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教育改革或已走向失敗

　　我國教育改革或已走向失敗

　　——兼向教育部進言

　　薄法平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于至善。

　　——《大學》

　　十幾年前，中國開始了以高等教育收費為標志的所謂教育體制改革，這一改革不但摧毀了毛澤東時代奠定的實行免費教育的基礎，也違背了先進國家高等教育免收學費的潮流，屬于不折不扣的逆勢而動。今天，我們不妨回過頭來，實事求是地分析一下，看看這場教育改革的效應是否隨了當年改革者的初衷呢?

　　改革是為了消除已經出現的各種矛盾，然而，矛盾無處不在，無時不有，舊的矛盾消除了，新的矛盾還會在新的基礎上產生出來。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指出：“物質世界的有限性所引起的矛盾，并不比它的無限性所引起的少，正像我們已經看到的，任何消除這些矛盾的嘗試都會引起新的更糟糕的矛盾。”[①]當年的教育改革是為了消除教育領域里出現的矛盾，然而，如果實事求是地分析這十幾年的教育改革，就不難發現，改革的結果恰恰印證了恩格斯的話，“任何消除這些矛盾的嘗試都會引起新的更糟糕的矛盾”，這些“更糟糕的矛盾”正在逐漸顯現出來。如果把這些矛盾歸結為一句話，那就是教育改革已經走向失敗，或者說已經失敗。

　　第一，高等教育學費高企，工農子女上不起學。

　　無論是在社會主義制度還是在資本主義制度下，人民是國家的主人，統治者是人民的公仆。這不僅僅是在尋求一個冠冕堂皇的統治借口，還是因為相對于統治者來說，人民占據了國家人口的絕大多數，是國家的主體。與此相適應，應當接受教育的工農子女也就是教育的主體。而教育的主體卻成為了教育收費的主要來源，教育收費被變成了搖錢樹。

　　通貨膨脹，收入微薄，物價高企，許多寒門學子大學或研究生畢業后，背負著讀書幾年帶來的沉重債務，很多人充其量只能找到一份維持溫飽的工作，既無法成家立業和養活家人，也無力償還讀書欠下的數萬元債務，而就業的壓力，競爭的殘酷，現實的不公平，生存日益艱辛，生活處處捉襟見肘，令心理脆弱的寒門學子對前景愈加失望，有些人因心生畏懼而選擇了自殺。據媒體報道： 2006年從成都電子科技大學畢業的成都華為員工李棟兵，因生前念大學留下大量債務不堪重負而跳樓自殺。2009年1月19日下午3時許，從石家莊信息工程學院畢業不久的劉偉因為“花了這么多錢讀書，卻找不到工作，對不起家里人。”在校讀書期間，劉偉為了減輕家里的負擔，在學校食堂賣過飯、擦桌子、打掃衛生，她甚至曾經依靠在校園里拾廢紙變賣度日。2009年11月26日，上海海事大學海商法女研究生楊元元因為貧困和被歧視，在確認“知識不能改變命運”后，用兩條系在衛生間水龍頭上的毛巾結束了自己年僅30歲的生命。北京郵電大學，2005年10月22日早上，博士生秦緒海從第三教學樓7樓墜下身亡;2010年3月22日下午13時50分左右，北京郵電大學博士研究生吳某在校本部主樓高墜身亡;隨后不久，又有一名女研究生也從主樓天井跳下，他們的自殺都有共同的原因：貧困和絕望。

　　根據高等學校的現行收費標準，來自社會最底層的工農子女，如果要完成4年學業，需要背負數萬元的債務，如果要讀研，債務負擔無疑還要大大加重。政府、教育部門、高校在制定教育收費標準的時候，應該站在寒門學子的角度設身處地的想一想。

　　我國的高等教育收費標準早已經高居世界各主要國家前列，然而，就在前不久，重慶、湖南、山東、廣西等地政府紛紛頒發文件，再一次提高了當地高校的收費價碼。

　　第二，高等學校的自殺率和犯罪率呈逐年升高趨勢。[②]

