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網上又炒出一篇《中監委調查組組長李堅：親歷1961年安徽饑荒調查》，文章出于《《中國新聞周刊》2013年35期。作者米鶴都。該文“史無前例”地提出了“餓死3500人”的信息出自于文化大革命的1967年中組部機關院內的一張大字報，同時曝出安徽三年災荒中餓死了350萬人。看后，發覺疑點甚多，提出幾點如下：
1、本文后注“本文根據對李堅及其子李衛平的訪談、李堅與李衛平的多次談話以及李堅當年的幾份手稿編寫而成。”文中沒有交待李堅父子的出生時間，根據“三年困難時期，我(李衛平)十來歲”以及“家里孩子也多”來推測，當時李堅的年齡最低應在40歲左右，今天應是110多歲的老人，所以，很可能已故去多年，不知米鶴都在李堅生前采訪到的這些資料為何要在他故去多年以后才發表?這就很難避免死無對證的嫌疑!如果李堅今天仍健在則此問作廢。
2、李衛平說：“當時有個干部在中組部的院墻上貼出一張大字報，透露出當時還屬絕密的數字：1958年至1962年間，中國總計餓死3500萬人……很快那張大字報就被人清除掉了。雖然中組部大院和大字報那時對社會公眾開放，但是在短時間內，恐怕沒有幾個人會在上千張毛筆書寫的大字報中注意到那一段文字。但是，這消息卻在中組部院內逐漸傳開。”
此說純系無稽之談。文革期間，揭發餓死人問題不是什么犯禁忌的事，只是都把賬算到了走資派的頭上而已。這樣的大字報貼出來，群眾組織不會撕，走資派不敢撕。用撕大字報封鎖消息是不可能發生的事。再說，依李衛平所講的“在中組部院內逐漸傳開”， 誰又能保證不在“中組部院外傳開”?!所以，這條餓死3500萬人的信息其實就是一條公開的信息，知道的人必定是成千成萬，豈有大人全部失憶而僅僅存在于當年只有十幾歲的一個小孩子的記憶中!中國餓死3500萬人的這條公開信息，正是當時的鼻子比獵犬還靈的《美國之音》所要獵取的好資料，哪在可能等到1983年中國人口統計數據公布以后才由一個美國人來“始發”!
3、李堅說：“在前往合肥途中，火車到達蚌埠站之前，就突然提前下車。我、張珉、劉正榮三人分頭行動，搞得前來迎接陪同的那位安徽省委干部措手不及。我自己走下公路，沿土道朝村子里走。才走了幾百米，就看到有死人躺在路邊。一個男人頭戴皮帽子，好像是從北面走過來后死在那里。還有一個婦女骨瘦如柴，躺在地上奄奄一息。進入村莊之后，我說明來意，群眾立即向我反映了餓死人的慘狀。隨后，聞訊趕來的村鎮干部們又提供了書面材料和腫病死人的數字。這樣，我掌握了第一手的情況和這些數字材料，接下來與安徽各級干部交談就容易了。”
這是李堅第一次擺脫地方干部進行的“自主”調查，理應有比較詳細的文字記錄和比較深刻的記憶。可是，文中卻連最起碼的調查地點也沒有!再說，作為“欽差大臣”，看到的死尸你可以一閃而過，那“奄奄一息”的婦女，總不能置之不理吧!她是哪里人?姓什名誰?你是怎么救助她的?救活沒有?作為讀者，我相信很多人都會和我一樣，希望能聽到一個中央領導私訪拯救快要餓斃婦女的傳奇故事。這樣的故事才是最有說服力的。
4、李堅說：“各級政府給農民規定了多項強制性紀律，如死了人不準立墳頭，不準穿孝衣;活人不準逃荒，否則抓住就是流竄犯等。我調查途中，就親眼看見一串串被繩子捆住、由武裝民兵押解的逃荒者。”
這種“民兵統治人民”的現象，很多談“大饑荒”的文章都有提起。但是，民兵的定位是民不是兵，包括大隊的民兵營長在內，都是依靠在生產隊掙工分吃飯的農民。大饑荒都到了餓死幾百萬人、“有許多人吃人現象”的程度，不享受國家津貼和食物補助的民兵，其親人包括自己都在死亡線上掙扎著，是什么力量驅使他們和自己和親人們過不去?
5、李堅說：“從生產隊到公社，再到每個縣，統計數字逐級匯總，最后，得出安徽全省餓死人350萬這個數字。經過這些工作，我基本做到了心中有數，最后才到合肥與省委有關領導正式見面。”
這是安徽全省進行的一次餓死人普查，這樣的普查，沒有政府的積極配合，任何個人，無論你的權力多大，本事多大，都沒有可能完成這項工作。都沒有可能得出一個真實的數據。
6、李堅說：“調查安徽餓死人，我是一個縣一個縣地走，一個村一個村地走，一個生產隊一個生產隊地核實數據，最后匯總出來350多萬這個數字。我反復考慮之后正式上報為餓死人300萬，怎么能說是估計出來的數字呢?”
按李堅所說，這次“普查”是由他個人的兩條腿走遍安徽全省所有的生產隊、所有的村(當時應稱大隊)、所有的縣(中間還缺公社一級)，走出來的!
7、李堅說：“在這份報告里，我將安徽餓死人的總數(截止1961年3、4月間)正式上報為300萬。我主要考慮到兩點：一是有少數縣、鄉我沒能親自去核實，依據的是這些縣、鄉報告的數字;二是事關重大，還是以穩妥保守為好。”
按這個說法，原來，還有少數縣、鄉(應為公社)他李堅并沒有一個一個地跑!這個“少數”是多少?即使是三五個縣，涉及到的公社、大隊、小隊就是一大片了。
既然是一個逐級匯總的統計數據，即使存在誤差，也不能一下修正了50萬嘛。這一修正，還叫什么統計數據?只能叫估計數據了。
8、李堅說：“文革結束后，安子文自安徽流放地返京，臨時住在北京前門飯店。我作為下級看望上級，心里想的是問候領導的健康和在安徽數年的生活狀況。不料進門一見面，安部長開口第一句話就說：‘你那個餓死300萬人的數字，我核實過了，應該是350萬’。”
安子文憑什么“推翻”李堅的“300萬”?難道處于“流放”中的他，也進行了一次從隊到社到縣的逐級“跑調查”!
9、我將材料上報王從吾，王從吾跟安子文商議過，中監委副書記錢瑛也有明確指示。總之，領導決定，由中監委辦公廳對原報告略加修改后，以我個人的名義，報送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鄧小平。由于當時國內政治形勢極為復雜多變，中監委、中組部的領導們這樣做，也是迫不得已。我這個官兒，古代叫監察御史，要想干好，就不能怕死，一要對百姓負責，二要對歷史負責。萬一最高領袖怪罪下來，我作為調查的執行者和報告的寫作者，最直接的責任當然要由我來負。
由中監委派出的調查組調查情況，而以個人名義寫調查報告，很不可信。通謂、信陽等地的問題都在1960年反映到了中央并得到了及時的處理和救助“最高領袖”從沒有快罪過反映情況的人。李堅被派到安徽的這次調查是在“1961年1月3日”以后，所以，所謂的“萬一最高領袖怪罪下來”是不可能的事!因此，不可能出現中監委害怕擔責而讓李堅個人擔責的怪事。即使真有“萬一最高領袖怪罪”的可能，中監委也不可能做這種讓下屬個人擔責的推卸責任的缺德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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