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統一是中華民族歷史形成的國家觀

　　中國民主革命的偉大先行者孫中山先生說過：“中國是一個統一的國家，這一點已牢牢地印在我國的歷史意識之中，正是這種意識才使我們能作為一個國家被保存下來。”[1]他還說過：“‘統一’是中國全體國民的希望。能夠統一，全國人民便享福;不能統一，便受害。”[2]

　　自1949年臺灣問題形成以來，中國大陸也承續了孫中山先生所說的中華民族歷史意識中的國家統一觀念，始終把解決臺灣問題、完成祖國統一大業作為對歷史負責、對民族負責的神圣使命，并把它寫入了崇高的《憲法》。1982年1月11日，鄧小平在會見美國華人協會主席李耀滋時就說：“國家的統一是我們整個中華民族的愿望。這不僅有利于子子孫孫后代，在中國五千年的歷史上也是一件大事。我們是從這樣的角度著想和對待這個問題的。”[3]1986年9月2日，鄧小平在接受美國記者華萊士采訪時回答了他提出的“臺灣有什么必要同大陸統一”的問題。他列舉了三個理由：“首先是個民族問題，民族的感情問題。凡是中華民族的子孫，都希望中國能統一，分裂狀況是違背民族意志的。其次，只要臺灣不同大陸統一，臺灣作為中國領土的地位是沒有保障的，不知道哪一天又被別人拿走。第三點理由是，我們采取‘一國兩制’的方式解決統一問題。大陸搞社會主義，臺灣搞它的資本主義。這對臺灣的社會制度和生活方式不會改變，臺灣人民沒有損失。”[4]

　　出于這樣的基本理念，早在1978年底，中國共產黨召開十一屆三中全會，做出改革開放的戰略抉擇，同時把臺灣回歸祖國、完成祖國統一提到具體日程上來，列為20世紀80年代的三大任務之一。黨的十六大又把完成國家統一作為21世紀的三大任務之一。中國的統一事關中華民族的感情、信仰、意志和命運。這是中華民族的歷史結論。不管今后國家統一的路程有多么曲折、多么漫長、甚至痛苦，中國共產黨一定會百折不撓地完成國家統一大業，完成歷史使命，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一、國家統一是世界各國歷史的普遍結論

　　當今世界上不同民族和國家的國家觀念和政治制度不盡相同，但這種差異無一不是因歷史背景和經歷的不同而不同，但是實現國家統一幾乎是各國歷史的共同結論。

　　以美國為例，其歷史雖然不到300年，但它的立國理念和政治制度也深深銘刻著歷史的記憶。美國是17世紀初期出現的從歐洲流向北美洲的移民大潮所產生的移民國家。從1607年來自英格蘭的移民在弗吉尼亞的詹姆斯敦建立第一個永久定居點，到1776年7月4日十三個英國北美殖民地發表《獨立宣言》，這一百多年的歷史形塑了體現在1789年3月4日制定的《美利堅合眾國憲法》中的國家觀念和制度——行政、立法、司法三權分立的復合型聯邦制國家。歷史學家認為美國這種國家觀是受到了三大歷史因素的影響：殖民地時期所積累的經驗;承襲了英國的議會制度;受到法國政治哲學的熏陶。[5]

　　英國和其他歐洲國家早期移民都是為了擺脫貧困、政治壓迫和宗教迫害而背井離鄉來到北美洲的。因此追求幸福和自由成為他們的人生哲學。眾所熟知的《獨立宣言》中的名言概括了這種理念：“我們認為下面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賦予他們若干不可剝奪的權利，其中包括生命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力。”這一理念也被載入美國《憲法》之中。

　　為了維護他們的理念，十三個英屬殖民地同來自倫敦的專制殖民統治進行了不懈的斗爭。據美國駐華大使館文化處編譯出版的《美國歷史簡介》一書描述，在反抗英國殖民統治的“艱苦歲月中”，十三個殖民地“相互協助已被證明非常有效”，因而萌生了“國家意志和統一愿望，并且也為國家主權的觀念，提供了某些實質內容”。1781年，由十三個殖民地籌建的十三個州組成了“邦聯”。但是邦聯是十分松散的，如喬治•華盛頓所言，它只是一根“沙土制成的繩索”，不能適應這個生機勃勃的新生國家的發展需要。僅僅六年之后，十三州的代表在費城召開制憲大會，經過十六個星期的認真討論，于 1787年9月17日莊嚴地簽署了《憲法》。在各州議會相繼通過《憲法》之后，美利堅合眾國政府于1789年3月4日正式成立。[6]

