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起了“一化三改”

　　玖江春：老母豬想起萬年糠

　　——我想起了“一化三改”

　　【引子】

　　習主席主政后，說出了一句我認為最為耳目一新的話：“不能用改革開放后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也不能用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后的歷史時期。”這是改開三十年來我聽到的一句寓意最深的話。不說是石破驚天吧，至少是在新時代的回音壁上轟隆作響，久久不絕于耳。

　　通過思考、推理、判斷，我認為這句話可以成為中華民族史冊上偉人的名言了。

　　過去，聽到最多的是前三十年如何的“浮夸”“冒進”“極左”“崩潰”“貧窮”“災難”…，后三十年如何“砸三鐵”“奔小康”“先富論”“雞的屁”“救美國”“黃金年”…。這些話是三十年不絕于耳的主流聲音。開始的時候，聽得很新鮮，過了一段就習慣了，再后來就反感了——話說多了，就是廢話。

　　我對習主席的這句話很迷信。我不是迷信他的身份，我迷信他的家庭出身。

　　他是紅二代，父親是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習仲勛全程參加了共和國前三十年的經濟建設。那么，習老肯定會言傳身教留給他孩子很多共產黨的“東西”。習主席也肯定從他父輩身上獲得了很多寶貴的共產黨的“東西”，這些“東西”就是他父親留給他的遺產。這筆遺產是難以用金錢來計算的。

　　所以，我就苦苦的思索…，習主席說這句話是什么意思?有一點肯定，絕不是說著玩的。可我還是百思不得其解。

　　后來，我突然想起來一個思路，既然“不能用改革開放后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我為什么不去看看改革開放前三十年呢?

　　通過查閱資料，有一件大事鎖定了我的神經，這就是建國初期我國的“一化三改”，這真是“老母豬想起萬年糠”啊!

　　“一化三改”，是建國初期的1952年底，中共中央提出了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建國初期可能毛主席還不是“暴君”也沒有“獨裁”呢，所以，這個總路線雖不能冠以“集體智慧的結晶”吧，至少是老一輩革命家們(當然包括習老)的共識。因此，這個“一化三改”在中國共產黨乃至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歷史上都是具有相當的分量。

　　那么，什么是一化三改?它的內容是什么?為什么要一化三改?它有哪些歷史意義?

　　自中國共產黨1921年成立之日起就確定了奮斗目標——在中國建立社會主義社會。這也是全國各族人民在黨的領導下長期為之奮斗的目標。從國共兩黨的第一次合作;井岡山根據地;紅色蘇區;萬里長征;抗日斗爭;解放戰爭，無數優秀的中華兒女為了這個目標浴血奮戰，前仆后繼，犧牲了一批又一批的英雄先烈，終于建立了人民當家作主的共和國，實現了共產主義者多年的夢想。

　　新中國成立后，黨領導全國各族人民開始了有步驟地從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的轉變。經過三年經濟恢復工作之后，1952年底，中共中央提出了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明確規定：“黨在這個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和總任務，是要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逐步實現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并逐步實現國家對農業、對手工業和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這就是一化三改。

　　“一化”，社會主義工業化。

　　“三改”，對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改造。

　　由于我的“學業”尚未完成，本文只能談談我對農業方面社會主義改造的粗淺認識。

　　【概況】

　　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又叫農業合作化運動。

　　從1951年12月開始，黨中央頒發了一系列的決議，規定了我國的農業社會主義改造的路線、方針和政策，到1956年底，農業社會主義改造在經歷了互助組、初級社、高級社三階段后基本完成，全國加入合作社的農戶達96.3%。我國對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在理論上和實踐上又一次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科學社會主義理論，也極大地促進了社會變革和帶動了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

　　通過合作化道路，把農村一家一戶的個體經濟逐步轉變為社會主義集體經濟的理論和實踐。

　　1953年春，全國土地改革基本完成，獲得土地的農民有著極大的生產積極性，但分散、脆弱的農業個體經濟既不能滿足工業發展對農產品的需求，又有兩極分化的危險。黨和國家的領導人們當時達成共識：只有將一家一戶的自耕農組織起來互助合作，才能發展生產，實現共同富裕。

