更多是對先進思想和原則的理性認同;在魯迅眼里，革命固然不乏理性的感召，但一定深深植根于人民大眾反抗壓迫的情感與本能，因而有著強烈的被壓迫階級的階級直覺。

　　魯迅有這個直覺，毛澤東有這個直覺。

　　20世紀60年代，毛澤東以被壓迫階級的階級直覺，敏銳地捕捉住“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與資本主義復辟的內在聯系;20世紀30年代，魯迅以被壓迫階級的階級直覺，深刻地把握了“國防文學”與投降主義的邏輯關系。

　　在王明、周揚的潛意識里，蔣介石和他的“國軍”是龐然大物，是抗戰的主力，因此，統一于“國防”，統一于蔣介石，天經地義。

　　魯迅則憤然“國防”的曖昧，擔憂新文化被蔣介石獨裁政權統了去，重新淪為特權剝削的奴隸。他強調統一戰線的獨立自主，強調無產階級“的階級的領導的責任……更加重，更放大，重到和大到要使全民族，不分階級和黨派，一致去對外。”(魯迅：《且介亭雜文末編·論現在我們的文學運動》)

　　毛澤東認同魯迅：“資產階級總是隱瞞這種階級地位，而用‘國民’的名詞達到其一階級專政的實際。”(《新民主主義論》)

　　毛澤東呼應魯迅：“共產黨和紅軍不但在現在充當著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發起人，而且在將來的抗日政府和抗日軍隊中必然要成為堅強的臺柱子。”(《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

　　“國防政府”，對于王明、周揚是壓倒一切的，對于顛覆舊制度的魯迅、毛澤東而言，則只是統戰策略，是被壓迫階級爭取解放的過渡。

　　民族斗爭從來以階級斗爭為軸心。“抗日戰爭”的活劇中，明確躍動著特權剝削與被壓迫階級相較量的主線。事實上，如果不是毛澤東抵制了王明的投降主義，大約中國共產黨早被蔣介石專制政權統了過去。

　　這并非危言聳聽。其實，不獨抗戰伊始的王明們，便是抗戰勝利后解放區日益強盛時的劉少奇、周恩來們，依然重蹈王明覆轍;他們在毛澤東養病期間集體議決，準備向蔣介石交槍交權。

　　“周恩來在介紹‘法國共產黨軍隊國家化的經驗’時曾特別講過，法共當時如內戰必然失敗，政治資本也會失去，同意將軍隊編入國防軍后，不僅軍事地位并未喪失，政治地位也絕大提高。”

　　劉少奇主持 《中央關于和平民主新階段問題的指示》，宣布“我黨即將參加政府”，軍隊改編為國軍，“黨將停止對軍隊的直接領導。”

　　楊奎松問道：“把槍交出去，到中央政府里去做官，搞議會斗爭那一套，這是毛澤東的本意嗎?”

　　真懸哪!原來差一點中國共產黨就束手就擒，差一點就沒有后來威震世界的社會主義新中國!

　　毛澤東拍案而起。在他病愈復出主持的中央會議上，憤然撕毀中共中央幾乎定論的決議，拒絕收編，終挽革命于狂瀾。“毛澤東的發言，使與會者明顯地改變了認識”; 楊奎松寫下毛澤東的慨嘆：“蔣介石稍微放一下長線，大家就覺得天下太平，四方無事了。用他的話來說，直到較場口事件發生才又清醒了些，這實在危險得很。”(以上均見楊奎松：《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

　　一點不虛，毛澤東締造了中國共產黨的新中國。

　　放棄自我，必將全面潰敗?？磥淼诙H領袖們的知識份子天真在中國共產黨這支造反的隊伍中，原也有如此深廣的市場。能說中國共產黨超越了小資產階級層面嗎?

　　那么，往回推10年，魯迅反對“國防文學”，該與毛澤東有著怎樣精深的靈犀相通!而40年代的劉少奇、周恩來尚且動搖，30年代領受莫斯科指令的周揚們，又怎能求全責備呢?

