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正在經歷一場由于自然環境惡化而引發的人口遷徙潮。這一社會現象引起了研究機構的興趣。2014年1月22日，中國與全球化智庫(CCG)及中國社會科學院共同在北京發布的《國際人才藍皮書》指出，根據過去一年多所發生的移民情況，中國環境問題的加劇成為精英和富裕階層移民的重要原因。(2月9日《經濟觀察報》)
因陽光、空氣、水源這生命三要素而“孟母三遷”，已經屢見不鮮。最近，有關“加拿大入籍門檻提高、內地富人壓垮移民政策”的說法甚囂塵上，順帶著，“環境移民”再度成為熱點議題。調查顯示，截至2013年，中國海外移民存量已達到934.3萬人，23年增長了128.6%。中國已成為全球第四大移民輸出國。2011年，個人可投資資產超過600萬元人民幣的國人在國內擁有約33萬億元資產，其中2.8萬億元的資產已轉移至海外，約占中國2011年GDP的3%。
移民本來也是國際社會的正常現象，進進出出，個人選擇。但富人移民成潮水，且直接指向“純氧生活”，在2013年霧霾蔽日的語境下，恐怕不能不對移民現象作出環境生態層面的現實考量。《新財富》2013年的調查，認為環境、醫療水平等因素成為中國人移民的第二大原因，近70%的人認為這是導致他們移民的重要原因。當居住環境逼著人用腳投票的時候，我們固然要加大環境投入、想方設法以青山綠水留住人，但更重要的，恐怕不是把目光盯在高凈值人士身上，而更應該關注那些“貧賤不能‘移’”的平民階層。
有錢的，可以選擇“環境移民”;沒錢的，注定只能成為“環境難民”?這個問題也許有些燙手，卻是無可規避的現實。亞洲開發銀行發表數據稱，早在2010年，亞洲就有3000萬人口因氣象災害而被迫離開家園，而鑒于這個數字，到2020年，全球將有5000萬人口成為環境難民將是一個樂觀的預測。國際移民組織的報告稱，到2050年，全球將會有十億人口成為環境難民。歷史而言，不少今日的發達國家，都曾在工業化初期經歷過嚴重生態環境污染的夢魘：美國20世紀30年代就經歷過10年沙塵暴;1952年的英國倫敦煙霧事件，最終造成8000多人死亡;1982年日本長崎洪澇災害，奪取 299人性命……哮喘事件、煙霧事件，看似天災，實則人禍。無序的粗放發展，制造了歷史上的氣候難民、環境難民，而在這些“人人都是責任人”的公共環境事件中，最倒霉的不是能向環境高地遷徙的富人，而是哪兒也去不了、只能待在環境洼地的普通百姓：一方面，他們未能從環境污染過程中獲得任何收益;另一方面，在公共環境風險中，他們幾乎最是“手無寸鐵”——— 他們承受了環境壓力，卻分享不到環境紅利，末了，還要為環境危害承擔后果。
這是一個硬幣的兩面：有環境移民，就必然有對等的環境難民。盡管客觀而言，環境問題不是中國式問題，但中國在“環境移民”問題上更該秉持前瞻性的警惕。這種警惕，固然要著眼于精英與創富階層的“駐足”，更要從民生與民權的層面，關注那些“移不出去的人”。當城鎮化的經濟進程遇上逆城市化的生活選擇，環境投入與環境整治，恐怕就不單單是個無關痛癢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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