　　1953年，中央先后發布了《 中共中央關于農業生產互助合作的決議 》和《中共中央關于發展農業合作社的決議》，引導、鼓勵農民們參加農業生產合作社，走集體化和共同富裕的社會主義道路。到1956年底，全國基本實現了農業合作化。

　　【歷史背景】土地改革后的中國農村，基本上實現了“中農化”。在老解放區，由于種種原因又出現了土地買賣和兩級分化的現象。這就提出了一個非常嚴肅的問題：農民得到土地后，下一步該怎么辦?根據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必須進一步對農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把農民引導到互助合作的道路上來。

　　土地改革后的農村，原來都建立了互助組(互相幫助的組織)，后來，發生了土地買賣和兩級分化現象，有的地區的互助組就癱瘓了。1950年7月，山西省委組織考察組到武鄉縣進行考察后寫出了《山西武鄉農村考察報告》,同年，山西省長治地委也寫出了《關于組織起來的情況與問題的報告》。這兩個報告都是一個觀點，認為要解決互助組消沉渙散的問題，必須給互助組增加新的內容，以激發活力，才能夠有效的調動農民的積極性，增加生產。

　　那么，這兩個《報告》所說的增加“新內容”是什么呢?就是要把互助組轉變成“以土地入股”為特點的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即：將原來互相幫助的組織(互助組)推進到合作組織(合作社)。

　　山西省委在寫給華北局的《把老區互助組提高一步》的報告中還主張用“增加公共積累”“擴大初級社按勞分配的比重”等新因素，限制富農發展，逐步戰勝農民的自發趨勢，逐步動搖、削弱直至根除土地私有化。

　　劉少奇和華北局對山西省委的上述主張堅決反對，在回復《把老區互助組提高一步》時，對山西省委提出了嚴肅批評，他們認為山西省的做法是“錯誤的、危險的、空想的農業社會主義思想”。山西省委犯了兩方面的錯誤：

　　1.鞏固互助組的主要問題是充實互助組的“生產內容”而不是去“動搖(土地)私有的基礎”。

　　2.搞農業集體化，那是將來的任務，并且要依靠國家工業化的強大和農業機器大規模的使用為條件的。后來，他在不同場合的講話都是這個觀點。

　　但是毛主席不同意劉少奇和華北局的意見，并明確支持山西省委的意見。

　　從這件事可以看出，在我國農業社會主義改造的初期就出現了“走集體化”道路”還是走“一家一戶小農經濟道路”的爭論。

　　后來，經過論證，毛主席的意見得到了高層領導人的共識，從而在中央統一了思想認識。并且對1951年9月第一次互助合作會議上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農業生產互助合作的決議(草案)》進行了修改，于同年12月，將這個《決議(草案)》下發各級黨委試行。1953年2月毛主席對這個《決議(草案)》又做了進一步修改后，正式將《決議(草案)》發給全黨實施。

　　【兩個積極性】

　　土地改革后，農村面臨的中心任務是發展農村經濟，提高農業生產力，改善廣大農民的生活狀況。這時由于農民生產積極性高漲，農業生產力已經獲得一定程度的解放。

　　但是，毛主席認為一家一戶的農民靠單干增產的能力是有限的，必須發展互助合作，毛主席認為“合作”比“單干”強。不僅如此，毛主席把這個問題上升到路線的高度來認識。他認為土改后的農村陣地，“社會主義(即集體所有制)不去占領，資本主義就必然會去占領”。

　　毛主席認為，資本主義也可以增產，但時間會更長，而且是一條痛苦的道路，農民又會兩級分化。他反對資本主義方式的增產道路，主張走社會主義道路實現增產。他認為：在土地革命完成后，農民已經不再滿足于過去了。所以，共產黨要有新的政策和方法給予農民，讓廣大的農民進一步獲得利益，這個政策和方法就是走社會主義道路。他指出：以前那個反地主、打土豪、分田地的聯盟是暫時的，土改后農民又會發生分化，所以只有領導農民走社會主義道路，農民富裕起來了才能進一步鞏固工農聯盟。

　　這時，有一些地區，實際上已經出現了兩級分化的現象。一部分農戶由于天災、人禍又陷入貧困之中，還有一些鰥、寡、孤、獨的貧困戶的困難，僅僅依靠互助組根本無力解決，因此，他們不得不出賣剛剛分到手的土地。當時有一首歌謠：“單干好比獨木橋，走一步來搖三搖”，真實展現了“單干戶”的窘境。

