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年前，我曾經與臺灣的經濟學家和法學家討論過民主政治與經濟增長的關系。我們得出的結論是悲觀的，民主政治往往不能實現資源的最有效率配置，民主政治往往帶來經濟負增長甚至大蕭條。這當中的道理并不復雜，民主政治往往為資本(特別是國際資本)提供絕對的自由，資本(特別是國際資本)往往具有強烈的投機性傾向，它們往往會迅速吞噬國家和國民的大部分資產，它們往往會將廣義稅賦(居民的實際的類稅性負擔)提高到無以復加的程度，它們往往會極度地扭曲國民經濟結構，它們往往會迫使“民主化”國家陷入經濟崩潰。臺灣的一位老先生概括的不錯：民主并不必然等同于善。很不幸，烏克蘭就是一個最鮮活的案例。當然，這樣的案例在全世界不勝枚舉。
我們關于民主的討論，有一些初步的結論了。我們認為，必須首先推進經濟民主，在經濟制度趨于民主化之后，及時地跟進政治民主以完成制度配套。當然，也有不同意見，有朋友認為，可以雙輪驅動，實現政治民主與經濟民主的共同進步。不過，當今世界確實還沒有實現雙輪驅動的成功案例。相反，以中國為代表的，先經濟后政治的模式，倒還確實是有不少成功的案例。我個人認為，其實并不存在單輪或雙輪，從經濟立法入手正是推進政治民主的最佳路徑，真正的政治民主就應該是發端于經濟民主的立法過程。當代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無一不是從啟動(具有社會主義意義的)經濟民主的立法工作開始的。其實，這也符合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則，畢竟是經濟基礎最終決定上層建筑的。代表國際金融資本的民選總統可以搞好經濟嗎?那絕對是一個幼稚到渾蛋的笑話!烏克蘭人喪失了獨立思考的能力，非單只烏克蘭國民經濟會陷入崩潰，烏克蘭國家都有可能陷入內戰和分裂。
我以為：首先，民主是立體的，民主包含了政治和經濟等各個方面，絕對不能單純在某一個方面搞片面的民主，片面的民主往往帶來更大的不民主;其次，民主是分段的，民治包含了起步階段、初級階段和高級階段，絕對不能妄想一步就跨入政治民主的高級階段，不學會走就想跑一定會摔跟頭的;最后，民主的真正含義就是所有的人都必須失去一些自由，既不能讓權貴們絕對自由，也不能讓資本家絕對自由，更不能讓街頭革命者絕對自由，都失去了一些自由才有共同自由的平衡點，那就接近真正的民主制度了。可惜，這些淺顯的道理，很難為發展中國家的精英們所接受。發展中國家往往缺乏成熟的思想家，他們無法完成深邃的哲學思考，他們需要在硝煙和血淚中覺悟。即便是經歷了硝煙和血淚，也未必可以使精英們變得成熟，一些國家常常數十年、數百年陷入動蕩和混亂。回想一下，我們親愛的祖國不也曾經有同樣的經歷嗎。大陸尚未完成民主政治建設，臺灣的民主政治也未臻完善，香港的民主政治反而陷入了倒退。中國人在政治文明方面，仍然需要深邃的思考，仍然需要成熟的思想。是的，兩岸三地至今仍然不能完善具有社會主義意義的經濟民主立法，我們依舊在不同程度地侵犯和榨取我國國民的基本經濟民主權利，我們有什么基礎去搞欺哄瞞騙人民的所謂“政治民主”呢?
香港的朋友告訴我，所謂“民主”之后的烏克蘭，國家財富被少數人攫取了，攫取了財富的那些少數人，根本無意于投資烏克蘭本土，烏克蘭的人才和資本大規模流失，烏克蘭的經濟必然陷入長期衰退，當前的政治動蕩是經濟衰退的必然結果。確實，烏克蘭事變，表面上你可以埋怨美國、歐盟、俄羅斯;但是，烏克蘭的悲劇，本質上是烏克蘭精英的無知、無恥、無畏造成的。老實說，看到尤先科、季莫申科、亞努科維奇，我總覺得他們的人品令人作嘔。正是這些私欲熏心的烏克蘭精英葬送了他們美好的祖國。歷史的經驗教訓值得記取，千萬不要相信拿民主當玩物的政治明星，他們其實就是也必然是國際資本的代理人，他們何曾考慮過那些普通民眾的經濟主權，他們唯一要做的就是掠奪人民的財產，他們最終往往會親手埋葬他們自己的祖國。
烏克蘭的動亂，根本原因在于經濟。請那些幼稚的評論家們注意了，請不要把結果統統當成原因。我想再重復一遍我在《廣義稅賦論》中的結論：任何國家，居民的廣義稅賦超過了其收入的70%，這個國家必然走向動亂。前蘇聯如此，前南聯盟如此，北非如此，中東如此，烏克蘭也絕不例外。或許，下一個將是土耳其。至於，種族因素、宗教因素、地緣政治因素等等，只不過是矛盾爆發的偶然切入點。深層次原因是唯一的，就是社會分配嚴重失衡了。我對于我國主流媒體(包括央視)的輿論誤導感到愕然，我甚至對于我國的有關部門的遲鈍感到驚訝，不要像閭丘露薇那樣幼稚好嗎?讀不懂別人，如何做好自己?
回到中國現實。我們已經無數次呼吁了，我們希望我國領導人高度關注經濟民主的立法工作，我們希望我國可以通過系統完善的經濟立法，以完備的立法體現經濟民主的基本原則。我們希望盡快制訂真對資產持有和資本利得的課稅，迅速降低我國國民廣義稅賦的沉重負擔(必須降低到50%這個安全線之下);我們希望國家立法保護國家財產和私人財產，必須使人民的經濟民主權利獲得法律上的保護;我們希望系統的經濟立法可以約束國際資本和官僚土豪，確保我國的資源不要大規模流失并得到高效率地配置。在此基礎上，我們逐漸通過政治立法，保障并完善人民的政治權力，最終實現全面的、高水平的民主建設。我們希望，從硝煙和血淚中走過來的中國人，不要重復烏克蘭的低級錯誤，我們可以用我們的成熟和睿智建設我們美好的未來。我們絕對不允許中國重復烏克蘭的悲劇。
我見過一位來自烏克蘭的院士，他對烏克蘭人的思想狀況感到悲觀。他說烏克蘭人已經失去了民族自信，烏克蘭人已經喪失了獨立思考的能力，他們對美國和西方已經崇拜到了迷信的程度。我對他說，中國人也曾經如此，至今仍然有人在搞洋奴哲學，中國本土的思想家仍然被系統地屏蔽和全面壓抑著。不過，中國是幸運的，中國的左翼崛起了，中國的老百姓對代理人和買辦開始警覺了，中國新一代的年輕人不會繼續跪拜禍國殃民的香蕉明星了，想在中國搞一場“顏色革命”已經不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了。當然，中國也不是沒有問題，中國的廣義稅賦在迅速攀升，動亂的因素一直在不斷地積累著，新一屆領導集體已經開始關注社會分配問題了。
烏克蘭民主政治之殤，能否警醒我國的“改革者”呢?你們是否還是要繼續推進扭曲社會分配的“金融改革”呢?你們會否盡早開啟理順社會分配的財政改革呢?又或者，你們能否開始那些推進經濟民主的偉大立法呢?在基輔的嚴冬之后，中國的老百姓更加期待北京早春二月的春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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