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四類知識分子

　　我一直強調中國知識界分為專業派和民粹派，現在很多大學教授解釋問題也不從專業視角進行解釋，也是隨著媒體的論調兜售民粹，這是很讓人擔憂的。其實學者做專業的學問可能要做十年、二十年的冷板凳，可能需要“著作等身”才能功成名就，而如果走兜售民粹的路線，只要在很短的時間內熟練運用幾個民粹詞匯就可以成為一名合格的民粹型知識分子，而且比傳統知識分子出名更快，經濟效益更高， 中國很多學者已經從兜售民粹中嘗到了甜頭，通過提高曝光度，他們出場費越來越高。以至于他們不用再像以前一樣，要想發財就必須依附于海外基金會或是國內資本利益集團，他們現在只依附于媒體，迎合媒體編輯的審美口味就可以賺的盆滿缽滿。

　　民粹派知識分子主導中國輿論

　　現在電視臺的時事評論類欄目、都市報的評論版，網絡博客、網絡微博等都是這些民粹型知識分子的出沒之地，根據筆者的觀察中國的民粹型知識分子也分為兩種，隨著媒體兜售民粹的只是初級民粹分子。還有一種更高級的“民粹”分子，這些人擅長“差評營銷”，專門在最熱門的話題上“說反話”，“找罵”，這也是民粹的一種，只是手段更高明的高級民粹而已。但這兩種民粹雖然手段不同，但目的相同，都是追求不正當利益，而他們之所以都屬于民粹派，是因為這些人解釋問題的方式都是從非專業視角出發。一般是電視臺、平面媒體上的民粹型知識分子以附和型民粹為主，而網絡博客或微博上的民粹分子則以差評營銷類民粹為最常見。

　　中國改革三十年，有人喜歡有人愁苦。展望未來，有人樂觀有人悲觀，有人安心有人緊張。誰都知道要有大變局，但又不知會如何變，對未來的不確定的緊張和陰影，彌漫在社會中，在專業學者沒有拿出切實可行的方案之前，這些問題就成了民粹型知識分子挑弄民意的對象，有的是無聊的斗嘴取樂，有的純粹是起哄架秧，但這些卻會潛意識的影響到人們的價值觀，會改變社會的主導話語權、主導人心的走向。

　　大家不要小看這些爭論，“風起于青萍之末”，社會的大變動，往往首先是從知識分子的爭論氛圍開始的。從校園講壇、電視論壇，報刊評論，網絡議論吹出的風，與一定的社會大氣候相契合的時候，就會演化成不可阻擋的社會風潮，將社會各階層各種不同的人都席卷進去。這場運動是主人公是互聯網幾千萬憤青，特別是在校學生，但受影響的則是整個社會。而民粹意識形態會導致人民做出錯誤的歷史選擇。

　　中國四類知識分子

　　我們以上提到的專業派和民粹派主要是對獨立知識分子的分類，除了獨立知識分子之外，中國還有非獨立知識分子，他們也主要分為兩派，分別是海外基金會知識分子和資本利益集團知識分子，而整個民粹主義在當下中國的發展苗頭是以底層利益自居的民粹型知識分子同資本利益集團知識分子、海外基金會知識分子的意識合流，因為他們的指向目前是一致的，都指向政府。

　　海外基金會培養的知識分子早已對中國離心離德，他們指向政府是很好理解的，資本利益集團的知識分子其目標也是政府，因為他們所主張放松管制，降低稅收，國有財產私有化，企業家犯罪行為非罪化等都是與政府的公共管理職能向違背的，而底層民眾最敏感的還是貧富差距以及生活缺乏保障，而他們并不指責政府管的過多，因為普通公民可能幾年都不需要與政府產生聯系，都不要走進政府的辦事大廳，而他們指責政府的往往是“作為不夠”，如政府沒有及時降低房價，政府沒能有效的縮小貧富差距等，更多是經濟問題，總之“豪奪財富入于私門，積累民怨歸于公上”是底層反對政府的主要原因。