　　毛主席認為：為了防止少數農戶又走向貧困化，為了阻止農民賣田賣地，唯一的辦法就是搞合作化。他不斷地強調對農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的必要性和緊迫性。

　　毛主席還認為，對土改后的農村進行社會主義改造不僅必要，而且也是可能的。

　　他提出，土改后的農民有兩個積極性：

　　一是作為個體經濟、小私有者的農民，為了自己的利益，有自發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積極性;

　　一是作為勞動者的農民又有互助合作并接受共產黨的領導走社會主義道路的積極性。

　　筆者認為，毛主席看到的這兩個積極性，前者是不健康的積極性，后者是健康的積極性。

　　對農民的這兩個積極性，毛主席指出不能忽視和粗暴地挫傷農民追求個體經濟利益的積極性(不健康的積極性)，并且要求在政策上鞏固地聯合中農，允許富農經濟的發展。

　　但是他更多的是強調引導農民走社會主義道路的積極性(健康的積極性)，應趁熱打鐵立即進行對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引導農民走互助合作化的道路。

　　當時，共產黨在農民中的威信是空前的。只要是共產黨、毛主席說的話，農民都相信，因為他們知道共產黨代表他們的根本利益。

　　毛主席雖然積極地倡導農業合作化，操作起來的時候還是很謹慎的。在1953年11月4日的一次講話中，毛主席強調了辦合作社一定要切合實際，應考慮到可能性，也就是辦合作社的條件問題。包括政治條件、經濟條件和干部條件。

　　可是在辦社條件是否成熟問題上，黨內就出現了兩種不同的認識：一種認識認為，農民剛剛獲得土地的，具有小私有者性質的農民在政治上還沒有走社會主義道路的思想準備。并且還認為，社會主義不能建立在小農的基礎上，農業社會主義改造應該是在國家實現工業化之后。

　　毛主席卻認為可以先合作化后機械化，他還提出要破除沒有農業機器不能辦社的迷信。毛主席指出：有些人只看見合作化必須有機械化，而沒有看到機械化也需要合作化，沒有看到只有農業增產了才能給工業提供物質基礎。建國初期，工業化的資本積累主要靠農業。他認為，農業生產搞不上去，就不會有工業化，反過來也就不會有農業的機械化。

　　【農業社會主義改造基本組織形式】

　　我黨確定的農業社會主義改造的基本組織形式是合作社。

　　毛主席認為，為了逐步提高農民的覺悟、逐步地使農民適應新的變化，避免大的震動，合作化道路應該謹慎。他提出了“三步走”：

　　一.按照自愿互利的原則，首先組織帶有社會主義萌芽的幾戶或十幾戶在一起的農業生產互助組;

　　二.在互助組的基礎上，號召農民組織以土地、農具、牲畜入股和統一經營為特點的小型的帶有半社會主義性質的農業生產合作社——初級社;

　　三.在生產發展和農民覺悟進一步提高的基礎上，組織大型的、按勞分配的、完全社會主義性質的農業生產合作社——高級社。

　　他強調，在一般情況下都應該遵循上述步驟。同時他也認為，在特殊情況下，也可以允許農民們“走直路”，直接搞合作社。

　　【農業合作化高潮】

　　合作化的初期，在發展速度問題上，毛主席是持謹慎態度的，他一再強調要注意“條件是否成熟”。他認為，條件成熟的地區可以快一點，條件不成熟的地區就慢一點。

　　在合作化的過程中，有的地區積極性很高，積極推進合作化進程;有的地方積極性不高，合作化進程進展的緩慢。毛主席警覺的認識到，這就一定會出現“左傾冒險”和“右傾保守”。他不斷地提醒各級領導干部，在“反右”的同時也要注意“防左”。他強調堅持“自愿互利”的原則;強調控制發展數字和合理地攤派;強調要積極引導、穩步前進，建社要合乎章程。他特別提出要正確對待中農。指出對待小農經濟只能是改造，而不是消滅。

