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春晚上，有“紅色娘子軍”的舞蹈片段，有“萬泉河水”的演唱。“紅色娘子軍”是讓巴金感到“毛骨悚然”的樣板戲之一，是巴金聽了就“接連做了幾天的噩夢”的樣板戲之一，其中就有巴金認為是“用一片一片金葉貼起來的”、“多么虛假”的“大神”洪常青。而巴金先生，就是那位呼吁講真話的人士，——那么，就以此為引子說說講真話。
1978年年底開始，巴金開始寫作隨想錄，到1978年，出版了五本集子。1987年6月19日，他寫《合訂本新記》作為擱筆之文，這篇文字的最后一段如下：“講出了真話，我可以心安理得地離開人世了。可以說，這五卷書就是用真話建立起來的揭露‘文革’的‘博物館’吧。”
巴金的這些文字，按他自己的說法，一以貫之的隱線，就是講真話。150篇隨感，關于真話，就標題而言，就有《說真話》（49）、《再論說真話》（51）、《寫真話》（52）、《三論講真話》（79）、《說真話之四》（82）、《未來（說真話之五）》（83），而第三本隨感就叫《真話集》。在那些文字中，真話和包含講真話的意思實在是太多。
做一點梳理：《說真話》控訴“十年浩劫”期間的人們說假話（并延伸到“一九五七年之后”）；《再論說真話》，首先是自我表彰自己的隨想錄是說真話的，不變的是控訴某個歲月里“我受了騙，把謊言當作了真話”。還舉例說有外國朋友把我們的謊話當作真話進行宣傳，而后失掉信用，“他們吃虧就在于太老實，想不到我們這里有人靠說謊度日”，并對意大利批判安東尼奧尼的“左派”之天真表示“憐憫”，“他是那么容易受騙”，并為他設想，“也可能還有人揪住他不放松。這就是不肯獨立思考而受到的懲罰吧”。而當時讀到刊載批判安的“‘左派’刊物”時，“我早已不相信‘四人幫’那一套鬼話”，“我一天聽不到一句真話”。
《寫真話》從他的文章談起，先是控訴“牛棚”里“這種荒唐而又殘酷、可笑而又可怕的生活”。“十年浩劫絕不是黃粱一夢。這個大災難同全世界人民都有很大的關系，我們要是不搞得一清二楚，作一個能說服人的總結，如何向別國人民交代！”與這些言論相承的是他主張建立文革博物館的建議，當然不是想對文革進行全面的分析，而是控訴，僅此而已。
《三論講真話》，這次攻擊的靶子是那個時代的學習會、批判會，“許多大會小會中整人被整的事就在所難免了。”那些會“有一點是可以確定的：表態，說空話，說假話。”對于“運動”攻擊最烈。嘮叨不已的，不過是“我不想多提十年的浩劫，但是在那段黑暗的時期中我們染上了不少的壞習慣，‘不講真話’就是其中之一。”《說真話之四》想說的是，“壓迫下面哪里會有真話？”“奇怪的是有些人總喜歡相信壓力，甚至迷信壓力會產生真言，甚至不斷地用壓力去尋求真話。的確有這樣的人，而且為數不少。我在十年浩劫中遇到的所謂造反派，大部分都是這樣。”《未來（說真話之五）》，依然是針對“十年浩劫”，“不用說大家都不愿意看見十年的悲劇再次上演”，怎么樣做到呢？“弄清它的來龍去脈”，“把它的來路堵死”。又怎樣做到呢？“不要把真話隱藏起來”。為此集寫的后記中，一如既往地把“有人”對他的議論加以攻擊，當然使用的是一種低調、謙虛的語氣，但都讀得出來，那其實一種霸氣；又一次表白他之講真話就是“把心交給讀者”，“講自己心里的話，講自己相信的話，講自己思考過的話”。并發誓將一如既往地“還是講真真話”。“早在一八三七年丹麥作家漢斯·安徒生就提倡講真話了。”
之所以要寫這篇短文，還有一層意思。2011年4月后，講真話成了流行詞語；或者說，講真話前些年成為一個問題，一個受到較高關注的問題，或者說，被說成是、被有倡導之位的人說成一個問題。可否進行一下推理，人們都不講真話了？某類人聽不到真話了？如果是后者，那這類人又如何明白這一點呢？
翻閱巴金的這本長達900頁的“真話錄”，我體會的巴金的意思是，說文革罪惡滔天就叫講真話，僅此而已。畢竟是一位作家，講真話中的“解剖自己”之類，是在用文學的手法在表白自己，表揚自己，后來者的講真話，主旨也并沒有超出巴金。比如有人解釋的：文革和封建這兩大流毒導致需要提出講真話問題。
這里，其實需要做一點辨析：講真話與講真理的區別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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