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實上，1964年7月，中央就成立了以彭真為組長的文化革命領導小組;1966年2月以后，在一線主持工作的劉少奇、鄧小平等人領導文革，那時毛澤東早已退居二線。毛澤東于1959年就把權力很大的國家主席職務讓給劉少奇，自己退居二線。退居二線后，雖然他還是中央黨的主席，軍委主席，但在分工上已經不再涉及具體的國家事務和中央事務，只致力于確保國家體制和關系到國家走向的大政方針上。到了1966年中，工作組的風波越鬧越大，可說是到了民怨沸騰的程度(關于1966年6、7月間工作組風波，有興趣者可另外去探究)，加之各派勢力較勁，形勢復雜而詭譎。1966年7月末，早已退居二線、又遠離北京兩個月的毛澤東不得不從南方返回北京。
1966年8月初，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擴大)召開，12日通過全會公報，劉、鄧失勢。此次會議結束后，文革的領導權和主動權才回到毛澤東的掌控之下，斗爭方向才轉向黨內，主要是反對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其次是反官僚、反特權、反封建思想、封建迷信、反修防修。這實際上就是毛澤東所說的，通過文革，面向黨內來一次“開門整風”，“讓人民群眾揭露我們陰暗面”。
根據當時的情況，將1966年8月12日為界線是客觀的，該日之前為劉、鄧領導的前文革，該日后為毛澤東主導的文革。前文革將矛頭對準黨外，范圍廣，打擊面大。劉、鄧大派工作組，不但沒有達到派駐工作組的目的，反而激起更多學生和教師的不滿與憤怒，致使學生斗學生、學生斗老師的對立現象更加嚴重，也導致更大混亂，粗暴事件也增多，從罵人、打人到戴高帽、掛牌子、剃“陰陽頭”等批斗形式都有了……今天人們所聞有關文革的種種劣跡，無不源于那個時候。除了其他原因外，這與工作組套取“四清”經驗和工作方法簡單、粗暴也有很大的關系。在那50多天時間里，僅在首都高等學校里工作組就把1萬多個學生打成“右派”，把兩千多名教師打成“反革命”，其中清華、北大被抓被斗的“右派”學生均過千人。眾多被工作組打成“右派”和“反革命”的學生和老師，還是毛澤東由二線重返一線后給平反的。然而，以前文革壞的影響繼續存在，經過一段時間的努力，才逐漸消除……
受到影響和打擊的某些當權派和相關派別與勢力自然不會甘心罷休，挑動干部斗干部，群眾斗群眾，加之一些單位也未及時明了形勢，進入8月后繼續原來的做法，這就給文革全面展開后形成兩派斗爭及其殘酷性留下了禍根。當一些當權派的子女發現矛頭指向自己的老子時，也更加鬧騰起來。為了證明文革“矛頭要指向黨外”、“不準動黨內當權派，否則就要天下大亂”的正確性，所以這些勢力就唆使“紅衛兵”鬧“血統論”、挑起對立與對抗，批斗，打砸……但這一套沒有動搖毛澤東“矛頭指向黨內一小撮”的文革方向，可見亂得還不夠，還需要升級，于是又出現了一系列荒唐瘋狂舉動：掀起“懷疑一切、打倒一切”思潮、借“破四舊”之名破壞文物、批斗著名學者專家、搶檔案、炮打中央文革、沖擊公安部、擴大武斗規模等。上述所有破壞之舉表面看去雜亂無章，實際上就是想扭轉斗爭方向，保護黨內某些特權派和走資當權派。毛澤東是治亂的高手，所以他不怕一段時間的亂。文革中大規模武斗除發生在1966年8月中旬以前外，由于以前文革壞的影響，此后也發生過，零星武斗到1967年下半年基本就沒了。等到各級革命委員會成立后，上述一切荒唐、一切粗暴批斗現象就再也沒有發生過。全國范圍內的那種亂象不到一年。把不到一年的亂象說成“十年動亂”是胡說八道。如今大家所聽所聞的“文革罪惡”種種，沒有一樁是毛澤東主張的，沒有一件是毛澤東指使的。把不是毛澤東主張、不是毛澤東干的事硬安到毛澤東頭上，完全是別有用心，完全是為了某些人的政治需要。
本文轉載自ahongkanshijie《引用 關于文革，不要睜眼說瞎話，我們這些老人家還活著……》
作者：nyqh
發表于：2014-02-03 13:37: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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