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民主制度只適用于中產階級社會

　　最近發生在泰國的頻繁震蕩，再次證明了以多黨制、普選為特征的西方民主制度，不適用于一般發展中國家。泰國自1992年從西方引進民主制度以來，雖有國王這一“定海神針”在，政局仍動蕩不休。自2001年代表下層民眾利益的他信當選以來，泰國的民主制度更突然全面失靈。按理說，下層民眾占據人口大多數，民主制以人數決定選舉勝負，下層民眾的代表者當選屬于正常情況，不當選才不正常，但這種結果，為什么反而加劇了政局動蕩呢?

　　現實的政治過程與粉絲們對西方民主制度的想象截然不同。在泰國，代表所謂“中產階級”利益的民主黨，其支持人數雖不如下層民眾，但占據的資源卻遠多于下層民眾。這些人不甘心選舉的失敗，千方百計要用選舉以外的手段來否定選舉結果，而他們又確實有能力這么做，這就是泰國政局動蕩不已的根源。于是，軍人起來政變了，憲法法院出來指責總理不應該主持電視臺的烹飪節目而要求下臺了，民眾上街游行、抗議了......手段不一而足，軍隊、憲法法院、輿論，紛紛站在“中產階級”一邊，反對民主選舉的結果，將他信及其繼任者一個一個拉下馬，甚至投入監獄，流放海外;現在，又輪到英拉了。

　　諷刺的是，幾乎所有被“中產階級”以非選舉手段推翻的總理，在執政方面都不是無能之輩。相反，他們往往政績卓著，在經濟、民生、禁毒、內政、外交諸方面成效斐然。但是這沒有用，不符合掌握更多財富、資源的“中產階級”的利益，縱然你做得再好，縱然有民主制度支撐，照樣要被拉下來，附帶后果是政局動蕩不已，社會秩序受影響，經濟承受損失。

　　這種情況并非獨見于泰國。實際上，拉美引進西方民主制的國家，大都發生過軍事政變及政局的反復動蕩。原因也和泰國一樣，都是代表下層民眾的政治家上臺，遭到富裕階層、既得利益集團的反對。他們按人數、按選票不行，于是改變游戲規則，讓槍桿子說話。這類政變、動蕩頻發的根本原因，是選舉結果與國內政治力量對比的實際狀況不相符，按人數對比的結果與按財富、資源對比的結果不相符。擁有更大政治能量的那些人，不能容忍自己的利益被一個票選程序否決，而他們又有能力扭曲這種程序——要么直接扭曲制度，操縱選舉，即所謂“以民主之名行獨裁之實”的“偽民主”;要么動用軍隊、法院、輿論，推翻選舉結果，一次次從頭再來。在一個財富分化嚴重、力量對比懸殊的社會，人數對比與實際力量對比的不相符，永遠是民主制度的硬傷，也是政局反復動蕩的病灶。這一病灶不清除，動蕩不會終止。清理的方式，只有改變財富和資源的分配狀況，要么像左翼主張的那樣“均貧富”，要么讓社會進步到以中產階級為主體的橄欖型社會。但是，代表下層民眾的政治家上臺，政策稍不如富人之意就遭政變之難，哪有可能真正推行“均貧富”的政策?在一種社會反復動蕩、階層沖突不斷、經濟發展受阻的狀況下，又如何發展到中產階級社會?所以，西方民主制度對大多數貧富懸殊的發展中國家而言，就像一個魔咒，成了社會長期停滯、動蕩的代名詞。

　　由此可見，西方民主制度只適用于以中產階級為主體的橄欖型社會。在這種社會中，人數的對比與實際政治能量的對比相一致，社會經濟的結構支持票選制度，民主制度才得以順利運行，并成為社會穩定、經濟發展的助力和積極因素;而在上述對比不一致的國家，民主制度往往成了社會穩定、經濟發展的阻力和破壞因素。實際上，在西方發達國家，真正一人一票的民主制度也是在“二戰”以后，隨著中產階級社會的發展才推廣開來的。在此之前，西方所謂民主制度，其實是對投票人范圍作了許多限制、使選舉成為一種政治特權的等級制度。例如美國規定，只有達到一定年齡的白人男子才有投票權;大多數國家還有必須滿足某種收入標準的規定。種種限制，目的都是為了避免一人一票的格局，使選舉結果與現實的資源分配、力量對比狀況相一致。正因為這樣，民主制度才能給西方帶來長期的發展和穩定。

