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有時不但不能使歷史恢復真相，卻往往會隨著強勢輿論的建立而逐漸扭曲往日的現實。我在法國常駐二十多年，最大的體驗，便是看著歷史如何一步步被謊言所悄悄替換。比如在涉及到中國的開國元首毛澤東主席的問題上即為如此。
歷史上毛澤東對法國現代史其實是有著深刻影響的。法國歷史具有重要作用的存在主義哲學家薩特就是一位著名的“毛派”。他舉著“人民事業”在巴黎街頭叫賣的照片引導了法國一代左翼青年。但近年來法國卻出版了多種反毛著作，其中有翻譯的，也有法國“漢學家”撰寫的。其特點就是對歷史人物用今天的標準進行道德審判。道德審判歷史人物是最荒誕的做法：“民主的”美國國父華盛頓還是一個著名的奴隸主呢!事實上今天很多法國人已經忘了，他們的先賢曾經是如何高度評價這位東方偉人的。
對毛澤東主席做出最高評價的，是法國前總統瓦勒利·吉斯卡爾—德斯坦。毛澤東逝世時他發給中國的唁電中有這樣一句話：“毛澤東的去世，使人類的一座思想燈塔熄滅了。”吉斯卡爾—德斯坦并非一時沖動而寫下這句話的。他卸任總統一職以后，一直活躍在法國學術界和輿論界，他不僅從來沒有否認過他的這句話，而且在1993年透露，這份唁電是他“親筆撰寫的”，因此完全反映了他本人的思想。
吉斯卡爾—德斯坦認為“毛澤東代表了一種哲學思想”。他曾說，“現代社會的國家領導人并不體現一種哲學思想，他們只是解決一些問題，諸如經濟、社會、軍事等等。法國人卻認為毛澤東體現了一種哲學思想，并且努力地把它付諸行動。這正是我們對政治的認識。我們在1789年進行的大革命，正是為了一種哲學思想。我們清楚地認識到毛澤東思想也正是使中國走向一種哲學，即給予中國人民最大的權力和最高的地位。”2003年，吉斯卡爾—德斯坦當選為法蘭西學院院士，成為“不朽的人”(因院士是終身的)。
應該承認，吉斯卡爾—德斯坦對毛澤東的這段論述，與戴高樂將軍有著異曲同工之妙。1970年9月9日，戴高樂將軍已經從總統職位上退了下來。這一天他與將前往中國擔任外交官的姪女瑪麗—戴蕾絲·戴高碧比談到中國。當時戴高樂說：“惟有毛具有在中國實現巨大變革的權威，而且只有他領導的政權才能使中國走出目前的這種不發達和無政府狀態。”戴高樂將軍并不是一個左翼政治家。他坦承，他會告訴毛澤東，盡管他非常“欣賞毛政權實現的種種變革”，但他“太尊重個人”而不會成為一個共產黨人。“當然，我必須能同毛主席會晤。這將是法國和中國以戴高樂和毛澤東為代表的會晤”。戴高樂甚至已經私下確立了訪華的日子：1971年6月18日。這正是他在倫敦廣播電臺發表著名的“自由法國”演說31周年紀念的日子。令人遺憾的是，正好兩個月后，1970年11月9日，戴高樂將軍與世長逝。將會震撼歷史的毛澤東—戴高樂之晤終于沒有發生。
但在毛澤東心目中，戴高樂是占據著特殊地位的，是一位“遙遠的朋友”。1965年8月毛澤東在與馬爾羅在人民大會堂長談之后送他出來，兩人在大會堂的臺階上揮手告別。馬爾羅寫道：“……在列寧之后，還沒有任何人像他那樣撼動歷史……中國的時代開始了。”但馬爾羅感覺到了偉人的孤獨。他寫道：“毛說，‘我是孤獨的。’接著他笑了，‘但我總算還有幾位遙遠的朋友：請代我向戴高樂將軍致敬。’……”
毛澤東與戴高樂未能會晤成為歷史的憾事。人們多么想知道兩個同樣堅持民族獨立的人會如何交談。人們多么想知道兩位偉人之間的思想交流將會迸出何等樣的火花。歷史就是這樣。但這次沒有發生的會晤，卻“淹沒”了另一次真正發生的見面，同樣也是在兩位國家元首之間，只是其中一位當時還未當選。那就是1961年春法國未來的左翼社會黨總統弗朗索瓦·密特朗對中國的訪問，和他與毛澤東的交談。三十多年后，密特朗在愛麗舍宮宴請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時說，我其實比戴高樂將軍還要早就認識到，法國應該承認人民中國。
密特朗在會晤毛澤東并訪華后寫了一本書：《中國面臨挑戰》。他在書中是這樣評價毛主席的。他寫道：“毛不是一個獨裁者……毛是一位人道主義者。三十年來，這位人道主義者正在領導著一場征服中國的革命運動……他接受作為一名戰士的任務，他服從紀律，從不循規蹈矩。甚至在中國，他也代表著新型的人類。智慧、文化對于他來說是沒有意義的，他就是行動……”
應該說，法蘭西民族與中華民族有著不少相同之處：驕傲、獨立、智慧和偉大。法蘭西圣賢們對毛澤東的評價，實際上是一種英雄所見。這一點，對我們今天在紀念毛澤東誕辰120周年之際，是否有一點啟發意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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