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某種人”并不專門代表某個派別，或者各派別中或多或少都有這種人存在，或者他們只是這派別中的一部分，他們雖然不能成為某些派別的主流，但是危害性不小。
最近在某網站與一些人爭論問題的時候，某位朋友為了粉飾自己鼓吹的那種社會，就標榜說：“公民社會是你活我也活，階級論是你活我就活不了。哪一種和諧平靜、哪一種分裂爭斗，一清二楚。”這哥們的語文可能是音樂老師教的，說的比唱得還好聽。但是，他的自己人沒有配合好，他的話音未落，一個人還是按照自己的本來意圖發言：“ 中華民族要想振興，就要消滅左派、毛左。”一下子抽了他的耳光，讓他好不尷尬，于是他馬上隨機應變：“同意這句話，非常對。消滅是讓這個思想派別消失，而不是從肉體上消滅人，腦殘!”
先不說“消滅”能否解釋為“讓這個思想派別消失，而不是從肉體上消滅人。”就算真的如他所說，那么他們所謂的“公民社會”是要消滅其它思想派別的嗎?
民主的老祖宗說：“我堅決不同意你的觀點，但是我堅決維護你講話的權利。”在他們馬首是瞻的美國，大法官霍姆斯也曾經說過：“只要你的議論或者意見沒有構成‘緊迫而現實的危險’，那就在言論的范疇里，你就可以自由表達。而一旦要付諸行動，你就必須遵守現有法律。”那么，這些人“消滅”其它“思想派別”的“公民社會”的藍本在哪呢?
我們姑且把這當成他們一時意氣用事，賭氣說的，那么他們中的其他人又是怎么說的和怎么做的呢？
“民主以后殺全家”，這是哪些人的名言，相信大家心知肚明。而某些極端言論更是充滿血腥味：“如果讓我掌握中國的權力，我首先把八千萬GCD員和他們的親屬全部殺光!”“美國應該先發制人對中國進行核打擊。”“國民黨的時候，我們家里很多土地，日本人來了，不但沒有減少，而且還有所增加，結果GCD一來，全部讓那些窮鬼分了，我恨不得將這些人抽筋剝皮!”“那些擁護GCD的都是些被洗腦的廢物，這些人就應該通過戰爭讓他們死掉一半以上!”聽了這些人的嚎叫，令人毛骨悚然。
那么現實生活中他們又是怎么做的呢？
他們支持楊佳殺人，支持吳虹飛的“爆炸”言論，支持夏俊峰殺人，支持冀中星爆炸，支持陳水總縱火，最不可思議的是竟然同情昆明“3.01暴恐事件”的作案者。如果說楊、吳、夏、冀等人走極端是事出有因的話，那么陳水總和昆明“3.01暴恐事件”的作案者完全是針對毫無關聯的無辜旁人的喪心病狂的屠殺，他們居然也支持。反人類的法西斯主義的本質暴露無遺。
也許，他們會辯解，我們是為弱勢群體抱不平。
不錯，這是一個表面上的特點，也是他們比較高明的一個手法。
在改革開放中，由于某些所謂精英的誤導，的確出現一些問題，這些問題在民眾中尤其是在弱勢群體中造成了與某些地方政府的矛盾，加上某些公職人員的官僚作風、腐敗行為和野蠻執法，引起民眾的強烈不滿，這是客觀存在的事實。于是這些常常被某些人利用。
為什么這些人自己不出面呢？
關鍵在于，這些人很多是腰纏萬貫的，當財富掠奪到一定程度的時候，他們希望能夠像西方國家那些壟斷資產階級一樣，能夠由他們來直接控制國家政權，以逃避以后可能的對他們的掠奪行為的清算，讓他們掠奪的財富合法化。在國際背景上，與西方的西化、分化中國的戰略相吻合，但是在國內，誰出面呢?他們自己命貴，除了少數人中規中矩地發表一些似是而非的蠱惑人心的忽悠類文章以外，直接煽動動亂還是要靠下面，靠那些披著馬甲活躍在網絡上的人。
一切的社會矛盾和突發性事件，他們都要利用，都希望讓其產生“蝴蝶效應”，讓中國也產生所謂“顏色革命”。于是利用社會矛盾的高發點，利用人們無論派別的超越傾向性的對弱勢群體的普遍同情心理，大做文章。但是，在現實生活中，他們不但與這些弱勢群體沒有任何的交叉點，甚至可以說，這些弱勢群體的苦難很多是他們掠奪造成的間接后果，假如他們手下留情，掠奪得不那么狠，社會矛盾也許少很多。他們做不到像過去GCD武裝奪取政權那樣去走與工農相結合的道路，他們從本質上鄙視工農大眾，認為這些人是“賤民”，是活該受窮的人。但是為了達到目的，他們又必須裝出“為民請命”的樣子。但是，某些事件的利用價值不但不高，而且這類事情也不多。某些群體性事件中的民眾在要求得到滿足以后就罷手，不會被某些人綁在他們改朝換代的戰車上，所以他們氣急敗壞地罵國人是豬。讓他們更加擔心的是由于上級政府從嚴治官，他們以后連可以利用的機會也不多，于是，就靠造謠。