　　聯邦政府的形態深受17世紀英國思想家洛克的法律觀念和天賦權利學說，特別是法國思想家孟德斯鳩的“權力平衡”(balance of power)理論的影響。聯邦政府由立法、行政和司法三個平等、合作但又相互制衡的部門組成。立法部門則由參議院和眾議院組成，延續了殖民時期的立法組織和英國議會上下兩院的制度。

　　雖然美國采取了均權的聯邦國家制度，但是聯邦的“永久性”則是美國立國之本。美國是通過武裝斗爭贏得獨立的，也是通過戰爭維護了聯邦的完整和統一。1861年爆發的“南北戰爭”，導火線是有關奴隸制度的爭議，但其實質是維護聯邦統一、反對分裂國家。領導這次反分裂戰爭的林肯總統的一句名言是他引用圣經上的一句話：“分裂之家不能持久。”而南北戰爭的結果則證實了林肯在他首任總統就職演說中的另一句名言：“聯邦乃是永久性的。”“聯邦是永恒的”成為“美國歷史的基調”。[7]孫中山先生也說過：“美國之所以富強，不是由于各邦之獨立自治，而是由于各邦聯合后的進化所成的一個統一國家。所以美國的富強，是各邦統一的結果，不是各邦分裂的結果。”[8]

　　而中國五千年文明史則孕育了中華民族的國家觀：建立在中華文明基礎之上、主權單一、領土完整、多民族的統一國家。這一國家觀從國家形態出現之后，其核心內容孕育、發展、成熟，并深深浸潤在一代又一代炎黃子孫的心中。國家必須統一成為歷史的結論;是否致力于國家統一成為衡量歷史人物的標準。

　　中國最早表達近似現代意義上的國家主權和領土是統一完整這一觀念的，可能是《詩經•小雅•古風之北•北上》中的詩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雖然該詩的原意不是講國家觀念的，但是它被后世奉為中華民族國家觀的圭臬。有的中國學者認為春秋時期中國實際上是一種“國家聯盟”，筆者不能認同。周王朝實行的是“大封建”制度，周天子分封土地給宗室成員，分守王朝疆土，各諸侯國奉周天子為“天下的大宗”。[9]春秋時期周王室衰微、諸侯稱霸，但國家體制仍存在，所以孔子說，“天無二日，士無二王”， “春秋五霸”都要打“尊王”的旗號。《左傳•昭公七年》記述了楚國芋尹申無宇和還是令尹時的楚靈王的一段對話。申無宇說：“天子經略，諸侯正封，古之制也。”“故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西漢時的文學家司馬相如在奉命出使西南、開發邊疆時，用賦體撰寫了著名政論文《難蜀父老》。他批駁了一些蜀地父老和朝中大臣反對開發西南的錯誤言論和主張，指出開發西南事關國家統一和西南民族文明進步，并引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作為立論的依據。[10]雖然中國的封建王朝時代早已結束了，但《北上》的這一詩句所表達的現代意義上的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不可分割的觀念不但是中國人世代相傳的歷史記憶，它也是現代國際法所公認的準則。

　　二、“大一統”理念下的國家統一觀

　　中華民族傳統國家觀中的另一個重要理念是“大一統”。“大一統”的歷史觀和政治理論是儒家的思想，但孔子本人并未使用過這三個字。首創“大一統”這一命題的是《公羊春秋》的作者公羊高。《公羊春秋》開宗明義的第一句話就是：“元年，春，王正月。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歲之始也。王者孰謂?謂文王也。曷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大一統也。”

