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世清：中華傳統文化與社會核心價值

　　習近平最近指出，中國夢的宣傳和闡釋要與當代中國價值觀緊密結合起來。價值觀是文化的核心;文化就是著眼于系統的、本質的、整體的文明。文明是文化的展開，文化是文明的凝結與升華。文化的思維方式，就是對稱的、五度空間的、復雜系統論的思維方式。理性與非理性的對立、規范與實證的對立、意識形態與科學的對立，都源于非文化的唯“科學”主義的思維方式。用中華文化的思維方式思考社會本質與社會規律，對社會現象進行整體、系統、一以貫之的思考，是研究人類社會核心價值的方法論原則。社會核心價值不同于所謂“普世價值”。普世價值是抽象的，社會核心價值是具體的。市場原教旨主義者可以把無政府主義的完全自由、資產階級的形式民主、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說成是人類普世價值，而社會核心價值只能是充分自由、實質民主與真正的平等。

　　中華文化的社會核心價值就是人人生而平等。

　　佛教認為無論王者百姓皆是眾生，“一切眾生，悉有佛性”(《名僧傳》在宗教的立場上是無貴賤差別的。“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二十五章》)“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論語》)，“性相近，習相遠”(《論語》)，“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人人皆可以為堯舜”(《孟子》)，“涂之人可以為禹”(《荀子》)，“天之生此人，無不與之以仁義禮智之理。”(朱熹：《玉山講義》)人的能力有大小，人對社會的貢獻有不同，而人的生命權完全對等。人人生而平等是人的不同能力、人對社會的不同貢獻的前提，是個人存在與發展、 社會發展與進步的基石。人人生而平等就是人格平等。有人格平等才有機會平等，有機會平等才有社會其他平等，所以人人生而平等是核心價值。殺人償命就體現了人人生而平等這一核心價值。殺人償命，不是所謂冤冤相報、“同態復仇”，不是所謂以暴制暴、漠視生命，而是人人生而平等的表現，是社會實現公平正義的極端表現。正因為有了這個極端表現，才能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的最后底線。如果沒有這個社會公平正義的最后底線，社會就將大亂，政權就將傾覆，人民就將選擇新的政權，通過新的政權來建立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的社會秩序。

　　中華文化的社會核心價值就是權利和義務對稱。

　　“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詩經》)“舍既然均，序賓以賢。”(《詩經》)“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尚書》)，“其罪惟均，其審克之”(《尚書》)，沒有離開人的義務的權利，也沒有離開人的權利的義務。“殺人償命，欠債還錢”，是用形象、樸素的語言，表述了深刻的權利和義務對稱的道理。只有權利和義務的對稱，人和自然、人和社會才能和諧相處、有序發展，所以權利和義務的對稱就是核心價值。由于巨貪給社會造成的直接間接的危害大大超過殺掉一個兩個人，所以殺掉巨貪體現了權利義務的對稱這一核心價值。如果整個社會無官不貪，造成人的權利和義務不統一、人格不平等，這種情況如果任其發展也會危及政權的穩定與社會的可持續發展。

　　中華文化的社會核心價值就是公平正義。

　　公平正義，就是“權利公平、機會公平、規則公平”(《十八大報告》)，就是“讓每個人都有出彩的機會”(習近平)。“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惡其不出于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禮記》)人類歷史上歷次朝代更迭都是社會公平正義的要求在冥冥之中起作用的結果。社會不公平是相對的，社會公平是絕對的，正義總要實現，這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為轉移的社會基本規律。因為宇宙對稱是絕對的，不對稱是相對的;人類社會是宇宙的組成部分，不可能脫離宇宙這一普遍規律的制約。社會公平正義的實現是宇宙對稱規律在社會領域的表現。