他們有一整套“造謠合理”的理論：
某報元老程某中曾經有個“謠言倒逼真相”論：“謠言是存於人心深處的真相，是群體表達意願方式，是大眾對抗官方宣傳和謊言的武器。它不是事實，但比事實更真;它經不起推敲，但比真理令人信服;它漏洞百出，但大眾深信不疑 。”
自封為“青年導師”的李某復有個“謠言就是遙遙領先的預言”的偉大論斷。
“民主小販”楊先生以前的文章《楊某恒2009年言論自由系列》之二，里面有這么一段話：“謠言是什么?謠言是利用各種渠道傳播的對公眾感興趣的事物、事件或問題的未經證實的闡述或詮釋。根據上述定義，謠言沒有真假之分，因為是未經證實的信息;謠言是個中性詞，不是負面詞。”
朱某勤在對《舊制度與大革命》一文發表的評論中說：“謠言是革命最大的動員者。一個社會什么時候謠言四起，就說明革命已經在收集烏云。”
他們有理論，還有實踐，成立了專門的以造謠為業的公司。
無風他們都希望“三尺浪”，有點“風”自然希望“浪滔天”了。
在對待民眾切齒痛恨的腐敗，他們是什么態度呢？
茅某軾說：“我們國家一年被貪污的錢頂多是五千個億，而全部生產是20萬億，五千億只占了百分之二點幾，所以這么一看，貪污不是一個很大的事。”
厲某寧說：“在改制過程中，國有資產流失是必然的，不必大驚小怪。” 盛某說：“不妨把這些公共財產看成無主之物，誰先把它拿來賣，這公共財產的產權就算他的。你如果正好當一家國有企業的廠長，就可以和主管部門合伙把這家工廠賣給有錢人，產權就變成私有了。”張某光說：“改革要利用腐敗和賄賂，以便減少權力轉移和再分配的障礙。腐敗和賄賂成為權力和利益轉移及再分配的一個可行的途徑和橋梁，是改革過程得以順利進行的潤滑劑，在這方面的花費，實際上是走向市場經濟的買路錢，構成改革的成本費。”張某常提出：“以資產換特權，促進私有化”。
那個首推價格雙軌制的張某迎說：“公有制是一個大飯碗，需要有人往里面吐唾沫;有人吐唾沫后，其他人認為不能吃就走開了，一碗飯就屬吐唾沫的人私有了。” 還有“冰棍”論：“許多國有資產是冰棍，不用也會自然消失的，只有運作起來才會產生效益。管理層收購國企，實現了產權和管理權合一的效果。即使是‘零價格’甚至負價格轉讓，國家也不一定吃虧，因為很多國企都有很多的負債和職工負擔，這就好比你帶著女兒改嫁和你單身一個人改嫁時的談判能力肯定是不一樣的。”
他還提出一個 “腐敗次優”論，他是這樣解釋的：“這里的關鍵問題是，在市場經濟國家許多屬于公民個人和企業的權利，在我們國家則被政府部門壟斷，如開辦企業，從事投資活動都得政府批準，個人和企業不得不通過‘行賄’的辦法‘贖買’本應該屬于自己的權利，從事正常的經濟活動。針對當時反腐敗只治標不治本的做法，我在1996年的一次會議上就指出，如果我們不從根本上改變政府統治經濟的體制，不減少政府的行政審批權，私人產品(按照經濟學的定義，使用上沒有排他性)領域的腐敗反倒是一個‘次優’選擇。”
在中國100多年來遭受列強侵略的問題上，賀某方認為，是因為中國欺負西方，西方才被迫欺負中國的。
在日本侵華問題上，馮某認為：
“918是因為民國抵制日貨，推行民族工業，引起日本經濟問題，直接引發日本發生侵華問題。”
“南京大屠殺系因抵抗激烈引日方反感所致。”
“靖國神社是為紀念日本246萬戰爭犧牲者而設立的，許多日本政要的親屬也在其中，從日本的民族感情出發，他們都是為國犧牲的。”
“憲法它本身就是美國套在日本頭上的一個緊箍咒，但是隨著這個冷戰結構的形成，主要是1951年朝鮮戰爭爆發以后，美國又逐步松開了這個緊箍咒，所以呢，現在日本認為，趁現在美國重返亞太，趁現在就是民族主義情緒高昂，它認為是一個時機。但是我還是要強調一點，修憲不等于復活軍國主義，這是兩個概念。”
“日本民調顯示因中國不賣稀土日本人更討厭中國。”
談到歷史和現實時。
茅某軾說：“從人民的角度看漢奸和從國家的角度看很可能是不同的,有時候可能是絕然相反的.賣國求榮的漢奸當然不恥于人類.但是也可能有一些漢奸并不是為了自己升官發財,而是為了減輕人民的痛苦,作為抵擋日本人對中國人的欺壓的緩沖器.