　　其實，周揚無愧優秀的中國共產黨人。30年代初，中國紅色文藝被白色恐怖無情摧殘。周揚在“黨組織連遭重創，完全失去和黨聯系的情勢之下，不屈不撓，出生入死，頑強支撐”，以革命者的堅強意志和獻身精神，重振了左翼文化軍隊。(李潔非：《典型文壇·長歌滄桑》)

　　可是，周揚為什么會失足于“國防文學”呢?

　　那是知識分子革命家的共性：革命沖動多因于崇高理想的感召，卻不能免踞于民眾之上的自負，不能自覺認同人民這個戰爭偉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因而自卑于共產黨八路軍的弱小，幻想背倚“大樹”：內傾蔣介石的剝削階級政權;外奉共產國際新權威。

　　周揚們以革命知識分子形態，張顯出中國士大夫潛存的根性——“為王前驅”。

　　魯迅與毛澤東則融血肉于人民，感應著中華民族沉重的脈搏，他們將對先進思想和革命原則的理性認同，扎根在被壓迫階級血與淚、情與仇、隱忍與反抗的深厚土壤中，所以能夠把握人民的偉力，集中人民的意志。他們確信：不是國民黨幾百萬軍隊打敗日本侵略者，而是中華民族幾億人民打敗日本侵略者。換句話說，抗戰的主力不是蔣介石和“國軍”，而是人民。

　　“為民前驅”!

　　魯迅與毛澤東以知識分子革命家難以企及的豪邁，向著神州大地吼出一嗓子：我就是人民!

　　人民的兒子，獨立亂云飛渡里;雙腳，牢牢扎入被壓迫民眾中。

　　——肩著人民之子的自覺，魯迅投槍更深地刺入自己的心窩：

　　“我從別國竊得火來，本意卻在煮自己的肉的。”(魯迅：《三閑集·“硬譯”與“文學的階級性”》)

　　“我覺得古人寫在書上的可惡思想，我的心里也常有……我常常詛咒我的這思想，也希望不再見于后來的青年。”(魯迅：《墳·寫在〈墳〉后面》)

　　“我所憎惡的太多了，應該自己也得到憎惡，這才還有點像活在人間。”(魯迅：《華蓋集·我的“籍”和“系”》)

　　“我自己總覺得我的靈魂里有毒氣和鬼氣，我極憎惡它，想除去它，而不能。我雖然竭力遮蔽著，總還恐怕傳染給別人。”(魯迅：《致李秉中》)

　　魯迅解剖自我，“抉心自食，欲知本味”。他寫道：“有一游魂，化為長蛇，口有毒牙。不以嚙人，自嚙其身，終以殞顛。” (《野草·墓碣文》)

　　“殞顛”，是絕望于舊世界，也絕望于舊世界之構成分子的自我，是自我與舊文化的一體“殞顛”; 而新文化的崛起，也便與自我一體崛起。

　　魯迅顛覆物，更顛覆心;顛覆社會，更顛覆自我。他的阿Q，為中國人“開出反省的道路”;他自己，更負起全體的罪孽，引領民族的和人類的救贖。

　　魯迅如此寫意滴血的十字架，寫意基督受難的慘淡黃昏：“凡是人的靈魂的偉大的審問者，同時一定是偉大的犯人。”(《集外集·〈窮人〉小引》)

　　錢理群說：“魯迅既是偉大的審判官，更是偉大的‘犯人’，他的每一個拷問都同時指向自己。”(《與魯迅相遇》)

　　馮雪峰說：魯迅時時在自我批判，他“反攻別人的話”，“會很快轉到分析他自己和批評他自己的話上去。”(《回憶魯迅》轉引自辛曉征：《魯迅》)

　　孔慶東說：“魯迅筆下很多人物的痛苦，其實是他自己痛苦的寫照。”(《正說魯迅》)

　　袁盛勇說：“魯迅的國民性話語是一種自我在場的啟蒙話語。”(《魯迅：從復古走向啟蒙》)

　　恒久的自我在場!