　　中華文化的社會核心價值就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史記·商君列傳》)，“天下從事者，不可以無法儀，無法儀而其事能成者，無有也。”“天之行廣而無私，其施厚而不德，其明久而不衰，故圣王法之。”（《墨子》）1931年通過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在蘇維埃政權領域內，工人、農民、紅色戰士及一切勞苦民眾和他們的家屬……在蘇維埃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33條第2款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社會之所以需要法律，就是為了自覺實現正義，避免不自覺實現正義造成社會的動蕩與破壞。民主與法制是對稱的，但民主是手段，法制是目的；民主是基礎，法制是升華。如果民主不能上升到法制的高度，那么這樣的民主只能是部分人的民主而不是人類的民主，只能是部分人的價值、階級的價值而不是社會核心價值。

　　平等是社會的本質。

　　滲透在人人生而平等、權利義務對稱、公平正義、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則后面的本質就是平等。平等就是“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平等不但是人與人平等，而且是人與自然平等：“順天意者，兼相愛，交相利，必得賞；反天意者，別相惡，交相賊，必得罰”（《墨子》）在平等的基礎上才談得上合作雙贏“兼相愛，交相利”，所以社會必須公平正義：“不義不富，不義不貴，不義不親，不義不近”，“古者圣王甚尊尚賢而任使能，不黨父兄，不偏富貴，不嬖顏色。賢者舉而上之，富而貴之，以為官長；不肖者抑而廢之，貧而賤之，以為徒役。”（《墨子》）。平等是核心，社會公平正義是平等的保障，是社會和諧穩定的保障：“察天子之所以治天下者，何故之以也？曰：難以其能一同天下之義，是以天下治。”“ 若使天下兼相愛，國與國不相攻，家與家不相亂，盜賊無有，君臣父子皆能孝慈，若此，則天下治。”（《墨子》），“畜之以道則民和，養之以德則民合。和合故而能諧，諧故能輯。諧輯以悉，莫之能傷。”（《管子·兵法》）十八大報告提出的富強、民主、文明、和諧，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愛國、敬業、誠信、友善，其中最核心的就是平等。平等要靠社會公平正義來保證，所以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再次強調，全面深化改革“必須以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增進人民福祉為出發點和落腳點”。 平等是社會主義的核心價值，也是人類社會的核心價值。那么，什么不是社會核心價值呢?

　　部分人的價值不是社會核心價值。

　　奴隸社會、封建社會少數人對多數人的壓迫是部分人的價值不是社會核心價值。希特勒國家社會主義、民族主義、排猶運動，美國外來移民對土著印第安人的屠殺與擠壓等多數人對少數人的壓迫也只是部分人的價值而不是社會核心價值。資本主義社會不講義務的人權，不要監管的自由，以金錢衡量一切、以金錢換算一切的平等，以金錢主導一切、以金錢擺平一切的民主，也同樣只是部分人的價值而不是社會核心價值。只有完善的法制與道德、充分實現公平正義的科學社會主義，權利公平、機會公平、規則公平為主要內容的社會公平保障體系才是社會核心價值。有報道說袁隆平的超級水稻推廣面積不多，之所以那么好的水稻農民不種原因是需要投入的肥料和工時長，投入產出比不高，經濟效率不高，所以全國并沒有大規模推廣。這是把經濟當做金錢、發展經濟和賺錢劃等號、只講經濟效益不講社會效益的典型例證。偽“精英”們金錢至上的普世價值觀使道德淪喪、官場腐敗、世風日下，是西方和平演變中國深層次的理論基礎;雖然兵不血刃、潤物無聲，然而暗流洶涌、潛移默化，正在以加速度侵蝕我們民族的機體，危害我們國家的經濟、政治與道德安全。在偽“精英”們金錢至上的普世價值觀看來，世界上沒有任何價值不能換算成價格、沒有什么東西是錢買不到的;如果人是理性的、正常的，就應該見錢眼開、完全利己;唯利是圖金錢至上，應該是人的本性，也是GDP增長的需要、社會發展的需要!什么理想，什么道德，什么誠信，通通都是偽科學，都是非理性的產物。他們推崇社會達爾文主義，推崇狼道;講科學就不能講道德，講道德就不配來做現代“經濟人”。在他們看來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就是“普世價值”。雖然經過自以為是、不可一世的偽“精英”們的長期肆虐、對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刻意踐踏，中華民族深層次的核心價值結構并未被瓦解，中國人民根深蒂固的倫理觀念并未被泯滅，中國社會穩定的社會心理整體上并未被扭曲。這顯示了中華民族優秀文化的頑強的生命力。這是中國建立真正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基礎，是中華民族希望的基礎，是中華民族浴火重生的基礎!所以，我們反對“普世價值”不是反對社會核心價值，而是反對偽“精英”們用不是社會核心價值的“普世價值”——市場原教旨主義、資本主義的金錢價值觀作為社會核心價值強加在我們頭上，使金錢至上的潛規則披上“普世價值”的外衣而大搖大擺地滲透到我們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而否定了公正高效權威的司法制度、人民平等參與平等發展這一人類社會的核心價值，公平開放透明的市場游戲規則這一市場經濟的核心價值。

