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被國內某大學解聘，被美國媒體稱為“異見人士”的夏先生(夏業良-轉載者注)，剛落地美國不久，便成為Cato研究所的座上賓(國內把Cato翻成“卡托”。準確而言，Cato念“kei tou”;中文常用詞里只有“尅/剋”發此音)。
《紐約時報》報道這一消息時提到，盡管夏與Cato研究所的政治標簽不同，“前者因自由而惹麻煩，后者則以極端自由——亦即極端保守——而聞名”，但是，雙方“認為他們的關注點是相同的”。Cato的“全球自由與繁榮中心”負責人說，“他提倡市場改革，人權和有限制的憲政民主，這些都是我們的價值”，因此希望夏“能利用Cato這個平臺，讓人們關注中國最緊要的經濟和社會改革”。
1月26日(春節前夕)，夏在北京機場候機前往美國，身邊冷冷清清。
Cato研究所自家網站的消息里如此“贊”夏先生：“他是真正的自由斗士，他[的到來]將大大擴展我們從經濟史到當代社會政治問題方面對中國的研究……他學術方面的高水平，面對迫害的勇氣，以及致力于自由原則，都是我們Cato所欣賞的”。
這話好聽，估計很多人會以得到這樣的“贊”而感覺幸福一輩子。不是嗎，國內某老先生(茅于軾--轉載者注)在接受Cato研究所2012年給他的“Milton Friedman Prize”發表感言時，開頭便如是吐真言：“接受這個促進自由獎，是我八十多年的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我感到非常榮幸。我把Cato研究所授予促進自由獎看成是對中國多年來全體追求自由人士的鼓勵”。
這些卻讓我想起，十多年前，跟一個代表團回國，訪問一些媒體機構。在南京參觀國民黨“總統府”時，一位美國同事，看完后，半開玩笑地問我：“我們支持的那些人好像都不太聰明啊。我們怎么總是支持那些沒出息的?”“你說呢?”我問。
估計這一次，這位同事可能會自己回答自己的問題：“Cato?難怪!”
Cato研究所成立于1977年，與里根、撒切爾“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同步成長，在“新自由主義”的各類政治經濟決策過程中，其身影時隱時現，屬于美國各類“思想庫”中一個意識形態傾向明確的“右翼”思想庫。
有人說，Cato因其極端自由主義傾向，在文化上不“保守”所以不屬于“右翼”。其實，這里的所謂“不保守”，僅限于美國內部的“文化戰爭”：相對美國內部某些保守的宗教勢力而言，“極端自由主義/極端個人主義”(libertarianism)也許不固守某種(宗教)文化意義上的教條。僅此而已。而這種“不固守”說穿了其實是，只要社會和文化問題不影響資本的再增值，怎樣都行;無論是沙特式的還是拉斯維加斯式的。
在美國內部，對“自由左派”而言，Cato代表的，并不是他們“自由主義”意義上的“自由”，而是以“自由”的名義服務于資本的開拓(包括為其開脫)：在經濟上堅守市場原旨主義，在政治上支持全心全意為資本服務的政客，在意識形態上宣揚“極端自由主義”，不關心也不主張經濟平等，屬于極端保守主義。
據此借一步說話：盡管“自由”是個美好的字眼，但從來都不可能抽象而言。只要看看最近幾百年的世界歷史就行：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在其形成過程中，殖民，侵略，殺戮，掠奪，等等，基本上都以“自由”的名義鳴鑼開道，以“自由”的名義掩蓋其留下的斑斑血跡，再以“自由”的名義將其抽象化，轉化為“自由女神”，成為世界霸主頭上的“頂戴花翎”。
最近，因為教書，重讀印度作家Amitav Ghosh《煙河》(River of Smoke)，再次重溫作者如何巧妙地運用19世紀中期，鴉片戰爭前后的真實材料(報刊雜志等)，經由滿口“自由貿易”的歐美鴉片商販，展現出在資本主義上升時期的殖民時代里，“自由”是如何被赤裸裸地用來為掠奪，強行和侵略辯護的。
事實上，無論是19世紀，還是21世紀，資本的邏輯基本沒有變：資本必須有暢通無阻的自由;它可以損害你，你不得損害它。
回過頭來再看某老先生的“獲獎感言”。滿紙跑“自由”，當然讓主人高興：重復重復再重復，簡單簡單再簡單，不用講歷史，不要有分析，只要矛頭指向清楚即可。不過，當我硬著頭皮看完“感言”后，卻不由自主替老先生感到難為情：有必要說得這么過頭嗎?人家哪有你那么傻，私下里說不定好笑這過分的討好。當然，他們一定會真心高興：能找到人在中國不遺余力地神話“市場”，向除了只有勞動力以外沒有任何其它可以交換的人們宣傳，出賣自己勞動力的自由=資本在全球范圍內暢通無阻的自由。
另外頗替老先生感到為難的是，他所標榜的“天則”二字被翻成英語的“unirule”后，滿紙的“自由”就解釋不通了：“uni”作“單”“一”解;“rule”，根據上下文，可以表示規定或者規則，也可表示掌控或統治。那么“單一的規定/規則/掌控/統治”指的是以“自由”為唯一嗎?要是的話，那還能叫“自由”嗎?同理，如果“自由”無法成為唯一，那么，在任何其它“uni”/“單一”的規定/規則/掌控/統治下，都不可能有絕對或抽象意義上的自由。
當然，根據老先生多年來的名言以及那個讓他一生最感榮幸的“促進自由獎”，可以判斷，在他的上下文里，這“單一”非資本莫屬。
最后，還需提一下那位以“自由項目”的名義邀請夏先生訪問的衛斯理學院的教授。這位老兄很勇敢，不懂阿拉伯語，不研究中東，卻在美國發動伊拉克戰爭期間，專門撰書為戰爭提供“合法性”。當時為此戰爭提供合法性的精英人群，基本屬于“新自由主義者”，同時也被稱作“新保守主義者”(neo-cons)。如今，當初的“新保守主義者”，不但不為自己曾經的錯誤承擔責任，反而只是輕輕搖身一變，一個個繼續在各類重要領域里當精英。這是因為，事實上，他們所代表的仍然是“美國例外”的強勢主流意識形態。所以，在于這位教授，不懂中文，不研究中國，沒關系，有“自由”的旗號就行。
無知者無畏，確實。只是，如果沒有霸權，無知只是無知而已，再無畏也沒人理。有霸權支持的，無知往往是首選;當然同時必須符合霸權自身的利益：要么為其代表的利益搖旗吶喊，要么為其強盜行徑尋找合法性，要么為其意識形態的傳播作嫁衣裳。因此，Cato的這些人選以及對他們的“贊”合乎其情合乎其理。只是冤了“自由”“人權”這些字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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