　　對于“大一統”所表達的《春秋》“大義”，歷史上的“大儒”們，如董仲舒等的論著可以說是汗牛充棟，不勝枚舉;僅就現在而言，《辭海》的解釋是：“大，猶言重視、尊重;一統指天下諸侯統一于周天子。后世因稱封建王朝能統治全國為大一統。”[11]臺灣學者李新霖認為，“大一統”“意指公羊傳重視一統，一統代表天下在王者領導下，無內外之別，無文野之異，政治社會安定和諧，為一可用王道價值衡量世界。”[12]大陸已故歷史學和經學大師楊向奎教授在他的專著《大一統與儒家思想》一書中，對“公羊學派”的“大一統”歷史觀和政治理論有更為全面詳盡的論述，并給予了高度評價。他說：“大一統義倡自《公羊》，漢末何休(《春秋公羊解詁》的作者—筆者注)發揚光大之，千百年來此義深入人心，變成我國民族之間之凝聚力，都是炎黃子孫，華夏文明，始終應當一統。”有的學者把“大一統”觀念分解為“大王統”、“大文統”和“大始統”，[13]楊教授則指出，“大一統”思想“是一種內容豐富，包括有政治、經濟、文化各種要素在內的‘實體’，而文化的要素有時占重要地位”。[14]據筆者寡聞所見，“大一統”國家觀中的“文化要素”應是其核心，可以說是一種“文化中心論”，或“文明中心論”。前香港中文大學校長金耀基先生說過：“中國是一個國家，但它不同于近代的民族國家(nation state)，它是一個以文化而非種族為華夷區別的獨立發展的政治文化體，或者稱之為‘文明體國家’(civilizational state)，它有獨特的文明秩序。”[15]也就是說，中國不是由先天的“血緣”而是靠后天創造的“文明”而孕育產生的。正是從華夏文明是中國本源的觀念出發，“大一統”的國家觀有幾個重要內涵。

　　首先，國家“一統”的標志，不是國家政權是否“統一”，而是“華夏文明”的存在;也就是說，代表華夏文明的中國的存在，不受國家治亂的影響，它是永恒的。公羊高被史家考據為戰國時代的人。春秋戰國是“古今一大變革之會”，先有春秋五霸，后有戰國七雄，周王室已經名存實亡，為什么公羊高還倡言“大一統”呢?公羊學者認為這是“實不一統而文一統”。事實上，雖然當時是五國爭霸、七國爭雄，但這些紛爭都是在作為政治文化體的中國內部進行的：春秋五霸是在“尊王攘夷”的口號下爭中國的實際控制權;而戰國七雄爭的是取代周王朝的中國最高統治權，用賈誼《過秦論》中的話說，是都在“窺周室”，都“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最后秦始皇“振長鞭而御宇內，吞二周而亡諸侯”，完成了統一中國大業，開創了延續兩千余年的中央集權的封建制度。[16]這種“文一統”的觀念，用到現代國家理論上，可以說是“法理上的統一”;用到兩岸關系今天的實際，就是胡錦濤前總書記所說的“1949年以來，盡管兩岸尚未統一，但大陸和臺灣同屬一個中國的事實從未改變。這就是兩岸關系的現狀”。[17]他進一步闡述：“1949年以來，大陸和臺灣盡管尚未統一，但不是中國領土和主權的分裂，而是上世紀40年代中后期中國內戰遺留并延續的政治對立，這沒有改變大陸和臺灣同屬一個中國的事實。”[18]

　　當然，“文一統”和“統一”的政治含義是有區別的。李新霖先生認為“一統”和“統一”的區別在于， “所謂一統者，以天下為家，世界大同為目標;以仁行仁之王道理想，即一統之表現。然則一統需以統一為輔，亦即反正須以撥亂為始。所謂統一，乃約束力之象征，齊天下人人于一，以力假仁之霸道世界，即為統一之結果。‘一統’與‘統一’即有高下，公羊傳又每在霸道中展現王道，見‘統一’寓于‘一統’中，自可知矣。”[19]大陸歷史地理學者葛劍雄教授在他所著《統一與分裂——中國歷史的啟示》一書中認為：“統一的主要標準應該是政治上的服從和一致，而不能僅僅根據制度上的相似和文化上的類同。”他還指出，中國歷史上的中國代表了完善的國家制度和先進的文明，對周圍的一些政權有很大的吸引力，但不能認為那些模仿和學習中國文化的政權就被中國“統一”了。[20]他的觀點提醒人們要正確地理解“統一”的觀念。然而，正是因為受到“文一統”的“文明中心論”的浸染，中國歷代封建王朝對某些周邊的國家或政權都采用了所謂的“封貢制度”，而不像昔日“大英帝國”那樣的西方強權，用武力奪取和占領境外的土地，建立“日不落帝國”，在世界各地實行直接的殖民統治。據史料記載，公元1753年，當時的蘇祿國(今菲律賓)蘇丹曾上《請奉納版圖表文》給乾隆皇帝，請求將本國土地、丁戶編入中國版圖，但被謝絕。當然，“封貢制度”是封建時代皇帝們“大國沙文主義”的表現，早已為中國人民所摒棄。