這樣的漢奸非但沒有錯,而且是真正的英雄.他自己下地獄,為的是減輕老百姓的痛苦.反過來看,有些英雄拿幾十萬人民的性命做抵押,堅決不投降.只是為了報效皇帝老子.從人民利益的立場看這些人不值得效法.用這樣的眼光看問題,幾千年的歷史就要改寫。”
焦某標說：
——歷史當然不可能再來一次。假如能再來一次，日本軍隊又占據了中國的半壁江山，你猜我何以自處?我就會學習汪精衛先生和周作人先生，做千夫指的漢奸!
——你可能擔心，假如中國做了日本的殖民地，咱北京故宮的珍寶還不都運他東京去呀?他想運就運吧，從北京運到東京，不過是換個地方，有什么呀?說不定比放北京還保險。
——亡國奴是一個文化心理現象，應該好好研究。我想清楚了：以人為本，以人命為本，其他全是扯淡;做亡國奴嘛，呵呵，不錯的選擇!淪為殖民地嘛，哈哈，很好的歸宿!比孩子老人全被殺光可取。
——如果有一天我執掌了咱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我一分錢就把她賣給美國作它的第五十一個州。
——如果當年美軍拿下朝鮮半島，越過鴨綠江，直搗北京城，推翻毛澤東的政權，像滿人趕走李自成那樣，后來的一切災難都可以免除，現在中國大陸人民幸福和富裕的程度應該與今天日本、韓國、臺灣人民不相上下，根本無須幾十年后來鄧小平再搞什么改革開放。
——我就是要直接踐踏了“你們”社會的基本價值——對國家、對民族、對主權的認同，對人格、對尊嚴、對大節的持守，我就是要把自己“降低到‘人’的底線以下”。
——為永遠免除后患，我這邊派幾位中華民族的好漢，間道去陜西，偷偷地把黃帝陵給刨了，再派人到河南淮陽，把炎帝陵也給刨了，看他狗日的以后祭什么。
——中國的兩彈科學家，被稱為"兩彈元勛"。我不這么感激他們。我覺得他們是人類的敵人，是中華民族的罪人。為什么?因為他們為不適合掌管兩彈的人制造了兩彈。
——毛鄧們幾十年來一直拒絕世界民主大潮，拒絕對人民下放權力，憑什么?憑他們手中的兩彈威脅。對中國人民這幾十年蒙受的災難，錢學森，鄧稼先們難辭其咎!
——等東亞恐怖主義(指中國政府)滅亡了，我建議美國考慮把中國切分成七個國家，讓她回到秦統一以前去。
在面對日本右翼勢力在釣魚島問題上的興風作浪，茅某軾說：“如果那(釣魚島)是一塊連人都沒有的荒島，爭這塊領土就毫無意義。或者這塊土地上的百姓歸屬別人管理之后，生活反而提高了，自由反而擴大了，那么這種領土主權的轉移，不但不必反對，還值得歡迎。 ”
馮某說：“中國不是保而是奪釣，因日本實際控制它。”
面對由于日本右翼勢力引起的中國民眾的抗議，他們惡毒咒罵是“義和團”、“紅衛兵”、“愛國賊”，他們不惜斷章取義，移花接木，歪曲某些外國歷史人物在特定情況下的論述來反對、貶低民眾的愛國行動，最為可笑的是，甚至連列寧在“一戰”期間反對當時的俄羅斯以“愛國”的名義驅使民眾為帝國主義之間的戰爭賣命的言論也被他們歪曲成反對愛國主義的理論依據。
在國際關系問題上，他們唯美國和西方馬首是瞻，美國入侵格林納達、巴拿馬、阿富汗，以擁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莫須有罪名入侵伊拉克，轟炸南聯盟，他們跟著高喊“人權高于主權”，當烏克蘭的克里米亞地區民眾要從被西方用非法手段顛覆政府而控制的烏克蘭獨立出來或者加入俄羅斯的時候，他們又高喊“維護主權”了。具有精確打擊能力的美國和西方在伊拉克戰爭中造成60萬平民包括大量的婦女兒童死亡，他們說這是必要的代價。
對某些已經“憲政”的國家，比如埃及、泰國、烏克蘭，由于美國和西方不喜歡現政權，卻不采用“憲政”的方法，再通過“一人一票”進行重新選舉，而是用美元操縱某些國家的動亂，進行非程序的權力更迭，甚至血腥鎮壓反對派，他們也鸚鵡學舌跟著說合理。
但是，由于他們以及他們的后臺老板的出色表演導致本質的不斷暴露，越來越多的人看清楚了他們的本來面目，以至于近段時間以來不擇手段來對抗，就連“挺黃”、“挺恐”這種臭招、昏招也使出來了，不知不覺間，給人們充當了反面教員。人們能夠覺醒，他們功不可沒!
中國最終一定走向富強民主之路，但是絕不是買下某些人“掛羊頭”賣的“狗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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