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幾年前，在港偶遇人民日報一位老報人，他建議我改變自己的行文風格。是的，我們這代人，從大學時期開始，到后來在機關工作，逐漸養成了寫論文的習慣，都是規規矩矩的館閣體風格，論點論據引文出處一絲不茍，左右上下面面俱到。篇篇文章都搞得像學術論文，那些拘謹的文章確實不太好看，尤其不被普通的讀者喜歡。老報人希望我另辟蹊徑，寫一些經濟雜文和經濟散文，并特意為我開設了一個專欄。於是，我開始學著雜和散，將哲學、歷史、文學的元素糅合在文章里。果然，當文章雜和散了之后，有了立場，有了道理，有了故事，有了情感，就容易激發共鳴了，老百姓開始喜歡讀這些文章了。因為他們喜歡，在不知不覺中，就接受了經濟學的知識，也在不經意間將這些知識運用于現實生活。
十幾年過去了，香港主流媒體漸漸接受了我的行文風格。前些日子，一位香港的老行尊鼓勵我，說我的那些雜而散的東西，因為不拘一格而別具一格了。香港的老行尊們是深邃的，他們的想法更接近于毛澤東，他們認為文章首先要文以載道，其次就是要讓人民群眾喜聞樂見。文章是給人看的，要老少咸宜且婦孺皆知。行文過百萬字之后，我知道這有多困難，深入已經不易，淺出實在太難了。況且，似我這樣的業余作者，常感精力和能力不濟，心有余而力不足。你必須像一只勤奮的母鴿子，下大力氣嚼碎那些知識，再將其中精華吐出來。我時常鼓勵年輕一代的學者，脫去長袍馬褂，打破條條框框，用自己的方式，說自己的話。我每每遇到年輕人的好文章，就喜歡推薦給各個媒體，希望他們快快地成長。
十幾年過去了，大陸的主流媒體仍然無法接受我的行文風格。一位社科院的領導，曾經高度評價我的一些想法，卻很不認同我的行文風格。他們總是像大學老師一樣，建議我應該怎樣寫文章或怎樣寫書。我是知道的，他們也是非常關心我和愛護我的，可我寫那些館閣體的文章給誰看呢?我寫文章已經極少用圖表了，就是為了方便一般讀者的習慣。至于，學術之類的事情，我早就過了青春期了，了無攀登高峰的雄心壯志了。不過，我倒是真心希望，有人能夠打破國內學術和教育的高度壟斷，驅散思想界沉郁的霧霾，給國人一絲新鮮的空氣。國內的主流媒體要能夠多元一點兒，要有雅量接受不同觀點和不同風格。其實，館閣體的八股文章，必然導致另一種庸俗化，那就是滿街都是學術騙子。國內無法出現類似于《國家為什么失敗》這樣的優秀作品，就是因為學術和教育的高度壟斷。可能，最高領導還未意識到，學術和教育的壟斷就是思想的壟斷，思想的壟斷的禍害遠遠大于政治經濟壟斷，這才是窒息中華民族最可怕的一根絞索。
改革需要理論周嚴的嚴謹過程。沒有倫理邏輯，哪兒來法理邏輯?沒有法理邏輯，哪兒來制度邏輯?宗教倫理、社會倫理、自然倫理是一個嚴密的體系，倫理邏輯得不到進化，法理邏輯就無法進化，所有的制度進化就喪失了理論基礎。沒有理論基礎，改革就必然趨利化。趨利化的改革，必然會走向反面。同理，文風決定了黨風，黨風決定了政風，改變政風要從文風抓起。這一點，毛澤東是深刻的，他的延安整風是奪取勝利的秘密武器，毛澤東首先是用筆桿子打敗了國內外強敵的。毛澤東是最反對搞八股文的，他的文章鮮明、簡樸、深刻、生動，他的文章從來都不拘一格。老一輩的中國人知道，毛澤東的文章非常管用。延安的教育是古今中外最成功的，速成教育培養的工農干部就有極高的水平，他們足以戰勝喝洋墨水并武裝到牙齒的敵人。別小看了那些講故事的小文章，那里面有宗教倫理、社會倫理、自然倫理，那里面有可以轉變法理的邏輯，那里有進行制度建設的依據。今天的改革，難道不需要理論周嚴的嚴謹過程嗎?
為人民服務是具體的，密切聯系群眾是生動的。當全社會都在流行館閣體文章，當所有文件都如裹腳布般厭煩，當學術研究搞得像青詞般詭秘，所做的一切就難免是瞞哄和欺騙。一份向全國人民公開發表的正式文件，竟然需要大批學者專家去解讀，這是極端不正常的現象，說明你的立場存在問題，說明你故意隱瞞了些什么，哪有這樣做事情的?大政治家不要耍小聰明，必須要有鮮明的立場，必須要有鮮明的觀點，四面討好是最笨的，一定會出問題的。
如果，改革真的是為人民服務，最先得到改變的一定是文風。再這樣瞞哄、浮夸、欺騙下去，思想就亂了，隊伍就散了。改變文風不難，一要立場，二要真誠。當然，稍微有一點兒文采就更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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