　　“大一統”的“文明中心論”使得歷代統治者無不把倡導和維護中華文明作為其統治的基礎;入主中原的少數民族統治者無不吸納和融入中華文明以贏得其統治的合法性;知識分子則不斷豐富、發展其理論內涵和制度實踐，使得中華文明成為世界上唯一完整傳承至今的古代文明。然而當“文明中心論”走向了極端，變得妄自尊大、故步自封、坐井觀天的時候，那么昔日的文明就轉化為現實的落后。當17世紀英國發生工業革命，歐洲從中世紀的封建社會進化為近代資本主義的時候，中國的清王朝還沉浸在“康乾盛世”的癡迷之中，仍以“天朝大國”自居，閉關自守、關起門來做皇帝，結果“先進變落后”。從1840年鴉片戰爭開始，西方列強用堅船利炮粉碎了中國統治者的“天朝”夢，于是先有康梁“戊戌變法”，后有孫中山領導的民主革命，中國開始了創建現代中華文明的進程。

　　三、與時俱進的國家統一觀

　　1949年以后，大陸在承續中華民族優秀傳統的同時，也與時俱進地處理國家統一問題。自從鄧小平提出“一國兩制”的理論之后，大陸的統一觀已經有了創新性的發展，不完全要求絕對的“政治上的服從”和制度上的一致，首創了一個國家中允許存在不同社會制度的理論。這一理論在香港和澳門獲得了成功的實踐，證明它是正確、可行的。在兩岸關系上，胡錦濤也提出了上文所說的論述。借鑒“大一統”的觀念，現在兩岸關系的這種特殊情況，也就是尚未統一，但主權和領土并未分裂，兩岸同屬的“一中”是否可以稱為“一統的中國”呢?

　　關于中國的統一與分裂問題，最為中國人熟知的名言莫過于《三國演義》開篇的那句話： “話說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表面上看，作者羅貫中是機械的“歷史循環論”者，但他緊接上文又說：“周末七國紛爭，并入于秦。及秦滅之后，楚、漢分爭，又并入于漢。”“分久必合”應當是羅貫中歷史觀的主導方面。實際上，《三國演義》最終的結局也是“降孫皓三分歸一統”。正如楊向奎教授所言：“蓋自有《公羊》大一統學說以來，浸入人心，遂無不以中國之一統為常，而已分裂為變。”也就是說，中國歷史上的分裂是暫時的變動，而統一則是歷史的必然。 [21]

　　關于中國歷史上的分裂問題，筆者認為，不應一概予以負面的排斥與批判，而應依據一分為二的辯證法和實事求是的唯物論來對待。中國歷史上確實有為了個人的權欲，分裂國家、武裝割據，甚至甘當“兒皇帝”的石敬瑭之流，但他們已經永遠地被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但是如果以中國歷史發展的宏觀視野來看，可以說分裂是中國社會“新陳代謝”進化過程中不可避免的一個階段。

　　中國分裂的典型情況是由于舊政權腐敗沒落，或殘暴失德而分崩離析，于是群雄并起，自立為王，如秦末之楚漢相爭、東漢末之三國鼎立。但是這些制造了分裂的“群雄”是要逐鹿中原、改朝換代，要做中國的新主人，而不是為了分裂中國，就像毛澤東主席詩詞中所說的那樣，“江山如此多嬌，引無數英雄競折腰”。所以，分裂之后，必有社會進步的統一，如戰國之后的秦始皇大統一，開創了中央集權的封建制度;楚漢相爭之后的漢朝統一，出現經濟恢復發展的“文景之治”，漢武帝開通“絲綢之路”和驅逐匈奴、鞏固邊疆的“文治武功”。所以范文瀾先生說：“新朝代的興起，總有一個社會比較安靜的時期，民眾多少獲得一些休息的機會。等到這個朝代的暴君出現，一個新朝代又起來代替它。”他認為，這種朝代的遞嬗“是有積極意義的”。[22]