　　價值的等價交換不是價格的等價交換。

　　作為市場經濟核心價值的等價交換是價值的等價交換不是價格的等價交換。只有價值的等價交換——貢獻與索取的一致、權利與義務的統一，才是真正的平等，只有真正的平等才是社會的核心價值。而價格的等價交換只是商品經濟、市場經濟微觀領域的“核心價值”，不是商品經濟、市場經濟宏觀領域的“核心價值”，不是人類社會的“核心價值”。而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是動物界的核心價值，也不是人類社會的核心價值，不是人類社會的“核心價值”不是真正的核心價值。偽精英們把微觀經濟領域的“核心價值”價格等價交換和宇觀領域動物界的“核心價值”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看成宏觀領域人類社會的“普世價值”或核心價值，犯了層次混淆的錯誤，這個錯誤使他們無法把握真正的人類社會的核心價值。

　　建構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體系與實踐模式只能遵循人類文明發展、文化發展的普遍規律。在這個普遍規律中，小圓圈是中圓圈的濃縮，中圓圈是大圓圈的濃縮。濃縮不是等同，而是一環套一環的螺旋式上升、波浪式前進，在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中實現發展。以平等為核心的價值觀在當代中國這塊土地上產生有邏輯與歷史的必然性。對稱文化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文化背景，也是解析與重建中國核心價值觀的范式參照。雖然“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但中國走社會主義道路卻不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的簡單移植，而是中國傳統文化合乎邏輯的發展。傳統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是不是科學，和中國要不要走社會主義道路并無必然聯系。真理是具體的而不是抽象的。我們之所以說要使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就是要以中國本身固有的文化為主體，吸收馬克思主義的精華，使之成為中國文化的有機組成部分。同樣，社會核心價值也不是抽象的而是具體的。中華傳統文化之所以能接納馬克思主義，就是因為馬克思主義蘊含的以平等為核心的價值觀和中華傳統文化中的核心價值觀有著內在的一致性;西方資產階級抽象的自由、平等、博愛要成為社會核心價值，也必須尋找和中華傳統文化中所蘊含的核心價值的共同點，使之成為通過空間展示體現時間發展的人類核心價值體系中合理的一環。

　　平等是社會的規律。

　　社會的核心價值是平等說明，市場經濟的核心價值是平等，市場經濟的價值本質是效益，市場經濟的核心機制是價值機制。平等是公平的本質，公平是平等的展開;平等是比公平更深層次的范疇。如果說，公平相對于效率而言，那么平等則蘊含了公平與效率的一致，“社會主義核心價值是平等”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是公平與效率的統一”是同一個命題。平等，就是“權利公平、機會公平、規則公平為主要內容的社會公平保障體系。努力營造公平的社會環境，保證人民平等參與、平等發展權利。”(十八大報告)如果說，對稱是宇宙形成、產生、發展的根本動力，那么平等就是人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發揮和社會發展的最根本動力。社會的根本規律就是平等的規律。平等的規律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有不同的表現形式。在封建社會，由于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封閉的小生產的狹小的生產規模，商品生產的不發達，使平等沒有成為人們的自覺意識，追求平等沒有成為人們普遍的自覺行動，因此不平等圍繞著平等上下波動的周期較長，有時甚至要幾代人才能顯現出來。這給人們認識和運用這條規律帶來了困難。但也不是完全沒有認識。中國農民 “王候將相，寧有種乎”的口號，佛教的“因緣論”、“報應說”，以及群眾的“吃虧是福”等，可以說都是對平等規律的樸素的、帶有神秘色彩的反映。到了市場經濟時期，等價交換成了人們的自覺原則，平等意識成了人們的自覺意識，追求平等成為人們的普遍的自覺行為。因而不平等圍繞著平等上下波動的周期顯得較短，且越來越短，向零點無限接近，因而比較容易使人們看到這條規律的存在。平等規律是通過人們的自發行為表現出來還是通過人們的自覺行為表現出來，表現周期是短還是長，對于人的素質和社會發展的影響是不同的。樹立社會以平等為核心的價值觀，將既有利于主體素質的提高，又推動了社會更快發展。

