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在《草根網》上拜讀了余云輝教授的幾篇文章，心靈上深深地為之感動，思想上強烈地受到振動——這樣的憂國憂民，這樣的赤膽忠心，這樣的真知灼見，余教授無愧是一位有真才實學的社會主義中國培養的優秀的知識分子!
他在2013-11-27發表的《土地流轉：美元資本將敲響中國社會崩潰的喪鐘》中說：“美國黑石基金以及其它海外資本在中國悄然開展的購買農村土地行動應該引起中國政府的高度重視。美國政府控制下的世界銀行為什么極力主張中國‘土地確權’和土地流轉?為什么日本和臺灣等亞洲農業成功的國家和地區都不允許城市資本下鄉、反對土地向資本集中、更不允許土地向國際資本集中?為什么美國早在上個世紀六十年代就通過立法嚴禁境外資本租賃美國的農業土地而中國卻放任外資在中國圈地?土地流轉和資本下鄉難道真的可以提高農業生產效率和增加農民收入嗎?這是中國政府和國內專家迄今沒有明確回答的問題。然而，美元資本正借助中國農村‘土地確權’和土地流轉的機會，即將敲響中國社會崩潰的喪鐘。”
這樣簡潔精辟和尖銳的思想，我在大報雜志與公開宣傳中從來沒有見聞過。也許，這是因為現在有些大腕們要與美國搞“夫妻關系”、“和平共處、互利共贏”，所以自以為決不能刺激美國、敵視美國，哪怕僅僅在言論上都不能出現在新中國，對吧?然而，事實及其惡果會因為不刺激、不警惕、不敵視而改變嗎?!
他說：“美國已經控制中國互聯網和信息技術，我們可以把這部分美元資本稱之為美元的‘網絡空軍’;同時，美國已經控制了中國金融領域的基礎貨幣發行權、匯率定價權和資產定價權(詳見筆者《誰掌控了中國經濟的頂層權力?》)，這部分美元資本可以稱之為美元的‘金融海軍’;那些潛伏在中國境內并企圖大量收購農村土地的美元資本可以稱之為美元的‘產業陸軍’。肢解中國版圖是美國二戰以來的長期國家戰略。蘇聯解體之后，美國的進攻目標已經鎖定中國。中國已經開始重視來自于美國戰略東移所形成的正面軍事壓力，但是，中國并沒有發現和重視以下事實：美國資本的‘網絡空軍’、‘金融海軍’和‘產業陸軍’已經包抄了中國軍隊的經濟后方。這才是中國最隱蔽的危險，也是最大的危險。”
“今天，中國貨幣主權的再度丟失正結合著農村‘二次土改’，演繹著新的毀滅性的故事。在美元控制了人民幣基礎貨幣發行的情況下，農村土地流轉和農民土地向資本集中，本質上是農村集體土地通過‘土地確權’和‘土地流轉’向國際資本集中、向美元資本集中。
土地承包制是一場使農村、農業和農民‘去組織化’的改革。當初并沒有估計到這場改革會導致現在中國農村重新碎片化、鄉村治理黑社會化、農民喪失農產品議價能力等后果;沒有想到由此產生了建國以來最嚴重的‘三農問題’;更沒有想到這場‘去組織化’的農村改革會導致新疆、西藏等少數民族地區基層經濟組織的全面解散和基層政治組織的全面癱瘓，使邊疆的基層成為恐怖主義、分裂主義和極端宗教組織等病毒大面積擴散的溫床。新疆分裂主義的火焰已經燒到了天安門金水橋旁，遺憾的是，并沒有人從新疆農村‘去組織化’之改革的角度進行反思和提出對策。如果10年之后新疆、西藏成為第二個車臣，那么，這項“農村改革成果”應該如何評估?”
我完全贊成作者的思路!毫無疑問，今日中國的農民、農村、農業再不走集體化道路，必然使中國走上一條不歸的死路，幾十年后中國社會的大動亂將是不可避免的。如果繼續搞農村土地的私有化，資本化，中國執政黨、政府與決策層中的許多所謂知識分子精英，都將成為真正的歷史罪人，真正的人民公敵!因此，不管這篇文章的觀點正確與不正確，希望一切熱愛新中國的人都來關心這個大問題，探索這個大課題。
余教授說：“網絡空軍”、“金融海軍”和“產業陸軍”分別占領了中國的腦袋、錢袋和米袋，那么，美國對中國已經不戰而勝。——設想一下，這將是多么可怕的惡果!難道身為“8500萬工人階級先鋒隊”的黨政軍領導全不明白，還是有人真的想徹底賣國，與美國結合成一個“中美國”或“美中國”?