　　在中國高等教育改革以來的十幾年間，有關資料顯示，大學生研究生的自殺事件不斷發生，而且呈逐年升高的趨勢，成為許多大學說不出的隱痛。搜狐教育2005年11月21日發表署名顯清河的文章認為：“自殺事件對大學生群體產生了巨大的心理沖擊……北京聯合大學信息學院02級學生程小龍對大學生自殺狀況展開調查，他在北京聯合大學、對外經貿大學、北京中醫藥大學和北京化工大學發放了200張問卷。調查結果顯示：26%的大學生曾經有過自殺念頭。據統計，大學生心理障礙人數從上世紀80年代中期的23%，增長到90年代的25%，近來已在30%以上。”

　　據《瞭望東方周刊》記者李瑞先、黃泓，實習記者柴愛新報道，大學生、研究生自殺的原因很多，分析起來主要有：學生素質的良莠不齊，學校人文精神的流失，學校風氣的浮躁。具體來說諸如：就業難、學習失敗、感情失意、經濟壓力、生理疾患、家庭變故等。可悲的是，當自殺悲劇發生的時候，很多學校竭力逃避自己的責任。2010年1月12日上午，上海松江大學城內一男一女跳河自殺，死亡兩人均為20歲左右的大學生，據稱可能是由于感情問題自殺。2013年4月23日凌晨3點左右，江蘇大學一名即將畢業的三年級女研究生跳樓身亡。2013年10月8日中午11時30分許，合肥一名剛剛畢業的90后大學生從16樓跳下身亡。此外，近幾年來，中國政法大學女生跳樓身亡，北京郵電大學、北京師范大學、山東大學、中南大學、福州大學、蘭州大學……大學生、研究生自殺事件屢屢見諸媒體。雖然這些自殺者有這樣那樣的內在原因，但不可否認的是，他們都是在高等學府里結束了自己年輕的生命，找到了自己的最后歸宿。

　　鑒于大學自殺問題的不斷發生，有的高等學校別出心裁地使出某些預防自殺招數。據新華網報道：2013年9月，東莞理工學院城市學院5000多名新生完成報到，他們踏入校園的第一件事，就是與校方簽訂《學生管理與學生自律協議書》。協議書明確規定：“學生本人對自殺、自傷引起的后果承擔責任。”新華網稱，東莞理工學院城市學院此舉等于是要大一新生簽自殺免責書。

　　每一個孩子都是花朵，每一個花朵在凋零之前都經歷了痛苦抉擇。如果認真地統計一下十幾年來媒體報道的大學生、研究生自殺事件，幾天時間可能都統計不完。

　　大學生、研究生的自殺率呈上升趨勢，在某種意義上，高等教育體制和辦學機制難辭其咎，大學本身也有著不可推諉的責任。

　　第三，現行教育體制機制培養不出杰出人才。

　　“為什么我們的學校總是培養不出杰出人才?”著名的“錢學森之問”提出已有8年時間，錢老也已離世4年多。然而，面對“錢學森之問”，幾乎無所不在的“有關部門”這次也不知去向。錢老提出的問題似乎并沒有得到“有關部門”的實際解答，因循守舊的教育體制幾乎依然如故。據說“錢學森之問”是關于中國教育事業發展的一道艱深難題。既然上至政府總理和卓越科學家，下至許多黎民百姓，都已經認識到了問題的癥結之所在，這道難題真的就那么艱深嗎?