　　中國歷史上分裂力度之大、時間之長、破壞之巨莫過于十六國和南北朝時期。在北魏統一北方之前的一百多年里(204年—439年)，匈奴、鮮卑、羯、氐、羌等五個少數民族在中原地區先后建立了十六個王朝，烽火連年、生靈涂炭，造成了巨大的破壞。而公元420年至589年的南朝，則經歷了宋、齊、梁、陳四朝“城頭變幻大王旗”的動蕩年代。但在唯物史觀者看來，雖然上述頻繁戰亂造成了巨大的災難，但又是不可避免的。舊時史學家稱十六國時期是“五胡亂華”，但是柏楊版的《通鑒紀事本末》一書卻把它稱之為“華亂五胡”。柏楊先生認為是西晉王朝的“腐敗和肆虐”使得各少數民族起兵反抗，建立自己的政權。[23]筆者認同他的看法。但是近三百年的痛苦戰亂卻同時在黃河流域形成了漢族和北方各少數民族的大融合，中華文明擴大并發展了。據史料記載，北魏孝明帝正光元年(公元520年)的戶口數比西晉武帝太康(280年—289年)年間增加了一倍，人口達到了3000余萬。在文化上，留下了云岡、龍門石窟等藝術瑰寶。范文瀾先生說，這一時期“形式上是接連不斷的戰亂，實質上是文化程度不同的許多落后族在‘野蠻的征服者總是被他們征服了的民族比較高的文明所征服’這個歷史的永恒規律支配下，在中心地區進行融化運動”。[24]這一時期的民族大融合，以及后來元、清兩朝更大規模的民族大融合，最終形成了今天費孝通先生稱之為包括五十六個民族在內的“多元一體”的中國，這在世界歷史上是鮮見的(美國可能是個例外)，究其歷史文化淵源，是和“大一統”觀念的另一個重要理論內涵是分不開的，那就是“華夷可變論”。

　　世界上所有的民族都有民族優越感，有的西方學者稱之為“種族中心主義”。孔子在《春秋》中把華夏和狄夷分得很清楚，中國的四周是北狄、東夷、南蠻和西戎，但是他的“華”“夷”之分不在種族，而是在是否“尊尊”，也就是是否接受華夏的禮儀文明。正如金耀基先生說：“中國人對一個民族的評價不在其他，而在文化，故‘種族中心主義’乃轉而為‘中國中心的文化主義’。” [25]由于“華”“夷”的分野不在種族而在文化，所以“華”“夷”是可以互變的。孔子說：“夷狄入中國，則中國之，中國入夷狄，則夷狄之。”他主張“有教無類”，提出“四海之內皆兄弟也”的觀念。孟子進一步以舜是東夷人、周文王是西夷人為例，提出“中國圣王無種說”。梁漱溟先生指出，這是“中國思想正宗”，“它不是國家至上，不是種族至上，而是文化至上”。[26]已故美國著名漢學家費正清也指出，“中國的文化(生活方式)是比民族主義更為基本的東西”，“而不管其種族或語言的差別如何”。[27]楊向奎先生認為，公羊學派“采納孔子之夷夏可變之說，大一統理論遂至完善無尤的境界”，“這種理論對于維護中國之統一，以及民族間的團結與融合都起了無比的作用”。[28]

　　中國傳統國家觀中還有一個重要的內容是“正統”觀念。公羊高沒有明確提出“正統”這個命題，他認為，孔子在《春秋》中面對周室衰微、諸侯爭霸的“禮崩樂壞”現實和“大一統”理念的矛盾時，采取了“實與而文不與”的所謂“春秋筆法”，就是對齊桓公等霸主，僭越了“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的“無道”，但又“尊王攘夷”、“興滅國”、維護了“文一統”的行為，在事實上不予否認，但文字上予以批判。直面這一矛盾的則是后世儒家的“正統”理論，“以補大一統說之不足”。[29]

　　“正統”說是中國史學界爭議很大的學說。梁啟超先生說：“正統之辯，昉于晉而盛于宋。”他嚴厲地批判了“正統”說：“中國史家之謬，未有過于言正統者也。”梁啟超一言九鼎，對史學界影響巨大;但“正統” 論畢竟是中國傳統國家觀中具有重要影響的觀念，應當對它謬誤之處及合理成分給予辯證的分析。據王紀錄和閻明兩位學者所寫的《正統論與歐陽修的史學思想》一文，是北宋的歐陽修“第一次從理論上對前代正統問題進行了批判總結……而且提出自己的歷史價值標準，對后世產生了很大影響”。歐陽修批判了前人“正統”論中的“昧者之論”和“自私之論”。“昧者之論”是指鄒衍等的“五德運轉說”。這一學說把金、木、水、火、土相生相克的五行理論套用到王朝的更替上，完全是封建迷信的“天命論”。[30]

