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磊：關于學術期刊改革的消極想法

　　協會會長讓我就學術期刊改革講點看法。我本來對這個問題沒有什么積極的，有建設性的意見。但下級服從上級，必須的。我就談談我對期刊改革的一些消極的，不過是我內心的真實想法。所以，我發言的題目是《關于學術期刊改革的消極想法》。

　　(一)

　　學術期刊改革可以從兩個層面來看：一是改變硬件，這是技術層面的變革;另一個是改變軟件，這是制度層面的變革。

　　從硬件來看，技術革新、技術發明和技術創造都是改革，這種改革也就是科學實踐和技術實踐。生產力和科技的改革時時都在進行，也就是說，技術層面的改革因素很活躍。從這個層面講，學術期刊的改革時時都在進行著，比如，期刊電子化，編輯無紙化，以及編輯技術的數字化、科學化，這些改革只有進行時，沒有完成時。

　　然而，今天所說的學術期刊改革，大概并不是指技術層面的改革，而是指制度層面的改革。制度層面的改革，人類社會也從未停頓過——比如各種法律、法規的修改與完善，各個編輯部規章制度的完善。但是，比較而言，技術層面的改革與制度層面的改革還是有所區別的：

　　——技術層面的改革因素相當活躍，時時都在進行。這就是馬克思講的，生產力的發展和科學技術的提升在社會發展中是第一性的元素。

　　——而制度層面的改革因素卻相對保守，具有某種惰性。這種相對保守是不是意味著“腐朽落后”呢?不是!制度是穩定并不一定就是不思進取。為什么這么說呢?

　　因為，制度的穩定往往是必要的。制度的完善當然沒有止境，但是，制度一旦形成，就需要相對穩定。如果制度隨時隨地都在變化，不可捉摸，那就成了“朝三暮四”、“朝令夕改”，人們就不知所措，就無所適從。“無所適從”的東東是無法“預期”的，無法預期的東東必然導致人的行為“短期化”。

　　今天很多所謂的改革，之所以遭人詬病，就在于有些改革讓人無所適從，成了“窮折騰”。其導致的結果大家正在領教呢：坑蒙拐騙、道德淪喪、竭澤而漁、搜干打盡。

　　(二)

　　其實，很多改革之所以遭人詬病，其癥結，還不僅僅是“朝令夕改”的窮折騰，而是在于，折騰的目的究竟是想干什么？

　　想必大家都看見了，主流學者用數學模型反復表明，改革的動力、依據和目標，就寓于經濟人之中，就存在于蠅營狗茍的私利和欲望之中。于是我們看到，現在很多改革已經成了這樣一種邏輯：凡是縱容個人私欲的制度就是好的，就要倡導；凡是維護集體公益的制度就是壞的，就要破除。我就在想，當改革只能用這樣的邏輯來辯護時，改革的神圣性也就一文不值了。

　　那么，學術期刊改革到底要干什么呢?大家想想，我們學術期刊改革的邏輯，是不是也同上述改革邏輯是一樣樣的呢?這個問題，諸位同行都是專家，比我清楚，我就不做深層解讀了。

　　不論怎樣歌頌改革，我們都必須正視一個事實：現在的有些改革，基本上就是在犧牲大多數人利益的前提下，去實現小部分人利益的最大化。在一些地方、一些領域，“改革”已經成為少部分人對大多數人進行合法剝奪和斂財的同義詞。

　　有人一邊說“繼續深化改革不動搖”，一邊又說“不折騰”。我就納悶了，既要“改革”，又要“不折騰”，這不是扯著自己的頭發想上天嗎?請問諸位，天下哪有不折騰的改革?問題的要害不是“要不要改革”，不是“要不要折騰”，而是：（1）為啥要折騰？（2）誰來折騰？（3）折騰誰？這三個問題，實際上是有關改革的真正分歧所在，說白了，就是“改革的方向”問題。說到“方向”，有人不高興了，有人要給我戴帽子了，但很遺憾，這就是事實。

　　所以，眼下流行的“不改革就死路一條”，“不改革誰都沒好下場”，“寧要神馬的改革，不要神馬的不改革”之類的豪言壯語，如果不明確“改革”的真實含義和真實目的，那就有只能是大忽悠。對此，我借用中國社科院劉國光教授的一句話(大意)：

　　不能簡單地說，不改革就是死路一條。準確地說，不堅持為大多數人利益考慮的改革，就是死路一條；堅持了只為少數人利益考慮的改革，也是死路一條。

　　改革就是“折騰”，但不能瞎折騰。改革不是目的，改革只是一種手段，一種工具。不能為改革而改革。如果改革成了“為改革而改革”，那么，這種改革指定就是“瞎折騰”。

　　有人提醒我：習近平說，“改革沒有止境，只有進行時，沒有完成時。”這話沒錯。但是，我也想提醒諸位，習近平還說，要“堅持改革的正確方向”。所以我覺得，對改革要辯證理解，不要走極端，不能搞大忽悠，不要動不動就拿改革的大帽子嚇唬人。

　　(三)

　　改革是被逼出來的，改革總是緣于對現狀的不滿，改革的鋒芒總是要指向現狀，通常的說法是：現狀“不合理”，所以“要改革”。毛澤東同志說：“哪里有壓迫，哪里就有反抗”——我借用一下：“哪里不合理，哪里就有改革”。改革這些不合理的東東，大多數人肯定擁護。