　　某知名大學哲學系一位博導說：我們辛苦創建了一個學生社團，主要探討哲學問題，不可避免的觸及社會問題，在學生中有了些名氣，促進了學術成長，有關部門找上門來，要求解散社團，無奈那就解散吧。另一位博導抱怨學校行政部門要求老師們必須把講義書寫成冊，以備上級的評比和檢查。教育管理的泛行政化已經深入到教學的方方面面。學術自由被漸漸地扼殺，學術氣氛被鎖進了囚籠。改革前高校那令人神往的求知、求實、篤學的人文主義風尚，幾乎蕩然無存。

　　“杰出人才”絕不會誕生在一個缺乏自由與創新土壤的教育環境里，中國不得不進入一個漫長的沒有大師的時代。與此相反，這些高校培養不出大師，卻意外地培養出來許多高官，甚至清華、北大等高等學府都成為了中高級官員“在職讀研”的溫床，以至于被網民戲稱“黨校”。

　　第四，大學人文精神喪失，高等教育輕教近利重商。

　　古人云：“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于至善。”十幾年的教育改革，使得大學逐步拋棄了人文主義的教育本色，傳統的“傳道授業解惑”本色和重教輕利的傳統知識分子不復存在。在利益的驅使下，許多高校利欲熏心，輕教重商，紛紛使出渾身解數，不擇手段的撈錢，如同蒼蠅逐臭般的追逐利潤。北大、清華、上海交大等名校除了為企業家舉辦收費昂貴的MBA、MPA……之類的賺錢培訓外，還成立了這樣那樣的公司，隨著著名的“清華紫光”、“交大昂立一號”紅極一時，高等學府里的人文精神被徹底拋棄。

　　皇城根下的北京師范大學另辟發財蹊徑，充分利用了戊戌變法遺留下來的老本錢，在全國各地的一二三線城市不厭其煩地設立名目繁多的附屬中學、附屬小學、附屬幼兒園，網上已經報道的北師大在各地擴張“辦學”成立的各種附屬學校和附屬幼兒園已達近百所，其“辦學”業績輝煌的同時，到底收受了地方財團和學校多少銀兩，這些銀兩用到了何處，是否依法納稅，可能只有他們自己心知肚明。倘若慷慨赴死的“戊戌六君子”和光緒皇帝九泉之下獲知北師大此舉，真不知他們作何感想。

　　高等教育熱衷收費和近利重商，這是高等教育改革不折不扣的失敗，也是“錢學森之問”的答案之一。

　　第五，中高級領導人子女、精英財富階層子女紛紛出國接受高等教育。

　　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中國的政治逐漸走向清明，經濟愈加開放發達，絕大多數家庭的經濟收入呈提高趨勢，送子女出國留學本來也無可厚非。包括許多廳局級、省部級和政治局常委在內的中高級領導干部的子女和孫輩們紛紛出國留學。據媒體報道，先后在哈佛大學就讀的領導人子女有：江澤民的孫子、趙紫陽的孫子、賈慶林的孫子。此外，幾乎所有現任最高領導人的子女都曾在歐美留學。另據2013年3月22日中評網報道，在美留學的現任領導人子女大都已經退學，在賣房賣車和注銷銀行帳號后回國，這顯示了領導人子女回國絕非短暫的權宜之計，而是作長期不再返美的打算。[③]

　　高級領導人的子女或孫輩為何熱衷出國留學，而放棄在國內讀大學、讀研究生，無需深思便可得知：那就是國內高等教育不足以令他們感到信任，或者至少不是完全信任。

　　許多領導人的子女及孫輩在國外留學幾年后，獲得外國綠卡而不再回國，這也使得他們在國內擔任領導干部的老爸老媽成為備受輿論責備的“裸官”。究竟有多少中高級領導干部的子女出國留學或者定居海外，中國政府的有關機構還沒有公布過任何此類統計數字。當然，與之相反的是，作為改革開放總設計師鄧小平的唯一的孫子鄧卓棣，雖然在美國出生，先天就擁有美國籍，是個美國人，但據說他已經回國，并直接擔任了廣西平果縣的副縣長，他的美籍華人和華僑身份也引起了網民的極大興起。實際上，回國參與“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不一定非要擔任領導職務，當年周總理的養女周秉建就在內蒙古草原做了牧民，她在內蒙草原牧民中的影響力迄今不衰，可謂現代版的昭君出塞。