　　他認為，檢驗農業合作化成敗的關鍵主要是看是否能增產，看新的生產關系是否適合生產力發展。他強調發展合作社要做到數量多、質量高、成本低，并一定要達到能夠增產的目的。

　　根據以上原則，他認為老解放區與新解放區、漢族地區與少數民族地區、先進地區與落后地區…等，應分別對待，有所不同。

　　由于黨的合作化之路符合廣大農民的愿望，全國農業合作化出現了全國性的積極性。1955年7月，毛主席認為全國農村形勢發生了變化，已經出現了一個新的社會主義群眾運動的高潮。毛主席的這個判斷是根據基層報送上來的一批又一批報告得出來的。他對每份報告都仔細研讀，并作了比較詳盡的批語，這些批語得出的結論就是，農村合作化的社會主義高潮已經到來或即將到來。為了迎接這個高潮的到來，毛主席主張由上面派出大量干部下農村去指導和幫助合作化運動。

　　在農業合作化熱火朝天的時候，浙江省對合作化卻采取了“堅決收縮”的方針。一下子解散了共約四十萬農戶的大批合作社。毛主席認為這是一種驚惶失措的情緒表現，說這是一種前怕狼，后怕虎的小腳女人思想。他強調說，群眾運動已經走到了領導的前頭，而我們的一些領導卻跟不上運動。他批評了當時負責農村工作的鄧子恢同志。毛主席認為鄧子恢錯誤的性質屬于右傾;屬于經驗主義;認為他是代表了富裕中農和富農的利益。毛主席的名言：“我們應該相信群眾，我們應該相信黨，這是兩條根本的原理。如果懷疑這兩條原理，那就什么事情都做不成了。”(《毛澤東選集第5卷》第173頁)正是在這時說的。應該相信群眾什么呢?那就是要相信廣大農民群眾有著走社會主義合作化道路的積極性。

　　批判小腳女人之后，毛主席認為《農業合作化的一場辯論》已可以得出以下結論：

　　1.合作化要大發展，這是廣大農民的要求;

　　2.晚解放區、山區、落后鄉、災區都能發展合作化;

　　3.少數民族地區也可以辦(合作)社;

　　4.沒有資金、沒有大車、沒有牛、沒有富裕中農參加，也可以辦社;

　　5.辦社容易，鞏固也不難;

　　6.沒有農業機器不能辦社的迷信也能完全破除;

　　7.合作社不能隨便解散;

　　8.如不趕快上馬(辦合作社)，就要破壞工農聯盟…。

　　到1955年的12月下旬，中國的一億一千萬農戶中，已有百分之六十以上的農戶——七千多萬農戶響應號召加入了半社會主義性質的農業合作社。毛主席興奮地說：“這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毛澤東選集第5卷》第222頁)他認為：“這件事告訴我們，只需要1956年一個年頭，就可以基本上完成農業方面的半社會主義合作化。再有三年到四年，即到1959年，或者1960年，就可以基本上完成合作社由半社會主義到全社會主義的轉變”。(《毛澤東選集第5卷》第222-223頁)

　　【合作化道路極大地提高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

　　合作化以后，證明廣大農民生產積極性高漲的材料很多，網上都有這方面的資料、文章，有興趣的朋友可以自己查看。在這里，筆者僅僅舉幾個有代表性的例子供大家參考。

　　〖大寨〗

　　山西省昔陽縣大寨(改開后為“鄉”)，地處太行山麓。

　　1964年的一句“農業學大寨”，使大寨成為靠集體的力量，自力更生進行農田基本建設的樣板。大寨精神被黨中央、國務院向全國農村推廣，從而也讓大寨在中國乃至世界聞名十幾年——改革開放后，中國農村的樣板被小崗村摘取了。

　　大寨的地理自然條件非常不好。這里窮山惡水，七溝八梁一面坡，自然環境惡劣，群眾生活十分艱苦。

　　解放后，人民當家做了主人。農業合作化以后，以陳永貴、郭鳳蓮等為帶頭人的大寨人決心改變落后的面貌，敢于戰天斗地，艱苦奮斗，治山治水，在七溝八梁一面坡上建設了層層梯田，并通過艱巨勞動引水澆地，改變了靠天吃飯的狀況。

