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么說“解放和發展生產力”不是“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征”,而是“所有社會制度的基本特征”呢?這是因為人類從古至今為了更好地滿足“衣食住行用娛樂安全”等的生存生活需要,是在不斷地追求、解放和發展著生產力,為的就是提高商品生產的效率、效果和效益,讓人類生存的更好。
只是在“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的過程中,不同的社會制度下的人民的主動性、積極性和創造性有所不同罷了(主要取決于思想理念的保守與進步等的不同)。因為清朝再腐敗無能,在面對內憂外患的嚴峻形勢下,也是從來沒有拒絕過來自國內外的任何先進科學技術的應用的。但清朝輸在沒有先進科技的自主知識產權,戰爭一開打,外國立即斷供地不提供炮彈和零配件等了,所以清朝的戰爭機器(戰艦等)想不停轉都不行。沒有炮彈等,你還打個屁,只有被打的份。
即當鐵器商品生產工具出現后,有人還用效率效果低下的石器商品生產工具,那這人一定是腦袋進水了。而現代聯合播種、收割機已主導農業糧食生產了,有人還用犁頭、鎬頭等生產工具去自尋煩惱,那是腦袋有病了。
這就是人類歷史上的任何朝代或社會制度,都有一個共同的心愿和執著追求就是:“解放和發展生產力”。這是毫無疑問的問題。即這個“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即不是封建主義、資本主義的本質特征,也不是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本質特征。而是這所有社會制度的“共有共同的基本特征”。
即商品生產工具和手段的進步,是隨著科技的跨越式發明創造而形成的。這“生產力”不是你想解放就能解放的,不是你想發展就能發展的。得靠科技革命帶來的生產力跨越式進步,與其他因素無太大的關系。
當然了,政府和企業等組織體通過政策措施,特別是人才、資金、教育等大力提倡、支持和推動,有時也起相當大的加速作用。中國的改革開放,在引進外國的先進科技商品生產工具和手段,并加速縮短與外國的科技差距方面,其對提高我國的商品生產效率、效果和效益并創造了史無前例的“過剩經濟”是居功至偉的。
所以,“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是所有社會制度共同追求的“基本特征”。而不是某一個社會制度的“本質特征”。
而“本質特征”擺明了是要能做到“一個社會制度區別于另一個社會制度”。既然封建主義、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等社會制度都是追求“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的。但各個社會制度的追求力度是有所不同的,并主要受科技發展水平的局限(慈禧當年想看電視、上互聯網是不可能做到的)。
那么“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就不能成為“社會主義區別于資本主義”的本質特征。即你“社會主義”這種社會制度,如果想要立得住,就必然要在這種社會制度里找到一個其他社會制度都沒有的最顯著并代表社會文明進步的特點和特征。
那么什么東西具有這種在別的社會制度里完全都找到的特點和特征呢?顯然是:“社會財富由全體社會成員共享”這項是其他所有社會制度都不具有的特點和特征。那么我們就把這種完全區別于其他社會制度并代表人類文明進步的顯著特點和特征,叫“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征”。
而“共產主義社會制度”,顯然是一種比“社會主義”在社會財富分配方面更公平正義、平等民主、公正合理的社會財富分配制度。當然了,這種以“按需分配’為主導和統領絕大多數社會財富的社會制度,顯然是要有高度發達的生產力并創造物質極大豐富等做為其社會制度實現的前提條件了。否則分配起來就得整天打架。
“共產主義”這個概念,在短缺之生產力不發達時期用這個詞,顯然是為了強調“公有制”這種實現方式而產生的了。即大家“共”同在一起生“產”的“主義”之信仰。其實,如果歸結到分配這個實質問題上,叫“共享主義”更恰如其分。
但既然這樣約定俗成地叫了,就叫下去也無妨,但“共產主義”的本質特征,不是共同在一塊進行商品生產,而且共同分享財富。只是這種分享財富的方式,有別于封建主義的按權力分配;有別于資本主義的按資分配;有別于社會主義的“按勞分配”并配之以一定程度和范圍內的“按公權力分配”。
共產主義,就是主要發揮“按公權力分配”方式演變出來的“按需分配”方式的主體功能和作用。而這種“按需分配”方式,從古至今,都在一定的人群中發揮著財富分配功能和作用的,特別是在當今世界的“社會資本主義、社會主義”等的社會制度中,其享受“按需分配”的人群數量日益增多。特別是家庭這個基層組織體,哪管是一鍋粥飯呢,家庭成員也是要相對均衡地“按需分配”享用的。各國的國家領導人,其的絕大多數費用支出(公務活動)都是“按需分配’方式在發揮功能和作用。
社會主義離我們很近(各種社會公共福利之免費和補貼),共產主義也離我們并不遙遠。只是你在不同的組織體里不斷享受,沒有感覺出來罷了(不要把“共產主義”神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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