　　現代社會已失去對選舉權利實行限制的觀念土壤。這是歷史的進步，但同時也使選舉制陷入某種尷尬中：要么不搞，要么就只能搞一人一票。鑒于西方民主制度在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截然不同的表現，鑒于它對非中產階級社會的不適用，發展中國家在改進自己的政治制度時，不能盲目服從由所謂普世價值所界定的“政治正確”，而只能服從社會治理的實際效果，從具體約束條件出發，尋找和創造適合自己國情、能夠有利于經濟社會發展進步的制度組合。在這方面，近幾十年的中國是做得最好的，這也是中國這30多年社會穩定、經濟發展的根本奧秘所在。

　　筆者在前一篇文章中談到，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奧秘是“獨惠資本”;而中國之所以能做到“獨惠資本”、其他國家卻不能，原因是中國有一個強大的政府。其實，單論政府相對于民間社會的強大，中國并非第一。排在中國前面的國家，至少還有幾個，例如朝鮮。但中國的獨特之處在于，它是在一個開放的市場化環境下保持強大政府及其對社會的控制力的。這才是成敗的關鍵，也是“中國模式”成功的終極秘訣。那么，中國是如何做到這一點的?一方面，它沒有放棄，而是繼承、利用了改革前的社會控制體系;另一方面，它又對這一體系進行了一系列的開放性改革。通過不斷學習、應變，“摸著石頭過河”，最終形成自己的一套能夠在開放的市場化環境下保持政府強大及其對社會控制力的政治體系。這種體系保留了原來的政權組織框架，繼續強調內部的集權和統一;它對社會的控制雖有所放松、收縮，但在鼓勵社會多元的同時，保留了對重點領域和宏觀層面的絕對控制，例如它堅持對信息、輿論、意識形態的基本控制，堅持對結社、集體行動的控制;通過直接掌控重要資源、發展國有企業、宏觀調控、行政干預等手段，它也保持了對經濟的一定掌控......這一政治體系的基本特征可以概括為三點：1，既開放，又控制，而不是一切都放開,2，雖引入市場體系，政府體系并未完全退出，而是在重點領域和宏觀層面發揮主導作用;3，堅持政治的一元化，政府和執政黨只允許一個聲音，以政治的一元來掌控社會和經濟的多元——后一點可能最重要，它是這個政治體系的關鍵和核心。所以，中國政府堅決拒斥多黨制，因為這損及了它存在和效率的根本。

　　正因為有了這樣一套政治體系，中國才有了這30多年令人驚艷的表現。從經濟增長而言，中國既優越于其他發展中國家和轉型國家，也優越于發達國家;從政治和社會穩定而言，優越于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和轉型國家。前幾年還有人預言印度將很快趕超中國，這兩年已經沒人提了。印度的短暫崛起、然后復歸沉寂，與采用西方民主制的發展中國家之反復折騰一樣，都是政治制度與社會經濟結構不相適應的后果。談到這里，可能有人會拿中國的官員腐敗說事。然而，官員腐敗并非中國這種政治體系的獨特現象，而是經濟社會發展到某一階段的常見病。在同等規模和發展程度的國家中，老牌民主國家如印度，新興民主國家如俄羅斯，腐敗的嚴重程度都在中國之上。在近幾年透明國際公布的清廉指數中，中國都排在這兩個國家前面。

　　當然，中國現在面臨的問題也很多，許多方面都需要積極改進。中國無須照搬與自己的經濟社會結構不相適應的西方民主制度，但必須積極推動自己國內的自由、人權的增進。在發展經濟、維護穩定的同時，中國應該從自身國情出發，找到適合于自己的增進自由、人權之路。然而，國人也應該清醒認識到，自由、人權并非衡量一個國家治理水平和成果的唯一指標，它只是指標之一;對它的追求，應該在考慮其他目標的輕重緩急的同時進行。更重要的是，不要以為只有西方民主制度才能增進自由和人權。與改革開放前相比，今天的中國人擁有的自由已不可同日而語。只有適合自己的，才是真正的好東西。中國人應該有信心，我們既然能夠找到適合自己的經濟增長、社會穩定之路，也一定能夠找到適合自己的增進自由和人權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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