　　民主與自由是手段，平等才是目的。

　　平等是社會核心價值說明，民主不是核心價值。民主是手段，平等才是目的。從直接現實性上看，文化大革命“打倒一切”侵犯人權;但從本質上看，文化大革命是共產黨防止執政后蛻化變質成為新的統治階級走向人民的對立面而進行的自我革命，恰恰體現了執政黨追求社會平等的核心價值。雖然文化大革命犯了階級斗爭擴大化的極左錯誤，但反對官僚主義反對共產黨脫離群眾墮落腐敗的動機和效果都是好的，說文化大革命純粹是一場動亂并進而貶低毛澤東是錯誤的。奧巴馬靠民主選舉上臺是美國人對金融危機暴露出來的資本主義經濟政治體制的致命缺陷的遮羞布，用所謂種族平等、人與人表面平等來掩蓋其制度實質不平等的尷尬。可以說，沒有這一場源于美國的全球性金融危機，奧巴馬根本不會當選。奧巴馬當美國人的總統也可以說是時勢造英雄;奧巴馬也確實不負眾望，上臺后就在推銷“普世價值”的名義下，軟硬兼施要中國人為美國的金融危機買單。奧巴馬是美國價值觀的推銷員，奧巴馬的黑人身份是美國在中國搞顏色革命的旗幟。從美國逼迫人民幣升值、航母黃海軍事演習、挑唆日本挑起釣魚島事件、通過漢奸賣國勢力在我國推廣他們的“普世價值”，就是要通過政治的經濟的軍事的手段來掠奪中國的財富，用中國60年發展的經濟成果來填補他們財政黑洞，把經濟危機轉嫁給中國人民。奧巴馬上臺是用民主這一形式上的平等來掩蓋國與國之間實質上的不平等，也掩蓋其國內金融投機者與納稅人之間實質上的不平等。

　　平等與自由、民主不是通常所認為的，是同一層次的概念。從邏輯上看，民主是自由的途徑，自由是平等的前提;相對于平等而言，民主與自由都是手段;平等才是核心目標，民主與自由是圍繞平等這一核心價值展開的外圍價值。只有民主、自由與法制的對稱，才能使民主與自由走向平等，而不是走向平等的反面。所以對稱是重要的;離開對稱，民主、自由和法制只能走向自己的反面：民主和自由走向無政府主義，法制成了專制手中的工具，它們都離平等漸行漸遠。從歷史上看，在商品經濟早期，自由與平等是同一的;隨著商品經濟發展到市場經濟，隨著市場經濟越來越立體化、宏觀化，自由與平等逐步分離，以致經濟主體的自由與平等的統一必須通過法制與政府的宏觀調控來實現，以化解各種“外部性”問題對市場平等原則的干擾。所以，從邏輯和歷史兩方面來看，市場的核心價值是平等;認為市場的核心價值是自由的觀點在特定的歷史時期是正確的，但在當今時代已經不合時宜。既然平等是核心，自由、民主只是實現平等、展現平等的手段，那么當自由、民主同平等背離時，自由與民主就必須受到限制，以保障平等的實現。當然，如果限制自由與民主的同時又損害了平等，或就是為了損害平等而剝奪自由與民主，那這樣的社會就必須變革。