　　中高級領導人作為社會建設和政治、經濟發展的主導者，是人民群眾的心理柱石，是我們的江山社稷的堅強支柱，其子女和孫輩熱衷出國接受高等教育，許多人長期滯留或定居國外。這等于中高級領導人間接地承認了中國當今教育改革的失敗，或者至少是當前的教育體制、機制已不被其信任，或者至少不被他們的子女和孫輩們所信任。

　　第六，中小學基礎教育規模順應人口出生率下降之勢而大幅壓縮，高等學校規模卻逆勢大肆擴張。

　　近幾年來，隨著人口出生率大幅降低，適齡兒童入學率逐年下降，因而許多中小學校順勢紛紛裁減。城市里的優質基礎教育資源緊缺，大中城市紛紛出現了孩子上學難，本來不該出現的所謂“學區房”也應命而生，而且價格不斷上漲。很多家長為了讓孩子讀一所滿意的小學、中學而無奈地四處送禮求人，購買所謂“學區房”，而那些中小學也在依仗其教育資源優勢巧取豪奪的斂取各種名目的贊助費。農村孩子為了上學則需要起早貪黑跋涉幾里路，有些大山里的孩子們甚至需要遛索道、攀天梯、涉河水去上學。對小學階段強行實施的外國語教育，更是逼迫孩子把幾乎全部時間都用到應試學習上，剝奪了孩子們閱讀中外名著、博覽群書、培養業余興趣的時間，孩子們已經沒有歡樂的童年。

　　不得不說的是，對一個國家的孩子們強行實施外國語教育，這是殖民地教育的一個典型特征。當年，葡萄牙殖民者在澳門強行實施葡語教育，日本侵略者在臺灣和東三省強行實施日語教育，英國殖民者在它的所有殖民地都強行實施英語教育，法國殖民者也在其殖民地強行實施了法語教育。外國語教育不可避免的淡化孩子們的母語，占去孩子們了解本民族歷史和學習優秀傳統文化的大量時間。雖然英語已成為世界通用語言，讓孩子們盡早地掌握英語，可以給孩子更多了解世界的機會，但關鍵是教授內容與考試方式并不適用于實踐，小學階段英語教學的重要性也被過分強調。

　　教育領域的改革還出現了一個怪現象：在基礎教育規模大幅壓縮的同時，高等教育規模卻在急劇擴大。近幾年來，一方面，中小學教育悄無聲息的壓縮規模，另一方面，高等教育大張旗鼓的擴招擴容。如果說由于適齡兒童入學率嚴重下降而壓縮基礎教育規模，屬于順勢而為，那么，高等教育規模一直在不停地大幅擴張，就屬于逆勢而動，或者至少屬于缺乏長期發展戰略的短期行為。因為既然適齡兒童入學人數已經大幅降低，也就意味著十年、十幾年后高等教育入學人數將會大幅減少，高等教育以保持目前規模或者適度擴張為宜，如今的大學擴招、擴容已經如同脫韁的野馬肆意奔騰，留給未來的只能是一片空曠的校園鬼城。

　　許多大學的所謂擴容擴招，實際上就是不停地向銀行申請貸款和擴建一個又一個分校，其結果之一就是大學的校長書記成了建筑商追逐的目標，這些“精英”們絲毫不擔心他們的大學未來是否有足夠的生源，也不擔心擴張后的“大學城”在十年、二十年后是否會成為空曠的“鬼城”，只把累累貸款變成負債留給了國有銀行，或者把負債轉嫁給無數可憐的學生。據南方網報道：被稱為國內第一座大學城的河北省廊坊經濟技術開發區的東方大學城，從1999年8月開工建設，短短5年時間平地而起，占地11000多畝，建筑面積165萬平方米。然而，在東方大學城令人瞠目結舌的建設速度背后，是巨額債務拖欠和復雜債務鏈。那些大大小小的銀行、建筑商和數萬民工，都被拖進了深不可測的債務黑洞。作為中國首個大學城，它在10年時間里留下了逾20億元的沉重債務。以至于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新聞縱橫》記者專程赴廊坊對東方大學城展開了新聞調查。