他說：“土地確權”應該是把土地權屬明確到集體組織，而不是把土地“確權”到集體組織當中的勞動者個人。個體農民從集體手中承包的土地只有勞動的權利，沒有轉包的權利，更沒有轉包收租的權力。
的確，作者的這個論斷對中國都是非常及時非常關鍵的提醒!沒有毛澤東時代建立的土地公有制，哪來今天的GDP大增長與許多基本建設的大發展?沒有農民群眾的集體土地所有制，哪來廣大農民的60多年穩定與大量農民工為改革開放作出無私的貢獻?可以說，如果農村集體土地所有制消滅了，幾億農民一旦流離失所，無家可歸，對今日中國的執政黨、政府及有錢人來說，將不僅是責任問題，更是滅亡問題，社會大動亂問題。因此，希望全國人大代表們與一切具有人民賦予重大權力的當事人，希望你們都要認真聽一聽余云輝教授的意見!
除此之外，余教授在其他許多文章中也都有非常獨到的見解，對中國的“頂層設計”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導意義。比如，在《建設“社會主義有組織的市場經濟制度”》(2013-08-24)一文中，他說：
“沒有偉大的理論就沒有偉大的實踐。經過三十多年改革開放的實踐和探索，中國的經濟理論已經到了需要反思、創新、突破的時刻。過去三十年中國經濟制度的特征是什么?未來三十年甚至更長時間，中國應該選擇怎樣的經濟制度?這是中國新時期經濟理論必須回答的首要問題。
“我們需要深入思考的問題是：中華民族的理想是什么?現實生活中人們血液中流淌的信念是什么?政府部門確立的經濟發展目標合適嗎?GDP總量、人均收入和小康目標能否代替工業化和現代化的目標?中國真實的經濟制度是什么性質?是社會主義性質還是資本主義性質?中國經濟是獨立自主經濟體還是買辦權貴主導的經濟金融殖民地?如果上述問題沒有正確和明確的答案，或者回答問題口是心非，心存狐疑，那么，中國的經濟政策怎么可能做到具有層次性、系統性、長期性和預見性?
我們現在強調要搞市場經濟體制，讓市場發揮配置資源的作用。然而，“市場經濟區分為‘初級的、無序的、非組織化和非法制化的市場經濟’和‘高級的、有序的、高度組織化和法制化的市場經濟’。前者簡稱為‘欠組織的市場經濟’，后者簡稱為‘有組織的市場經濟’”。
“在現階段，我們對一切旨在打擊國有資本壯大、限制國有企業發展的輿論和政策都應該保持警惕并予以糾正。
中國新時期的經濟制度模式應該定義為‘社會主義有組織的市場經濟’，其中，“市場經濟”、“組織化”和“社會主義”構成這一經濟制度模式的三大要素。
要完成“以實現工業化和現代化為目標”的生產結構調整、分配結構調整和消費結構調整;是要完成市場經濟制度由“初級的、無序的、非法制化的市場經濟制度”升級為國有資本主導的“社會主義有組織的市場經濟制度”。中國必須走、也只能走“社會主義有組織的市場經濟”發展道路。
早在2008-04-08，他在《七大建議;跳出美國設下的貨幣陷阱》一文中，專門就如何解決中國金融危機提出了十分中肯的意見：
“中美匯率之戰是發生在中國本土的一場貨幣戰爭。美元不再代表黃金、不再代表美國的信用、不再代表任何持久的實體，在美元的背后僅僅是美聯儲計算機鍵盤敲打出來的虛擬符號，因此，美國急于把符號化的美元變為中國的土地、資源和企業股權尤其是銀行、證券、保險、信托、基金管理公司等金融機構的股權。這是美國積極推動中美戰略對話的主要目的之一。外資機構拿著美元可以在中國肆意收購，美元在中國擁有著超越人民幣的購買權利，可以從事國內企業尤其是民營企業持有人民幣也做不到的事，相反，中國持有的美元在美國本土除了可以購買美國債權卻難以購買中國所需要的股權、技術和商品。
中國人手持美元到了美國才發現，中國人擁有的美元之權利被美國政府和美國國會擠壓到一個狹小的空間里，美元不再是一般等價物，而是權利非常有限的一種美國產印刷品。”
2013-06-01，他在《誰掌控了中國經濟的“頂層權力”?》中也反復強調：“經歷了三十多年改革開放，中國已經走入由美國及其美元主導的世界經濟秩序的深水區。美國已經開始實施針對中國的‘屠龍戰略’(詳見美國威廉。恩道爾的《目標中國：華盛頓的“屠龍”戰略》一書)。這里到處是冰山、暗礁與漩渦。中國的經濟巨輪是否可能在未來不斷變幻的不測風云中觸礁、擱淺和沉沒，甚至像前蘇聯一樣突然解體?當“頂層設計”成為時髦的話題之際，我們不禁要問：中國經濟的頂層在哪里?中國經濟頂層的核心內容是什么?誰在控制中國經濟的頂層?中國經濟頂層控制權是否已經旁落到海外政治經濟勢力的手中?中國是否正在淪為國際金融殖民地?以美國為首的軍政集團把全球圍剿重點指向亞太，是否在配合著中國經濟頂層控制權的最后爭奪?中國軍隊的后方糧草大營是否已被美國控制?這是事關中國經濟社會全局的重大現實問題。