　　本來吧，“改革”是個中性詞，可是，這個中性詞一旦讓大多數人心驚肉跳，而少數人欣喜若狂的時候，也就意味著，現實中的改革已經不再是一個中性的問題了。

　　我在前面說，很多改革就是在“瞎折騰”。其實，站在平民立場上看是瞎折騰，站在精英立場看恐怕就未必;站在勞動立場上看是瞎折騰，站在資本立場看就未必。結合我們學術期刊改革，現在一個流行的說法，是要把學術期刊“市場化”、“企業化”。那么，站在大多數編輯、作者和讀者立場上看，學術期刊市場化就是瞎折騰;站在商人、權貴和學術騙子立場上看，這是“必須的”。

　　因此，說改革不能“瞎折騰”，仔細想想，這個概念未必確切。除了腦子進了水，大概并沒有人要拿改革來沒事找樂子，瞎折騰。站在不同立場看，每一項具體改革都有明確目的。比如MBO(管理層收購)，那目的，不論主流的公的和母的“知道分子”說得如何美麗動人，其實就是一句話：“掌勺的把鍋扛回家去了”。對這種改革，很多善良的人憤憤然，說這是“瞎折騰”。現在看來，那是真把主流的公的和母的知道分子的《改革宣言》當回事情了。

　　解讀一下這些《改革宣言》，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

　　比如國有企業，最初的改革宣言說：“國企沒效率”——也就是不賺錢，所以必須改革，于是有了幾千萬工人被砸了飯碗。現在的改革宣言又說：“國企太賺錢了”——也就是太有效率了，所以必須改革，于是有了“打破壟斷”，“國退民進”，“深化改革”等等。

　　再如收入分配，最初的改革宣言說：“(大鍋飯的)國有體制是造成平均主義的根源”;現在的改革宣言又說：“(壟斷的)國有體制是造成貧富懸殊的根源”。邏輯如此混亂，前后如此矛盾，天下真是無出其右了。

　　那么，為什么要把學術期刊市場化呢?《改革宣言》給出的理由是：學術期刊辦刊體制與市場經濟很“不適應”。學術刊物當然存在很多“不適應”，比如“行政辦刊”、“衙門辦刊”、“官僚辦刊”，需要改革。但這種“不適應”，是不是因為學術還沒和金錢直接掛鉤呢？是不是由于學術還沒有讓錢掌柜說了算呢？是不是學術和金錢稱兄道弟了，或者干脆學術直接嫁給金錢當小妾，就“適應”了呢？

　　現在很多期刊收錢發文章，學術文章論斤論兩買賣，那其中到底有多少學術含金量?諸位都是專家，比我清楚。昨天我還收到北京一家專門倒賣學術期刊版面的中介電話，問我要不要發文章，說只要給錢，能幫我搞定一切。

　　回過頭去梳理一下其中的邏輯，其實，之所以要MBO，之所以要打破壟斷，之所以要國退民進，之所以要學術期刊市場化、企業化，無他，就是因為被改革的對像姓“公”不姓“私”！說白了，就是學術刊物還不是少數私人包包里的東東，如此而已。在這種邏輯下，為啥折騰，為啥改革，已無任何道理可講，也不需要講任何道理。于是，才會有“不改革，就要死”之類的恐嚇。

　　(四)

　　回想當年，改革這個詞本來民眾并不反感。可是30多年之后，改革這個詞為什么遭到那么多人的冷眼?這難道不值得深思嗎?

　　搞笑的是，原本應當是改革主體的人民群眾，現在卻對改革冷漠恐懼；而原本應當是改革對象的既得利益者，卻成了積極支持改革的人。如果改革指向的就是這樣前途，那它也就走到死路上去了。難怪有人說，“改革，多少罪惡假汝而行”!

　　可悲的是，如今這種所謂的改革已經泛濫成災，連最最“改革”的激進學者也實在是看不下去了，比如清華大學的孫立平教授憤怒地說：

　　——“從現實的作用來看，改革這個詞已經是成事不足敗事有余。當你說要進行改革的時候，主張改革的人還沒弄清楚改什么呢，反對改革的人先警惕起來了。也就是改革的力量還沒動員起來，先把反改革的力量動員起來了。”

　　——“比如，你一說改革，既得利益者想是不是要動我的利益，公務員想會不會丟飯碗，老百姓想是不是要瓜分國有資產，思想僵化者想是不是搞西方那一套。還沒做事呢，先惹一身騷。”

　　——“什么要敢試敢干啊，什么殺出一條血路啊，除了制造敵人，起不了多大積極作用。”

　　據說孫立平是習近平的導師。我就在想，學術期刊的市場化改革還沒有展開，放眼望去，這個詞就已經制造出了一大堆敵人，而且還在制造出越來越多的敵人。所以，當我看見有人殺氣騰騰地高呼：“不改革都沒好下場!”恕我直言：我好像看見了過街的老鼠。

　　我的發言完了。謝謝!

　　更多文章請進入趙磊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zhaolei1957

　　(注：以上是我在《四川省人文社會科學期刊協會2013年學術年會》上的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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