　　自由必須以民主與法制的對稱為中介才有可能達到平等說明，只有平等才有可能做到充分的自由;只有平等與充分的自由，才有完善的市場經濟。而完全的自由，則以犧牲平等為前提;所謂完全的自由，就是官商勾結的自由、資本意志的自由、兩極分化的自由、剝削人民的自由。新自由主義要的是在市場經濟旗號下的完全自由，而我們要的是以平等為核心的充分自由。有充分自由才有充分的競爭，充分競爭的市場經濟才是完善的市場經濟。充分自由與完全自由、充分競爭與完全競爭、完全的市場經濟與不完全的市場經濟是我們同新自由主義、市場原教旨主義的本質區別。完全自由、完全競爭的不完全的市場經濟的核心價值是不擇手段、弱肉強食，叢林法則、普世價值;充分自由、充分競爭的完全的市場經濟的核心價值是平等。充分競爭的結果是優勝劣汰，完全競爭的結果是逆選擇逆淘汰。兩者的本質區別就在于不同的核心價值觀。如果說，在法制完善的市場經濟國家新自由主義反對政府干預尚可以形成與政府對稱的一極，那么在法制不完善的市場經濟國家新自由主義的完全自由競爭則以資本和權力的結合為特征。他們反對政府干預是假，反對法律監管是真;崇尚自由是假，無法無天是真。從“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到通過所謂“保駕護航”“使”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從理念到現實操作無不體現了以犧牲公平來保證效率，因而到處都可以看到權力與資本結合的影子，這也是造成廣大人民大眾仇富仇官的根源。如果說新自由主義在西方還有合理的因素，那么把其移植到處于改革開放進程中的中國，則只能使其異化為權貴資本主義的理論工具。

　　要把握社會核心價值，首先要探索人的多層次本質。

　　告子曰：“性猶湍水也，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人性之無分于善不善也，猶水之無分于東西也。”孟子曰：“水信無分于東西，無分子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今天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顙;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之性哉?其勢則然也。人之可使為不善，其性亦猶是也。”告子說：“人性就像那急流的水，缺口在東便向東方流，缺口在西便向西方流。人性無所謂善與不善，就像水無所謂向東流向西流一樣。”孟子說：“水的確無所謂向東流向西流，但是，也無所謂向上流向下流嗎?人性向善，就像水往低處流一樣。人性沒有不善良的，水沒有不向低處流的。當然，如果水受拍打而飛濺起來，能使它高過額頭;加壓迫使它倒行，能使它流上山崗。這難道是水的本性嗎?形勢迫使它如此的。人的可以迫使他做壞事，本性的改變也像這樣。”

