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晶垚拒受道歉的目的是影射毛澤東

據媒體披露，原北京師范大學女附中校長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垚，近期怒斥宋彬彬道歉虛偽，并拒絕接受。美國人宋彬彬漂洋過海回國“道歉”，本就是一場鬧劇，王晶垚拒受無可厚非，因為既然浙江法院可以審理文革時期的殺人案，那北京法院同樣應該審理卞仲耘被害案，一份虛偽的道歉聲明決不能成為免責的借口。不過，仔細分析后，卻發現此舉另有玄機，即似在影射毛澤東。為什么這樣說呢？這要從王晶垚的那封公開信談起。

該信分三部分，一是回憶卞仲耘被害經過；二是敘述毛澤東為宋彬彬改名過程；三是要求調查真相，嚴懲兇手。讀后感覺信的第一、三部分比較正常，第二部分比較詭異，因為如果王晶垚僅為拒受宋彬彬道歉，只需一、三部分即可，為何要千方百計牽出毛澤東？而且，從行文語氣和前后銜接看，一、三部分銜接自然，似是一氣呵成，唯獨第二部分不倫不類、異常突兀，與整體語境不符，尤其是“袖章上沾滿了卞仲耘同志的鮮血。毛澤東對宋彬彬說：‘要武嘛。’”、“1966年8月18日之后，北京市又有1772人被紅衛兵活活打死，其中包括很多學校的老師和校長”等話，分明是在赤裸裸的抹黑毛澤東。可見，該信拒受道歉是假，影射毛澤東是真。

該信是不是假冒偽劣，到底是不是王晶垚的真實意圖，我們不得而知，但不能排除造假嫌疑，即有人強行將第二部分插入信中，當然，也可能是王晶垚在“奉旨說話”，這跟央視《新聞聯播》中那些接受采訪時，看著講話稿“發言”的群眾演員極為相似。不過，百密一疏，即便第二部分是王晶垚老人的真實意圖，該信也存在明顯缺陷。

首先，卞仲耘被害真相不明，既然卞仲耘之死，是咎由自取還是無端被害，施暴者是宋彬彬還是傳說中的鄧某人，連這些最基本的事實都搞不清楚，就想借此影射毛澤東、否定文革，實屬荒唐至極。

其次，即便卞仲耘確系無端被害，這筆賬也不該記到毛澤東頭上，因為他發動文革的目的，是采取自下而上的方式，鏟除貪官污吏和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沒想到高層有人借題發揮，將斗爭方式改為官員主導、自上而下，將斗爭對象由官員變成學生、教師甚至一線的產業工人，出現了“官員壓制民眾、老師壓制學生、民眾相互內斗”等現象，偏離了文革路線，激化了社會矛盾，以此破壞毛澤東關于文革的戰略部署。

退居“二線”的毛澤東聞訊后忍無可忍，怒斥“即便國民黨反動派，也不曾如此對待學生（原話大意）”，并于7月18日從外地火速趕回北京，7月24日發通知召開八屆十一中全會，8月1日至12日開會，會上LD失勢并做了檢查，毛澤東隨即站在一線推動文革，這才有了8月18日他首次接見紅衛兵的活動安排。可見，雖然毛澤東發起了文革，但其中某些亂象的主要責任人并非毛澤東，這個道理就像雖然鄧小平推動改革開放，但我們不能將“信仰缺失、貪污腐化、漢奸猖獗、妓女遍地、黑社會橫行以及強拆強遷、環境污染、資源賤賣”等爛賬，統統記到改革開放和小平同志的頭上一樣。

某些人顯然不愿服輸。因此，在八屆十一中全會后，慫恿高干子弟成立所謂的“聯動”（全名為“首都中學紅衛兵連合行動委員會”）、“西糾”（全名為“首都紅衛兵西城糾察隊”）等組織，借“保衛黨中央、保衛毛主席”之名進行打砸搶活動，并成立具有黑監獄性質的“勞教所”，以對抗文革，維護權貴利益。如1966年9月4日，“西糾”主辦的《紅衛兵報》曾刊文《誓死保衛黨中央!誓死保衛毛主席!》，文章寫道：