　　1953年，大寨實行農業集體化第一年，就制定了改造大自然的規劃。他們憑著扁擔、籮筐、鋤頭、鐵鎬，在土石山上開溝造地，平整田地，蓄水保糧，抗旱防澇，用秸桿還田，增施農家肥，改良了土壤，使糧食產量逐年上升。

　　1952年(合作化以前)大寨糧食畝產237斤，1962年(合作化以后)即增至畝產774斤。

　　1963年8月，大寨遭受特大暴雨，沖垮100條大石壩，顆粒無收的耕地180畝，沖塌了113孔窯洞，倒塌房屋77間。災情十分嚴重，但是，大寨人沒有氣餒，他們不要國家救濟款、不要救濟糧、不要救濟物質，依然依靠集體力量自力更生，艱苦奮斗，僅用一年時間，就醫治了這場毀滅性的災害。

　　大寨大隊不僅正確的處理國家、集體和個人的三者關系，在逐漸改善社員生活的同時，還向國家交售糧食175萬斤，每戶平均2000斤，他們的奉獻精神是難能可貴的。他們不愧是農業戰線上艱苦奮斗的典型。

　　周恩來總理把大寨的基本經驗總結為：政治掛帥，思想領先的原則，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精神，愛國家、愛集體的共產主義風格。

　　1964年毛主席發出了“農業學大寨”的號召，從而成為全國農業的一面旗幟。全國掀起了“農業學大寨”的高潮，大寨精神得到發揚，大寨經驗得到推廣。

　　大寨的領頭人陳永貴擔任了國家的領導人——國務院副總理。主管農業。

　　改革開放后，大寨人沒有分田到戶，依然堅持走社會主義的集體化之路。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去那里參觀，看看集體化道路究竟有沒有前途。

　　小崗村前書記沈浩曾帶領大包干帶頭人去大寨參觀學習，看到大寨欣欣向榮的景象，沈浩感慨的對郭鳳蓮說：“你們大寨是干出來的，我們小崗是按出來的”。這是沈浩離開這個世界前，留給中國人最后一句耐人尋味的話!

　　〖沙石裕〗

　　沙石峪村位于遵化市東南20公里處，是全國聞名的當代“活愚公”村。20世紀 60年代，被周恩來總理贊譽為“北方農業的一面旗幟”。

　　沙石峪是遠近聞名的窮山溝，素有“土如珍珠水如油，滿山遍野大石頭”之稱。過去僅有貧瘠土地5.3公頃，畝產粗糧30余公斤，人們連肚子都填不飽。

　　解放后，沙石峪村村民熱愛共產黨的“社會主義”。農村土地改革后，沙石峪人響應黨中央的號召，毅然決然的走上了合作化之路。在第一代黨支部書記張貴順的帶領下，硬是肩挑臂挎，從石頭縫里取土，在青石板上造田，創建了“萬里千擔一畝田，青石板上創高產”的世界奇跡，共造優質梯田33公頃。

　　敬愛的周總理曾于20世紀60年代先后兩次陪外賓到該村參觀視察，給予很高的贊譽，并先后有120多個國家的黨和國家領導人來該村參觀訪問。

　　改革開放后，沙石裕人沒有分田到戶，依然堅持走社會主義的集體化之路。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去那里參觀，看看集體化道路究竟有沒有前途。

　　〖紅旗渠〗

　　紅旗渠，被世人稱之為“人工天河”。

　　紅旗渠是一個人工修建的灌渠名稱，(英文名Red Flag Canal)位于河南省安陽市林縣，林縣處于河南、山西、河北三省交界處，歷史上嚴重干旱缺水。為了改變因缺水造成的窮困，林縣人民從1960年2月開始修建紅旗渠(原稱“引漳入林”工程)，竣工于1969年7月。

　　據計算，如把這些土石壘筑成高2米，寬3米的墻，可縱貫祖國南北，繞行北京，把廣州與哈爾濱連接起來。沒有集體的力量是根本做不到的。

　　林縣是個土薄石厚、水源奇缺的貧困山區。“水缺貴如油，十年九不收，豪門逼租債，窮人日夜愁”是舊林縣的真實寫照。

　　新中國成立后，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全縣人民發揚“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精神，以“重新安排林縣河山”的決心，從農村合作化后的1957年起，先后建成英雄渠、淇河渠和南谷洞水庫弓上水庫等水利工程。但由于水源有限，仍不能解決大面積灌溉問題。