　　人的本質是一個系統，這個系統的不同層次同社會的不同方面在特定時空條件下的具體結合凝結為人的不同素質，體現為人的主體性的不同程度。人的本質有普遍、一般、特殊、個別四個層次。普遍層次：根據熱力學第二定律，對稱是人和整個大自然共有的自然本質，也是人的最深層的本質，追求平等是人與大自然的共有本質，因此人性是無善無惡的。一般層次：人和生物界共有的自然本質：靠自然界現存的東西來生存。因此必然產生互相爭奪和殘殺，社會奉行叢林法則，人的本性是惡。西方配置經濟學基礎上產生出來的選擇理論、自私的“理性經濟人”理論、完全競爭理論、腐敗是社會發展的潤滑劑理論、張維迎的“自然法”理論與“合理不合法”理論就是這一層次本質的反映。顯然這一層次的理論低于上一層次的理論，相對于這一層次的“理”，上一層次是更深層次的“理”。因此，平等作為核心價值，其普適性要高于叢林法則。特殊層次：人的社會本質，既是人區別于動物的特殊本質，又是整個人類社會共有的本質。人不但可以依靠自然界現存的東西生存，而且可以創造出自然界所沒有的東西來滿足自己的需要。在這個層次，人的本質是創造，人的創造本質使人有可能聯合起來互相合作。所以人的本性是善的;以這一層次的本質為參照系，人與人是狼的價值觀將被合作雙贏的價值觀揚棄。“創造理性”與“選擇理性”的區別，將決定投資與投機、配置型經濟與再生型經濟、可持續發展與不可持續發展的區別。個別層次：在私有制(包括生產資料私有制和生活資料私有制)社會，社會產品有剩余也有不足，人類除了互相合作的一面以外還有互相爭奪的一面。因此人性是善惡混。人性無善無惡→性惡→性善→性善惡混四層次本質是人的一切行為的內在根據，提供了人的各種行為的可能。但哪一種行為可能成為現實，取決于外部條件，這外部條件最主要的是社會政治制度，其次是道德環境、輿論環境。當社會政治制度、道德環境、輿論環境有利于人善的本質外化為行為時，人就成了好人;當社會制度、道德輿論環境有利于人的惡的本質外化為行為時，人就成了壞人。社會制度、道德輿論環境是歷史的、具體的、可變的，人的本質的外化也是歷史的、具體的、可變的。好人和壞人可以轉化，轉化的條件就是外部環境的變化。不管怎樣變化，好人總是有利于生產力的發展。因此必須用社會制度、道德和法律來約束人的行為，對人性揚善抑惡。人的上述四個層次的本質是共同起作用的。其中，前面的決定后面，后面的包含前面。如果只有惡，那么人類社會就只能是由無數戰爭組成的互相殘殺的大小戰場，任何創造性活動都不可能進行，人類社會一天都不能存在，那么人類社會自原始社會解體以后只能歸于滅亡。如果只有善，人的創造本性與合作本性將得到充分實現，生產力水平將提高得更快，社會將發揮出更大的功能。人的深層本質和淺層本質從不對稱向對稱轉化，實現善對惡的揚棄，是社會發展的根本動力。

　　要對各種價值觀進行合理定位。

　　核心價值觀研究不排除代表人的不同層次本質、不同階級利益的價值觀，關鍵是要對各種價值觀進行合理定位，對它們的合理性做出邏輯與歷史相統一的合理證明。從歷史上看，價值尺度與道德尺度的統一是一個主體與客體相互作用的歷史過程。到了社會化大生產與市場經濟階段，由于人與人之間交往的日益頻繁，等價交換成了人們的自覺原則，平等意識成了人們的自覺意識，追求平等成為人們的普遍的自覺行為，不平等圍繞著平等上下波動的周期越來越短，向零點無限接近。把勞動看成商品，就是這條規律的直接體現。把勞動力看成商品，使這條規律由通過人們的自發行動表現出來，變成由通過人們的自覺行動表現出來，此時平等就成為人類社會的核心價值觀。從邏輯上看，不同價值觀之間之所以水火不容、難以融合，一個主要的原因是由于利益機制。經濟全球化也是人類經濟利益的趨同化，對價值觀重新定位，就是要變政治意識形態為經濟意識形態。如果說，政治意識形態是狹義的、階級的意識形態，那么經濟意識形態則是廣義的、人類的意識形態。經濟學人類化的前提，是經濟學范式背后的意識形態人類化。重新定位意識形態，把政治意識形態轉變為經濟意識形態，是意識形態人類化、建構社會核心價值觀的必要步驟。而只有使配置經濟學轉變為再生經濟學，才能使社會核心價值觀有與之對稱的經濟學理論基礎。與經濟全球化與知識經濟時代相伴隨，國與國之間、地區與地區之間政治意識形態已逐步被經濟意識形態所代替，經濟取得了君臨一切的地位。這為社會核心價值觀的形成、經濟學范式的轉換提供了客觀要求。如果說，配置經濟學是國家之間生存競爭的經濟學，那么根據平等的社會核心價值觀，使全球經濟對稱發展、和諧發展就必須以再生經濟學為理論依據。核心價值觀的邏輯與歷史是一致的;核心價值觀的建立必須放在知識經濟與經濟全球化的背景條件下來把握，核心價值觀體系的建構與核心價值規律的運用必須是中國經濟發展的邏輯與中國經濟學發展的邏輯、經濟客體發展的邏輯與經濟人性發展的邏輯、中國發展的邏輯與人類社會發展的邏輯的碰撞、揚棄與融合的結果。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核心價值觀的建立要求整體論思維方式，只有把改革開放發展與人類經濟發展結合在一起，才能為建立核心價值觀打下經濟基礎。政治經濟學的還原論的思維方式，決定了它們所謂的“宏微觀經濟學”都只是人類經濟活動某個局部領域、某個層面的反映，只是微觀的、局部的、抽象的“真理”。政治經濟學是特殊的理論經濟學，不可能成為社會核心價值觀的理論基礎。只有以一般經濟學為理論基礎的社會主義才是真正的科學社會主義。對稱經濟學是一般經濟學，是超越階級、揭示人類經濟一般規律的一般經濟學。對稱經濟學從主客體關系出發揭示了人類經濟學的一般規律，實現了經濟學規范性與實證性的統一，為建立科學的核心價值觀奠定了經濟學基礎。