目前，正當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高潮洶涌澎湃之時，階級敵人刮起了一股黑風。他們也喊“造反”，也組織“造反隊”，但他們造的是無產階級之反。......他們甚至把矛頭指向黨中央和毛主席，指向我們的革命老首長、老干部。他們抄革命老首長的家，截革命老首長的車，咒罵革命老首長“生活腐化”、“養尊處優”，勒令“搬家”、“辭保姆”，打匿名電話進行威脅，等等。這是瘋狂的階級報復!這是十足的反革命!我們革命的紅衛兵絕對不能容忍!絕對不能答應！

從中看出，文革的目的是以草根民眾為主體的“造反派”，造“生活腐化、養尊處優”的官老爺的反，這是官員子女決不能容忍的，因此，成立“聯動”、“西糾”等組織，借文革之名對抗文革。

多行不義必自斃。“聯動”、“西糾”等倒行逆施，搞得天怒人怨，因此，僅存在三、四個月便被強行解散，如“西糾”于1966年12月被周恩來、江青勒令解散，那個因道歉出名的“西糾”副司令陳小魯還被要求下放農村、勞動改造。只不過由于毛澤東和權貴間的較量還很激烈，混亂一直持續到1969年，之后便恢復平靜。而這一年發生了兩件大事，一是中蘇珍寶島之戰，二是劉少奇同志逝世。

再次，某些說法含糊不清、令人生疑。如“1966年8月18日之后，北京市又有1772人被紅衛兵活活打死，其中包括很多學校的老師和校長”，短短一句話竟有5處疑點：一是“1966年8月18日之后”到底是什么概念，是指1966年當年，還是指此后的文革10年？二是打死人的紅衛兵到底是什么人，是以草根民眾為主的“造反派”，還是以權貴子弟為主的“聯動”、“西糾”及解散后的殘余分子？三是1772人到底因何而死，是作威作福、窮兇極惡惹了眾怒，還是善良守法、確系冤屈？四是“其中包括很多學校的老師和校長”中的“很多”到底有多少，是作者主觀臆斷還是有據可查？五是1772人有何出處，是有真憑實據，還是作者在以訛傳訛？

當然，有人可能辯解說，即便罪大惡極，也應由法院判死，而不該被群眾打死。這種說法有一定道理，文革期間出現一些冤假錯案確實是國家不幸，但這些案件只是少數，絕不像某些媒體渲染的那么多，而且即便法院“依法”審判，如果公檢法人員貪腐成風、徇私枉法，同樣會出現許多冤假錯案，未必比文革時的數量少，這些年被曝光的李昌奎案、藥家鑫案、趙作海案等即是例證。正因為公檢法領域的腐敗在毛澤東看來很嚴重，他才號召群眾砸爛公檢法，并讓群眾參與審判工作，這就是鼓吹“法律至上”、“司法獨立”，排斥“人民至上”和群眾參與，妄圖獨占司法大權的“法律黨”人士，拼命抹黑毛澤東的原因。其實，只要有腐敗，只要權力不在人民手中，毛澤東就會號召“造反”，這就是文革時“踢開黨委鬧革命”、“砸爛公檢法”的來歷，也是最直接最真實的民主，比某些人鼓吹的選票民主實惠多了。

一個共產黨的領袖，不怕動亂，不怕別人篡權，竟然號召民眾造自己的反，古今中外實屬罕見，這充分反應了毛澤東擯棄黨派之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執政理念，以及由此帶來的獨特的人格魅力和任何人都無法超越的巨大影響力，也反應出毛澤東內心的強大和自信。可見，只有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才能帶來真正的自信，這也是毛澤東被人民銘記、被世人敬仰的主因。（2014-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