　　“引漳入林”是林縣人民多年的愿望。20世紀60年代，經過豫晉兩省協商同意，后經國家計委委托水利電力部批準，在省、地各級領導和山西省平順縣干部群眾的支持下，在各級水利部門及工程技術人員的幫助下，縣委、縣人委組織數萬農村社員，發揚“一不怕苦，二不怕累”的精神，在極其惡劣的自然環境和物質極端匱乏的條件下，人民憑著“重新安排山的英雄氣概和大無畏的犧牲精神，在太行山的懸崖峭壁上逢山鑿洞，遇溝架橋，苦戰十個春秋建成了“生命之渠”紅旗渠，渠線縱橫1500多公里，被譽為“人工天河”。

　　紅旗渠以漳河為源。渠首位于山西省平順縣石城鎮侯壁斷下。總干渠長70.6公里，渠底寬8米，渠墻高4.3米，縱坡為1/8000，設計最大流量23立方米每秒，全部開鑿在峰巒迭嶂的太行山腰，工程艱險。

　　1970年代，周恩來總理曾自豪地告訴國際友人：“新中國有兩大奇跡，一個是南京長江大橋，一個是林縣紅旗渠。”

　　1995年4月14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書記處書記胡錦濤，參觀紅旗渠青年洞，高度評價了林州(改開后改為州)人民自力更生，艱苦創業的紅旗渠精神，并講到“紅旗渠精神在改革開放的年代，仍需要大力弘揚”。

　　1996年6月1日，江澤民總書記對紅旗渠進行視察后語重心長地說：“林縣人民了不起，紅旗渠是自力更生，艱苦創業的典范，不僅給后人留下了可以澆灌幾十萬畝田園的水利工程，更重要的是留下了寶貴的紅旗渠的精神。這不僅是林州的，河南的精神財富，也是我們國家，民族的精神財富。”并親筆題詞：“發揚自力更生，艱苦創業的紅旗渠精神。”

　　紅旗渠懸掛在巍峨雄峙的太行山懸崖絕壁之上，八米寬的紅旗渠從山中穿過，各種文物點綴其中，天下一絕“一線天”有勝黃山，峨嵋之譽;情景交融“陽鳳垴”可環視四周，觸景生情，情趣滿懷;膽顫心驚“鐵索橋”，可凌空倚云，飄若天仙;攀崖懸壁“凌空棧道”，可體現艱苦創業的雄心壯志;輕松瀟灑“滑行道”可與上山的艱難形成極大的反差。由分水苑風景區乘車上行30公里，可到達青年洞風景區，是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此處就是豫、冀、晉三省交界處，有“雞鳴一聲聞三省”之說的牛嶺山村。到此一游，既可觀賞太行“雄、險、奇、秀”之美景，又可通過紅旗渠等艱苦創業的實物使人們進一步領略“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的真諦，是“艱苦奮斗，自力更生”的真實寫照，是對青少年進行愛國主義教育的基地。

　　紅旗渠已成為中華民族精神的一個組成部分，如今的紅旗渠人仍然發揚“自力更生，艱苦創業“的精神，建立了紅旗渠影視網，繼續宣傳紅旗渠文化，希望能將這個文化發揚光大;“團結協作，無私奉獻”仍舊在當代紅旗渠人心中廣為流傳，并且激勵了一代又一代人。

　　【糧食大豐收】

　　從1952年合作化至1982人民公社時期(三年自然災害期間除外)，我國的糧食年年增產——盡管每年增長的幅度高低不同。網上有大量的資料可查。

　　【偉大意義】在我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和土地制度改革完成以后，國內的主要矛盾轉為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社會主義道路和資本主義道路之間的矛盾。

　　社會主義三大改造的勝利完成，為新中國從新民主主義社會向社會主義社會過渡創造了條件。

　　【結束語】

　　文章寫到這里就算結束了，但也沒有結束。

　　我還是久久不能平靜;我還在深深的思考：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在改革開放的今天，究竟是走小崗村的路?還是走華西村的路呢?

　　中國紅友會—九江春

　　群號：148437462

　　玖江春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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