　　而事實上，許多省市的大學城每每在學生放假后，校區內便瞬間人跡罕見，昔日熱鬧的理發店、飯店、美食街霎時一片蕭條。透過教育領域的諸多亂象，人們看到的不外乎兩個字：折騰。

　　第七，校園里的道德嚴重滑坡，犯罪率不斷上升。

　　高校素來以教書育人和“傳道授業解惑”而使自身顯得崇高、圣潔，學術道德、師德和學生品德是社會大眾衡量校園道德的基本指標。

　　中國學界一直渴望有人能獲得諾貝爾獎。然而，諾獎最大的特點就是創新。而可悲的是，中國學界的“權威”們總是習慣于拿著從西方照搬來的教科書，跟在西方的后面亦步亦趨地緩緩爬行，自己不善創新、不敢創新，也容不下學生的自主創新，偶爾的拾人牙慧就欣喜不已，甚至明知道是學術錯誤也不去糾正而只一味地亦步亦趨、得過且過，學術進取、學術道德的滑坡不言而喻，學術自覺完全喪失。浮躁、浮夸、虛偽的偽學術習氣在高等學府里彌漫。

　　時下的高校里，學生的學術思維得不到尊重，學術創造力被簡單機械的教學機制生硬地扼殺，幾乎每一名有理想、有思想的學子，都曾深深體驗過這種悲哀，求真、求實、督學的傳統風尚亟需恢復。

　　學術道德下滑的另一弊病表現為抄襲泛濫。天下文章一大抄，幾乎成了當今高校某些教師論文和學生畢業論文的一大特色。甚至以所謂“學術打假”名噪網絡的方舟子及其妻子，都被人爆出他們的署名文章或畢業論文涉嫌抄襲。幾乎所有高校的學歷教育都是一個簡單的模式，應用一個模板來打造，論文造假之風盛行，高校淪為了一個個學歷、學位的批發公司。

　　大學校長作為一個職業或職位，歷來以其學識淵博、建樹卓越、師德高尚、學貫中西而令社會廣為尊重，令校園學子們仰視和仰慕。然而，近幾年來，許多大學校長幾乎成了行政干部的化身，他們不思在學術造詣、師德、學識等方面做學生的楷模，反而助長校園里浮躁、散漫的習氣，在畢業生的典禮上，以低俗的網絡俚語、市井的流民習氣迎合部分幼稚的失去了理想的學生，以獲取廉價的喝彩作為自己表演成功的標志而沾沾自喜。

　　在崇尚知識、尊重人才、尊師重教的理念被拋棄的同時，性自由、性泛濫逐漸地充斥在校園之中。一些掌握著話語權的偽“精英們”不負責任地將外來腐朽文化視為神奇肆意傳揚，傳統的“禮義廉恥”理念被棄之如敝履。本來圣潔的師生情誼受到踐踏，甚至發生了大學生殺死“情敵”老師的案例。2008年10月28日晚，中國政法大學教授程春明正在上課，被四年級學生付成勵持菜刀殺死，起因就是程春明與付成勵女友、大一女生陳某保持一年多的兩性關系。大學教授對婚姻婚不忠，女生與老師發生性關系并非個案。師生雙方如此不自重，師德、師尊、學風何在?中國文人代代推崇的“教學相長”又從何談起?