　　“自私之論”是指史家在寫史時“偏私本朝”，把自己所在的王朝立為正統。如東晉的史家把東晉立為正統，而北魏的史家則把北魏立為正統。歐陽修批評這種做法是“挾自私之心而溺于非圣之學”。他根據《公羊傳》的“君子大居正”和“王者大一統”的觀念，為“正統”確立了兩條標準：“居正”和“一統”。他解釋說：“正者，所以正天下之不正也;統者，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31]筆者認為，用現在的話說，“居正”就是伸張和維護正義;“一統”就是能完成國家的統一。從現在的觀點來看，歐陽修為“正統”所立的這兩條標準也是站得住腳的，因此他的“正統”理論至今仍有生命力。聯系到今天海峽兩岸的現實，“正統”觀念則反映在誰代表中國這個問題上。六十余年來，兩岸在這個問題上角力的過程可以說明，“居正”和“一統”仍然是解決問題的關鍵因素。后世儒家從“正統”理論中又提出所謂“偏統”、“偽統”等說法，筆者認為這些說法價值不大，不擬述評。

　　結束語

　　古希臘政治家和歷史學家波利比奧斯有句名言：“歷史為從事公共事務的人提供了最好的訓練。”筆者不是學習歷史的，但是通過查閱歷史學家們有關中華民族傳統歷史觀和國家觀的論述，得以更為深刻地理解了本文開篇所引用的中山先生的兩段話，更加堅信：國家一定要統一，這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前提和標志;國家一定會統一，因為在中華民族歷史的長河中，統一是“常”，是河水，分裂是“變”，是浪花。這是本文立論的依據。

　　注釋：

　　[1]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等編：《孫中山全集》(第六卷)，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528-529頁。

　　[2]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等編：《孫中山全集》(第九卷)，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304頁。

　　[3]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鄧小平思想年譜(1975—1997》，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第212頁。

　　[4]同上，第360頁。

　　[5]丹尼爾•布爾斯廷：《美國人：建國的歷程》，謝延光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97年版。

　　[6]美國駐華大使館新聞文化處編：《美國歷史簡介》，1982年版，第1、2、3章。

　　[7]美國駐華大使館新聞文化處編：《美國歷史簡介》，第5章。

　　[8]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所等編：《孫中山全集》(第九卷)，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304頁。

　　[9]范文瀾：《中國通史簡編》(修訂本第一編)，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33-138頁。

　　[10]《漢書•卷57下•司馬相如傳第27下》。

　　[11]《辭海》(縮印本)，上海辭書出版社1989年版，第711頁。

　　[12]參見李新霖：《春秋公羊傳要義》，臺灣師范大學國文研究所博士論文，1984年，第一章。

　　[13]平飛、樊曉印：《<公羊傳>大一統思想新探》，載《蘭州學刊》2008年第2期。

　　[14]參見楊向奎：《大一統與儒家思想》，北京出版社2011年版，第1頁。

　　[15]轉引自計秋楓：《“大一統”的思想來源及其歷史影響》，載《光明日報》2008年6月21日。

　　[16]《漢書•卷48•賈誼傳第18》。

　　[17]《胡錦濤提出新形勢下發展兩岸關系四點意見》，新華網，2005年3月4日，http://tw.people.com.cn/GB/26741/178564/178571/10684528.html。

　　[18]《胡錦濤在紀念<告臺灣同胞書>發表30周年座談會講話》，新華網，2008年12月31日，http://www.xinhuanet.com/tw/20081231/。

　　[19]李新霖：《春秋公羊傳要義》，第一章，第40頁。

　　[20]葛劍雄：《統一與分裂——中國歷史的啟示》，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4年版，第84頁。

　　[21]楊向奎：《大一統與儒家思想》，第271頁。

　　[22]范文瀾：《中國通史簡編》(修訂本第二編)，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446、447頁。

　　[23]柏楊：《柏楊版通鑒紀事本末•華亂五胡》，遠流出版公司2007年版，第1頁。

　　[24]范文瀾：《中國通史簡編》(修訂本第二編)，第526頁。

　　[25]金耀基：《中國現代文明秩序的構建：論中國的“現代化”與“現代性”》，載《深圳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1996年2期。

　　[26]梁漱溟：《中國文化要義》，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56頁。

　　[27]費正清：《美國與中國》(第四版)，張理京譯，世界知識出版社2002年版，第93頁。

　　[28]楊向奎：《大一統與儒家思想》，第66頁。

　　[29]同上，《序言》第2頁。

　　[30]王記錄、閆明恕：《正統論與歐陽修的史學思想》，載《貴州社會科學》1996年第1期。

　　[31]《歐陽文忠集•卷16•居士集卷16•正統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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