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夾雪幾年前發表的文章《胡耀邦，你是一個奇跡》，我早就讀到過，是一篇很好的文章。也因為如此，也常常被人提起，在血腥的昆明“3·01”暴力恐怖事件發生后，因為牽涉到少數民族地區分裂主義勢力，這篇文章在網上被不少人引用，尤其是這一段：
“胡耀邦在少數民族上扶植舊貴族，打壓共產黨的積極分子。在西藏，胡耀邦萬里1980年12月到西藏后，把仍在服刑的376名‘西藏叛亂’分子全部釋放，戴帽監督改造的600人一律摘帽，清退過去被查抄的財產。1959年的叛軍司令拉魯坐牢6年，以后回鄉務農。胡耀邦請其出山，當上自治區政協副主席，其妻任政協常委，兒子任自治區宗教局副局長。與此同時，翻身農奴重新回到地獄，淪為弱勢群體，工作、收入無保障，非常困難。不僅如此，胡耀邦還提出‘要把80%的漢人從西藏撤出來’，‘在新疆問題上，黨中央只要三個權：國防權、外交權、內政否決權。即除了國防、外交歸中央管外，新疆自治區范圍里的內政都由你們決定。’‘兩少一寬’等等政策，使穩定多年的西藏、新疆開始動蕩，為近幾年的‘3·14’，‘7·5’埋下了隱患，時人稱為‘胡耀邦，胡亂邦，亂了西藏亂新疆’。可是今天還有人說胡耀邦堅持正確的民族政策，這是第八個奇跡。”
公正地說，作者在基本判斷上是正確的，只是在細節上有出入。胡耀邦是在1980年初擔任總書記之后不久召開了西藏工作座談會，5月份，他和書記處的書記萬里等到的西藏，不是12月。在進藏途中(飛機上)，即發表了著名的“胡氏六字”：免征、放開、走人。免征就是免去群眾的農牧業稅;放開就是放開所有的經濟活動領域;走人就是把進藏的漢族干部大部分調回內地。對于其中的“走人”，胡耀邦還在幾次講話中做了一些闡釋，說了一些與其身份很不相稱的糊涂話。走人政策造成的嚴重后果，實際上很快就顯現出來了，而且，對于對于這一錯誤政策，到1990年代，就已經有相當一級的領導人提出過公開批評。
釋放1959年叛亂人員實際上有兩次，一次是1978年11月4日，拉薩召開大會公開釋放一批;一次是1979年3月12日，也就是鄧小平會見達賴的二哥嘉樂頓珠的當天，在中央的指示下，西藏自治區司法機關全部釋放1959年參加叛亂的在押人員。都是胡耀邦進藏前的事，拉魯更是在此之前就被釋放出來了。至于在改革開放新時期，拉魯重新走上領導崗位，這并不是一件值得大說特說的事情。其家人擔任一定的領導職務，也在我們黨的統戰政策之中(這里說的其子，早在年幼時即被認定為昌都強巴林寺的大活佛之一)。
我想作者想要指出的是，作為我們黨的重要領導人，胡耀邦在執行民族政策上的嚴重失誤。而這一點在西藏，突出地表現在對以前的上層人士沒完沒了地“落實政策”，對西藏民主改革后跟黨走的這批人不聞不問，由此給整個社會心理造成的極大的沖擊;以及對于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做狹隘的理解，在這種理解的基礎上出臺的一些錯誤政策，西藏地區上世紀八十年代的動蕩即源于此，而不是當時認定的所謂“左”的后果。
這些歷史情況，并不是不可獲得的，曾擔任過西藏自治區黨委書記的陰法唐、陳奎元等人的著作、中國共產黨西藏史等，均已公開出版，稍加留意即可獲得準確的資料。
順便也可以說一下，幾年前司馬南先生在一篇文字中說到西藏地區的黨的領導人時，竟然把范明也列為一任西藏工委書記(1965年西藏自治區黨委成立前，稱為中國共產黨西藏地區工作委員會，簡稱西藏工委)，實際上范明從未擔任過這一職務，擔任這一職務是張國華和張經武。當然，這都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只是，在立論時，出現這些細節上的錯誤不太合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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