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馬克思主義政治學理論遇到了相當大的挑戰，其中一個突出的問題就是如何應對當前社會分化的現實。階級分析是否還有效?當前中國社會是否存在著資產階級?應當如何看待階級矛盾與斗爭?對這些問題的正視和解決將有助于馬克思主義政治學理論的創新。
從原始土地公有制解體以來，就如《共產黨宣言》正文開篇說，“至今一切社會的歷史都是階級斗爭的歷史”。這是科學社會主義開宗明義提出的分析方法，也是馬克思主義創始人終其一生堅持的看法。社會主義社會建立之后，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仍然是一個客觀的存在。這在列寧和毛澤東等經典馬克思主義作家那里是一個客觀的真理。然而，目前學界有關中國現實政治的主流論述往往回避了階級分析，而采用階層的概念來取代。這樣做時，論者試圖描述出一種不存在階級矛盾與沖突的社會圖景，其結果就是，自覺不自覺地陷入了一種國家—社會的二元論述。這種回避階級分析在思想和社會心理方面存在嚴重的局限性。
首先是政治制度成為經濟社會發展問題的替罪羊。在國家—社會的二元論述下，經濟社會的發展結果被簡單地歸因于政策制定者的遠見或短視。因此，政府做得好，這是理所應當。相反，一有任何經濟社會問題，則政府難辭其咎。這種官民對立觀把經濟社會問題的真實困境和內在矛盾簡化為政府的 “越位”或“缺位”，并進而歸咎于體制，乃至將矛頭指向執政黨。其次，降低了馬克思主義的接受性。由于不承認當前社會一定范圍存在的階級現象，使得相當一部分青年學生把馬克思主義政治理論視為粉飾太平的 “洗腦”，并滑向了自由主義。再次，馬克思主義政治學理論創新遇到了瓶頸。在過去一段時間，我國的政治學者吸收和借鑒了西方資產階級政治學中的合理因素，推動了我國政治學在方法、領域和觀點上的創新，并服務和指導我國的政治實踐，但由于對馬克思主義階級分析的基本方法的忽略，這一過程出現了一些西化而未能堅持馬克思主義原則的不良傾向。國家—社會二元對立的論述則從根本上背離了馬克思主義的立場，有可能導致馬克思主義政治學的空洞化。
面對改革開放以來經濟社會發展和制度變遷的社會現實，馬克思主義政治學有必要對階級斗爭作出一個新的、更為廣泛的理解，從而給出階級斗爭與制度變遷以及社會經濟發展的理論聯系。
階級斗爭不僅僅包括對立性的行動，而且也包括兩者之間的合作。在一些私營企業里，企業主與其雇員存在著利益沖突與斗爭。但是，也要看到，他們之間也存在著共同利益。正是這種共同利益才使得兩者能夠在市場中合作，并推動著非公經濟的迅速發展。換句話說，兩者存在著階級合作。如何將階級合作納入階級斗爭視角中來?筆者傾向于認為，階級斗爭是一種一般性的概念，而階級合作也是階級斗爭的一種具體的特殊形式。階級之間的斗爭是絕對的、永恒的，而階級合作只是相對的、暫時的。
一定范圍的階級斗爭的存在是一種客觀現實，理論工作者不應掩耳盜鈴。在這方面，毛澤東的人民內部矛盾理論是我們正確對待當前的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的根本理論指針。在工農聯盟基礎上的人民民主專政條件下，資產階級與工農階級之間的矛盾總體上屬于人民內部矛盾，有時也有激化為對抗性矛盾的可能，但總體上看，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以及共同的經濟社會發展目標，確保了這種資產階級與工人階級之間的矛盾仍然屬于人民內部矛盾。
階級斗爭不僅僅包括大規模的群眾斗爭，還包括個體性的個人互動、個人與機構之間的互動。中國基本經濟制度形成的過程表明，非群體性的互動也具有推動制度變遷的后果。這種互動不同于傳統理解的大規模群眾運動式的階級斗爭，但也應納入這一范疇，因為它們推動了制度變遷，促進了經濟社會發展。
階級斗爭不僅僅包括行動，還包括思想領域中的沖突。以中國基本經濟制度的形成為例，20世紀90年代初期，黨內曾經有過激烈的思想斗爭，這種思想斗爭涉及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根本方向。考慮到這類思想斗爭對于之后制度變遷的重要性，將它們視為階級斗爭是完全合適的，而“思想斗爭同其他的斗爭不同，它不能采取粗暴的強制的方法，只能用細致的講理的方法”。而有些矛盾——比如利益沖突——如果不能通過講理的方法來解決，也可以通過制度化的法律、政策、行政手段來解決，而無須采用大規模的群眾運動來解決。總之，團結—批評—團結是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中處理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時所應遵從的基本原則。
(作者系湖南師范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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