　　用平等融合左右、超越中西。

　　平等的社會核心價值觀應該成為方法論，成為邏輯與歷史兩方面融合左右、超越中西、提升意識形態、使意識形態科學化的方法論。如果說“普世價值”觀是西方資產階級抽象片面不科學帶有欺騙性的意識形態，那么平等的核心價值觀就是人類具體完整科學的意識形態。只有使意識形態科學化，才能掃除核心價值觀的認識障礙，為建立一般的人類的核心價值觀打下基礎。從平等的核心價值觀來看，資本主義是不完善的市場經濟，社會主義是完善的市場經濟。當西方的市場經濟自我完善，就成了社會主義;當社會主義吸收了西方市場經濟的成果，就成了成熟的市場經濟。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本來就是同一個市場經濟發展的不同階段而不是根本對立的社會形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既是社會主義意識形態也是人類意識形態，把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和人類意識形態統一起來的紐帶是平等的核心價值觀。平等的核心價值觀是大陸與臺灣之間，中美、中日之間，為了各自的經濟利益求同存異、相互融合的基礎。在這種融合的過程中，資本主義逐步被社會主義所代替是大勢所趨，順之者昌、逆之者亡。在這里，“資本主義逐步被社會主義所代替”的命題與其說是政治意識形態，還不如說是經濟意識形態，或者說是通過政治意識形態表現出來的經濟意識形態。從平等核心價值觀的邏輯眼光來看，社會主義好還是資本主義好的問題，本質上不應該是政治意識形態問題，而是建立怎樣的政府、政府怎樣做才對經濟發展、人的發展有利的科學價值觀問題。計劃調控與市場調控，都是政府宏觀調控的手段;公有制與私有制，是政府采取不同調控手段所賴以進行的產權法律關系基礎。如果以公有制為基礎，計劃調控會更加得心應手;如果僅以微觀調節為手段，私有制可能會更有效。不同的發展觀會牽涉到不同人的利益，但既使是同一種發展觀中的不同政策，也都會關系到不同利益集團的利益調整，因此不同的發展觀后面滲透了不同的價值觀。政治意識形態容易走極端，陷入“非此即彼”的思維方式。不是社會主義就是資本主義，不是私有化就無真正的市場經濟;真正的社會主義必須割資本主義尾巴，真正的市場經濟必須排除政府干預;既然對外開放就不要再講愛國，講愛國就是民粹主義等等都是這種政治意識形態的寫照。這種政治意識形態化的經濟學只有片面的真理，在整體上都是錯誤的，不可能形成科學的價值觀。中國改革開放前后的主流經濟學恰恰都是這樣的政治意識形態的經濟學理論，它們相互之間的互相攻擊本身就構成了一道對稱的風景線。價值觀政治意識形態化對形成科學的社會核心價值觀與科學發展觀并無好處，應該找出隱藏在不同政治意識形態、不同發展觀背后的核心價值觀。只有徹底拋棄政治經濟學線性思維方式的桎梏，把經濟學從政治意識形態的束敷中解放出來，才能從中華傳統文化與中國的改革開放實踐中提煉出科學的社會核心價值觀，然而又用這種核心價值觀來定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明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核心機制，指導中國改革開放的實踐，使之得到更快更好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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