　　魯迅詛咒一切惡，“連我自己，因為我就應該得到詛咒。”(《野草·過客》)

　　魯迅痛下殺手：“我未必無意之中，不吃了我妹子的幾片肉。……四千年來時時吃人的地方，今天才明白，我也在其中混了多年。”(《吶喊·狂人日記》)

　　魯迅剖出自己的心：“中國歷來是排著吃人的筵宴，有吃的，有被吃的，被吃的也曾吃人，正吃的也會被吃。但我現在發見了，我自己也幫著排筵宴。”(《而已集·答有恒先生》)

　　日本學者竹內好稱魯迅文學是“一種贖罪的文學”;張寧認定：“贖罪”是魯迅精神的一個基本特征。

　　王富仁如此敬服：魯迅提供了被壓迫者如何不變成新的壓迫者的典范，那就是把“批判”首先“指向自己”，始終如一的自我批判，“不僅不能容忍對他人和自己的一切奴役，同時也警戒自己，不要去奴役他人。”(轉引自張寧：《無數人們與無窮遠方：魯迅與左翼》)

　　錢理群筆下的魯迅驚心動魄：“魯迅不僅跟別人過不去，更主要地和自己過不去。他把自己搞得亂七八糟。……他把自己的后院搞得天翻地覆，不留后路，他不斷地進行自我拷打。……魯迅要打碎一切，包括自我經驗。”(《與魯迅相遇》)

　　毛澤東與魯迅的心，是相通的。

　　毛澤東接過魯迅的投槍，“攪得周天寒徹”。他鼓動文化革命“大動亂”，分明鼓動更廣闊的自我革命;他親手創建的中國共產黨政權，他的立身之本和成功載體，被他自己“搞得亂七八糟……天翻地覆，不留后路……自我拷打……打碎一切，包括自我經驗”。

　　以至費正清如此指責：毛澤東“為了防止‘官僚主義’和‘修正主義’的弊病，幾乎毀了中共。”(《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

　　然而，燕雀豈知鴻鵠志?

　　公有制顛覆私有制，公有觀念顛覆私有觀念，是一場古今中外從來沒有過的大革命。它拒絕權利易位的“皇帝癮”，拒絕“黨天下”的私利;它更“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繡花，不能那樣雅致，那樣從容不迫，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儉讓”;它“是暴動”(毛澤東)，是天下大亂。

　　這是滄海桑田的巨變。

　　沒有這個巨變，能有底層民眾的解放和工農兵文化的崛起嗎?

　　魯迅形態——通向工農兵文化崛起的橋梁。

　　魯迅稱自己是“斬除荊棘的人”。在《野草·影的告別》中，他將自己和靈魂和整個世界沉入黑暗中;他期待：在黑暗中孕育光明。

　　破字當頭，立在其中。 除盡舊文化的荊棘，才有新文化的萌芽。“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

　　魯迅橋梁，在“破”中構建與延展。它鞭策“士”向“無產階級革命知識分子”轉化。

　　魯迅熱情贊美：“奧古斯丁也，……偉哉其自懺之書，心聲之洋溢者也。”(《集外集拾遺補編·破惡聲論》)

　　奧古斯丁以教授之尊，肩起知識分子群的偽善與罪孽，在懺悔中皈依上帝。他鞭笞自我“喜愛空虛，尋覓虛偽”，是“言語販賣者”;他甚至贊乞丐以自嘲：乞丐乞討“是祝望別人幸福而獲得了酒，我是用謊言去追求虛名。”(《懺悔錄》)

　　魯迅以“最后一個士大夫”的自重，引領知識分子群的自省與救贖，在懺悔中回歸民眾。他斷然否定那種“以為詩人或文學家現在為勞動大眾革命，將來革命成功，勞動階級一定從豐報酬，特別優待，請他做特等車，吃特等飯”的知識特權思想。他宣告：“勞動階級決無特別例外地優待詩人或文學家的義務。’(《二心集·對于左翼作家聯盟的意見》)