　　除了性泛濫外，發生在大學生群體中的搶劫案、殺人案、投毒案、盜竊案、計算機犯罪案、敲詐勒索案、校園飚車案等屢屢發生，比較典型的馬家爵殺人案、藥家鑫殺人案、林森浩投毒案等都曾轟動全國，引發了社會震動。

　　大學校園里的諸多亂象，一而再、再而三地發生著，實在令人感到可悲可嘆。也許，這就是中高級領導人和精英財富階層送他們的子女出國留學的重要原因。

　　第八，高校畢業生爭先恐后報考公務員。

　　有關資料顯示，美國只有3%的大學生愿意報考公務員，法國是5.3%，新加坡是2%，公務員在日本年輕人的就業傾向選擇中排在第53位，而公務員在英國成為令人厭惡的20大職業之一。然而，在中國，卻有76.5%的年輕人選擇愿意報考公務員。2013年國家公務員考試最熱的20個職位(見下圖)新鮮出爐，[④]最高報考比例居然達到 9470：1，這就是教育改革十幾年結出的碩果之一。

　　對于那些爭先恐后地報考公務員的大學生、研究生們來說，他們不應當受到指責。年輕人熱衷于考公務員，集中反映了我們的社會的確存在著某種弊端，也說明現行體制存在著許多亟待解決的重大問題。比如：一是年輕人對于置身在當前的社會中缺乏安全感，考入政府公務員后，可以擺脫隨時可能面臨的失業危機;二是生存成本增高和生存壓力巨大帶來的危機需要化解，考入了公務員就等于找到靠得住的機構，壓力會大幅度化解;三是社會缺乏讓年輕人安身立命的寬松環境，即使開設一個小店鋪可能也會面臨許多稅費責難;許多有志年輕人拼盡全力也未必能夠成功地創一份事業、家業;四是對許多報考者來說，之所以放棄了理想，爭先恐后的擁向黨政機關去做公務員，試圖瓜分一杯腐敗殘羹以提升自己的生活質量，可能也是一種考量;五是或許還有其他的原因。

　　王小平、韓寒先后拒絕接受中國式高等教育，他們的勇氣，以及他們獲得成功，雖然僅僅是少數典型個例，似乎不具有普遍性，但也足以說明，至少對于他們來說，拒絕接受模板式的高等教育，依靠自我努力實現自我價值的選擇是正確的。

　　高等教育體制的各種亂象，使得中國文人流傳了幾千年的“修齊治平”理想已經不復存在，也使得傳統士大夫階層的政治理想在現階段出現空前斷層。面對中國高等教育的現狀，許多有理想、有思想、善于思考的老師和學生，或者陷入痛苦沉思，或者陷入困惑迷茫，但都屈服于現實而無能為力。

　　綜上所述，正如恩格斯所預見的，為了消除舊的矛盾的十幾年教育改革，不可避免的“引起新的更糟糕的矛盾”。高等教育改革收獲了金錢，失去了道德;迎合了世俗，失去了理想;教育改革日益走向金錢化，學生管理世俗化，教學管理行政化，辦學指導思想黨校化，許多教育改革措施急功近利，沒有統籌安排，缺乏長遠戰略，培養不出杰出人才，校園自殺案和犯罪案頻發，而中高級領導人和精英財富階層子女紛紛選擇出國深造，無一例外的說明了一個事實，即教育改革的失敗。

　　教育領域里的亂象，歸根結底源于教育部的許多改革舉措失當，因而也唯有教育部才有能力予以解決。

　　詩人艾青說：“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淚水，因為我對這土地愛得深沉。”分析教育領域和教育體制存在的弊端，正視教育改革已經走向失敗的現實，是因為我深深地熱愛著祖國，熱愛著黨，也相信黨能把國家的事情辦好，渴望祖國繁榮富強，期盼這塊土地上的人民都能過上幸福的生活。

　　2013/11/30

　　[①]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第55頁，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一版。

　　[②] 參見：1、搜狐教育：《高教之痛：高校自殺事件》，http://learning.sohu.com/20051121/n240767006.shtml

　　2、《中國高校自殺事件(不完全統計)》，http://blog.sina.com.cn/s/blog_49296c650100dfql.html

　　[③] http://www.zhgpl.com/doc/1024/7/8/2/102478284.html?coluid=0&kindid=0&docid=102478284

　　[④] 新浪黑龍江http://hlj.sina.com.cn/edu/exams/2013-10-10/10373159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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