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均萬元稅負”究竟去哪兒呢？

　　社科發布報告稱，2013年數據顯示，我國公共財政收入達到12.9萬億，人均宏觀稅賦接近萬元。同時，此前統計局數據顯示，2013年城鎮居民人均總收入29547元，其中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6955元。兩則數據一對照，我們發現，中國人的稅賦占GDP比重達40-50%，有偏高之嫌。

　　客觀來說，國家運轉離不開稅收。而財稅專家們目前還在為中國稅賦究竟算不算高而爭得面紅耳赤。不過，我國稅制改革卻已迫在眉捷，業界早沒有爭議。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提出，財政是國家治理的基礎和重要支柱，科學的財稅體制是優化資源配置、維護市場統一、促進社會公平、實現國家長治久安的制度保障。那么當前我國的稅賦究竟算高不高?

　　其一，我國的稅負與西方發達國家有所不同。西方發達國家民眾主要繳納的稅賦是直接稅，就是個人調節稅、遺產稅、房產稅等，西方國家居民在購買商品時需繳納的間接稅率較低。而我國繳納的是間接稅為主，這種間接稅主要是由企業來承擔，所以國內總體稅賦高不高，民眾的體會除了在個調稅方面外，不如企業感受明顯。

　　筆者認為，即使是“公共財政收入”也僅是衡量“宏觀稅負”各指標中，口徑最小的一個，因為中國90%以上的稅收收入來自于企業繳納。雖然從數據上看，中國高稅負主要來自于企業承擔，但企業完全可以將成本轉嫁到產品、服務之上。此外，中國除了高稅賦之外，各種收費、罰款、攤派以及黑色支出等支出也將算在廣大消費者身上。

　　曾有報道稱，如果把各種隱性、顯性的行政性收費加在一起，再加上20多種稅收，企業的平均稅費負擔高達實際收益的40%，利潤空間大大萎縮。而稅負過高又是一個危險的信號，除了讓消費者成本增加之外，更重要是阻礙實體經濟發展，影響社會就業，打擊企業的創新。

　　其二，中國的高稅賦并沒有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社科院報告指出，從2012年的數據來看，政府支出的比重占GDP比重已經突破了35%，在國際上屬于相對偏高的狀態。“全口徑”來看，政府支出中的投資和建設性支出占比超50%，遠高于發達國家10%左右的比重;而我國社會福利性支出比重約為40%，遠低于發達國家60%-70%的比重。

　　有評論指出，從1994年實行分稅制到現在，財政收入持續20多年高速增長，但財政困難的局面一點沒有改變，公共服務、公共產品等仍然十分短缺，可見，稅收使用的效率還是很低的。

　　中國稅賦究竟去哪兒了呢?一方面，為了保持經濟的增長，政府將大量收入用于基建投資，要么造成嚴重的重復建設，要么造成產能過剩等問題。另一方面，政府公務員隊伍有幾千萬，這些公務員生老病死都由國家財政承擔，再加上三公經費龐大支出，早已將有限的稅賦消耗殆盡。那如何通過稅制改革來改善當前狀況呢?

　　首先，除了精兵簡政，大幅減少冗雜的公務員隊伍和龐大三公支出之外。地方政府的職能也必須改變，應該從投資型政府向公共服務型政府轉型，在對地方官員考核中加入更多的民生保障方面的要素。此外，還要定期向民眾公布政府稅收支出情況，讓民眾知道錢都用到什么地方去了，做到預算公開透明。

　　再者，提高直接稅比重。現在直接稅種面臨的情況是，企業所者稅應該降低稅負;個稅還糾結在免征額能否進一步提高;房產稅目前爭議很大，希望在今年內逐步推開。總之應將征稅重心由直接稅轉向間接稅，這樣既可以降低企業稅賦，也可以促進消費增長，而且還可以與世界發達國家接軌。

　　最后，隨著營改增的推進，地方財力被削弱，完善地方稅體系更加迫切。但對于如何劃分央地收入，目前爭議很大。不過，筆者認為，可行的辦法包括地方增值稅的比重;改造消費稅，將部分消費稅轉移至零售環節征收，劃為地方收入。這樣可以減少地方亂攤派，亂收費、亂懲罰現象，減輕企業、個人的壓力。

　　應該說，中國并不算世界上稅賦最高的國家，北歐一些國家的稅收占到GDP的70-80%。但是關鍵要看，中國的稅賦是都用在了浮腫龐大的公務員隊伍或三公支出之上，還是都用在了民生福利之上，人均萬元稅賦該去哪兒?如果用在民生福利之上，去哪兒老百姓都開心，因為社會福利慢慢好起來。但是如果用在別的地方，甚至被腐敗者占據，那么繳稅就等于拔鵝毛，廣大納稅人自然不會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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