　　魯迅橋梁，是向知識分子工農化、工農知識化的過渡。

　　以往的歷史是特權集團剝削壓制廣大人民的歷史;現在的歷史是廣大人民起來反抗特權集團專制的歷史。人民的抗爭，釋放著每一個“大寫的人”之能量，向著人人平等的未來過渡。

　　腦體相融的新人類正在崛起。“唯有左翼文藝現在在和無產者一同受難，將來當然也將和無產者一同起來”，“在中國，無產階級的革命的文藝活動，其實就是唯一的文藝運動。”(魯迅說：《二心集·黑暗中國的文藝界的現狀》)

　　在這“唯一的運動”中，同著魯迅為文化革命的吶喊，成長起中國第一代戰斗的無產階級革命知識分子——胡風們，和周揚們。

　　然而，胡風們，和周揚們，都不能免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根性。

　　胡風是魯迅晚年圈子中人，周揚是與晚年魯迅聯盟的左翼文化軍隊的“元帥”。 二者在彼此間的對立與斗爭中，從不同側面繼承了魯迅。

　　胡風偏重實質，周揚偏重形式。

　　沒有形式，不能揚新文化之威;沒有實質，則不能有新文化。

　　然而，周揚游走于形式。他緊跟王明，跟錯了;緊跟毛澤東呢?經過延安整風和建國后歷次政治運動，嘔心瀝血20年，一次次以“左”的極端為工農兵文化鳴鑼，雖成就一時輝煌，卻畢竟缺乏底層被壓迫者的階級直覺，到頭來終于跟不上，滑回了帝王將相的舊文化，被毛澤東在文化大革命的疾風驟雨中掃蕩出局。

　　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投身革命，單憑“緊跟”，決不能有真的“無產文學”。因為，“從噴泉里出來的都是水，從血管里出來的都是血。”(魯迅：《而已集·革命文學》)

　　相反，胡風執著于內容。他秉承魯迅遺風：做革命文學，先做革命人;但他拘泥文藝理論的教條，拘泥“自我”，失于魯迅真諦。他的“叛逆”，未如魯迅那樣從“士大夫”轉變為農民思想家，而始終是一個文人，一個葆有農民之樸實的正直清高的文人。

　　魯迅是革命家，他的文學為了革命，革命因文學而血肉生動;胡風是文學家，他的革命聚于文學，文學被革命撐得硬骨錚錚。從梅志的視角看：胡風“一向對政治鈍感”。(《胡風傳》) 他缺乏融文學于革命大潮的自覺。

　　這是胡風與魯迅的區別，也是胡風在毛澤東以工農兵文化顛覆舊文化的大風暴中頹然傾倒的原因。

　　行文至此，真不免感嘆：知識分子群不必談，胡適、周作人不必談，便是自詡“得了魯迅真傳”的王實味、胡風們，以及大陸內外幾十年至今自封和被封的“當代魯迅”們，誰又真可以比肩于魯迅呢?那原因，在于他們盡管自認為代表著人民，實質不過代表一個集團、頂多一個階層;而魯迅則徹底地將自己的血肉和情感融于人民之中，代言著最底層被壓迫大眾的苦難和抗爭。

　　當“底層大眾”被時代風云鍛壓成無產階級時，它便承擔起人類解放的使命，它對特權剝削的反抗也便同時成為對舊制度舊文化的顛覆。

　　魯迅 = 顛覆。

　　魯迅與毛澤東并立。

　　在中國歷史上，毛澤東是最后一位農民起義英雄和最后一位“專制帝王”，也是第一位無產階級革命家;魯迅則是最后一位農民革命思想家和最后一位“士大夫”，也是第一位無產階級文化革命先驅者。

　　北京市寫作學會 薛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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