　　但細究起來，國家外敵，內部豪強、底層草根雖然都是指向政府，但他們對政府的要求，其實是不同的，但相同的敵人就是共同的朋友，因此三股走向合流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政府還應該區別對待。政府如果過于滿足基金會知識分子和資本利益集團知識分子的要求則勢必激起底層人民更激烈的反抗，到時候中國的民粹之風更盛，而政府如果按照民粹派知識分子的主張來做，往往又是不科學，不可行，甚至是利近害遠的。

　　那政府應該怎么辦呢，其實社會的進步，關鍵還是要靠學術的進步，靠專業派知識分子，其他派或是毫無建設性，或是往錯誤的道路上引導，都靠不住，其一般規律是社會出現新問題，學術界產生創新，然后被政府采納，推動社會進步，搞學術的朋友都會有這樣的體會，一部學術發展史其實也是政府政策史。學術創新推動國家進步是有歷史可以佐證的。比如古德諾的“政治行政二分法”推動了美國的進步運動，凱恩斯主義幫助美國走出了大蕭條，供給主義幫助美國走出了滯漲等， 在中國也是一樣，而中國現在出臺的改革政策基本上是根據滕泰、賈康等“新供給學派”的主張來的，但“新供給學派”的主張也有限，中國還需要更多的新的創新，新的學派的出現。

　　而對于海外基金會知識分子中國應該給予規范，筆者不建議采用審查制度，但至少是其課題須向國家相關部門備案，向社會公示，而其所得應該向國家稅務機關繳納個人所得稅，目前跨國企業在中國享受的超國民待遇已經基本取消，而海外基金會在中國享受的部分超國民待遇目前還沒有取消，比如《國家稅務總局關于福特基金會北京辦事處常駐人員及其家屬免征個人所得稅的通知》中規定的免稅項目就有些不合時宜了，而這個規定的依據又是1987年中國社會科學院代表中國政府同美國福特基金會簽署的《中國社會科學院與福特基金會協議備忘錄》，而這個備忘錄都是上世紀八十年代積極“引進外資”的產物，早就該調整或取消了。

　　但對于海外基金會知識分子我們也沒必要過度擔心，曾經海外基金會知識分子在中國實力最強，廣泛分布于中國的國家院所，名牌高校，但隨著中國本土民粹派知識分子和資本利益集團知識分子的強勢崛起，海外基金會知識分子“一支獨大”的局面將逐漸消失?，F在真正讓人擔心的是現在民粹派知識分子、基金會知識分子和資本利益集團知識分子三分天下，而專業派知識分子機會無立足之地的局面。

　　而對于資本利益集團的知識分子，政府應該看清他們的面目，他們的建議可行者采納，不可行者，堅決反擊，這樣才能為達到各社會階層的平衡，而中國的資本利益集團知識分子自身也必須提高修養，也必須樹立一定的“階層合作”意識，不要一味的為某一利益集團說話，階層沖突是一個不可回避的事實，但階層沖突的國家是發展不好的，真正發展的比較好的國家是“階層合作”的國家，這也是北歐、德國等國家能夠成功的關鍵所在，這些國家都普遍奉行“合作主義”路線，“合作主義”也一度被認為是繼共產主義和資本主義之外的第三條道路。比如在北歐和德國的經濟制度中，監事會的權力是高于董事會的，而監事會中又必須有職工的代表，這就是階層合作主義的一個表現，當然其他方面的表現也還有很多，筆者在《世界如此危機》一書中曾專門講過這些。而忽略階層平衡的美國之所以失敗，其原因也在這里。目前在美國左右分裂的極其厲害，持中間立場者非常少。

　　從古至今，政府處理政治問題，很大程度上就是處理知識分子的問題，因為政府的政策建議很多都來自知識分子，或是受到知識分子的廣泛影響，而知識分子背后代表的又是各階層，各派別的利益，因此處理知識分子的問題，也就是處理階層與派系問題，因此政府倚重哪些知識分子直接決定了國家的出路和社會各階層的出路，因此不可不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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