——從2005年7月啟動匯率改革的那一刻開始，美國政府和國會就牢牢掌握著人民幣匯率的定價權。所謂“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演變為由美國政府和國會及其背后的國際資本所掌控的可預期的、持續升值的匯率制度。美國政府和國會的壓力決定著人民幣的價格走勢和升值節奏。人民幣兌美元由“匯改”前的8.11人民幣兌1美元，升值到目前的6.20人民幣兌1美元。在人民幣持續的可預期的升值過程中，美聯儲打開了垃圾美元的閘門，中國外匯儲備由2004年底的6099億美元快速上升到目前的3.4萬億美元，增長5倍以上。
——如果外國政府和外國央行及其背后的海外跨國經濟金融集團控制著一個國家的貨幣發行權、匯率定價權和資產定價權，那么，這也意味著這個國家政府和企業已經喪失了本國國民財富的分配權、產業發展的主導權和宏觀經濟的調控權。
盡管中國前方將士守住了軍事上的國防大門，但后方的金融經濟精英們卻以“對外開放”、“與國際接軌”、“迎接經濟全球化”、“資本項目自由化”的名義，向國際金融強盜打開了搬運中國財富的大門。美國政府和國會以難以自圓其說的貿易赤字理由逼迫人民幣持續升值，而中國經濟管理部門并沒有在外資、外貿、外匯、產業結構和財稅政策等方面打出一套組合拳來奪回人民幣匯率定價權，而是把人民幣升值作為美國政要訪華和中美戰略對話的見面禮，把作為國家主權重要內容的貨幣定價權用于外交領域的交易。美國舞著一頂匯率操縱國的帽子就嚇趴了一群中國金融門戶的守衛者。
——目前人民幣匯率的大踏步升值也意味著中國經濟在大踏步地邁向緊縮的死亡之谷。
匯率不是經濟金融領域的常規武器，而是足以摧毀一個國家的核武器。這是美國政府和國會緊盯中國人民幣匯率、不斷施加升值壓力的根本原因。“美國不斷給中國貼上"匯率操縱國"的標簽，向中國施壓，迫使人民幣升值。此舉不只是要削弱中國的出口能力、破壞中國經濟安全，更是要讓人民幣最終成為全球流通貨幣，致使中國完全開放資本市場，為華爾街巨鱷與其他外國資本進入中國市場掃除障礙”(詳見《“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評介威廉。恩道爾新作》，作者張方遠，臺灣《海峽評論》2013-5-1，第269期)。遺憾的是，中國金融界和理論界在“匯改”之初甚至直至現在，尚未認識到匯率定價權屬于國家主權、屬于經濟金融領域的核按鈕，尚未意識到中國宏觀經濟的困境起因于匯率定價權的喪失。
——當貨幣與黃金脫鉤之后，貨幣增加了一項職能：稀釋儲蓄和掠奪財富。這是信用貨幣的“第六職能”。擁有國際儲備貨幣功能并與黃金脫鉤的美元也擁有稀釋全球儲蓄、掠奪全球財富的功能。
——美元作為發動金融攻擊、掠奪世界財富的武器，與美國的科技力量和軍事力量并列為美國統治世界的三大法寶。美國嚴防死守著高科技出口的關卡，但卻想盡一切辦法讓美元泛濫全球。
——中國未來的經濟政策必須充分體現“社會主義有組織的市場經濟制度”的特征與優勢，并服務于中國的工業化和現代化。這樣才能使經濟政策體系具有明確的目標指向和制度靈魂，避免經濟政策被個人利益、地方利益、部門利益和海外利益所誤導和綁架。
在我看來，余云輝教授的這些思想，遠遠勝過許多中央與各省市大領導的講話、指示、文件，能夠讓億萬人民保持清醒的頭腦，能夠激發人民積極行動起來，真正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真正深化體制機制改革，真正堅持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大力創新和發展生產，避免兩極分化，實現國家與勞動人民的繁榮富強。因此，我真誠地呼吁：大家都來認真地學習余教授的文章，積極宣傳其中正確的先進的思想，讓黨和人民都形成一種共識，按照十八屆三中全會的精神，下決心搞好社會主義中國的頂層設計，在改革開放所取得偉大成果的基礎上，重新把富有強大正能量的公有資本制與集體資本所有制真正建立起來，把有組織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機制建立起來，并充分發揮好它們的作用。只有這樣，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才會越走越寬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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