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在毛澤東思想指引下人民才能當家作主

　　【摘要】本文全面地闡述了當前社會政治、經濟、文化、道德及政府管理等方面存在的問題和危機，并以翔實的材料，有力的論據，證明在當前的情況下，只有按照毛澤東倡導的實事求是的態度，一切從實際出發來思考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并且首先要解決貧富不均，兩極分化問題，解決人民的住房和醫療衛生問題，解決學生讀書、解決生產第一線的勞保福利和生產安全問題。同時遵照毛主席的“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一刻也不脫離群眾，一切從人民的利益出發，而不是從個人和小集團的利益出發。”的教導，輔以當前開明的、具有革命性質的政策，才能解決人民如何當家作主的問題。才能實現胡錦濤“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樸實而帶有先賢理想色彩的鄭重承諾。

　　【關鍵詞】 社會難題 毛澤東思想 南街村 袁家村 人民當家作主

　　十三億人民和七千三百三十六點三萬名黨員的美好愿望在十七大政治報告中得到體現。在十七大政治報告中胡錦濤指出，深化政治體制改革，必須堅持正確政治方向，以保證人民當家作主為根本，以增強黨和國家活力、調動人民積極性為目標，擴大社會主義民主，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發展社會主義政治文明。胡錦濤強調，我們一定牢牢堅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堅持立黨為公、執政為民，著力解決人民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真心實意為人民辦實事、辦好事，努力促進社會公平正義。

　　胡錦濤又指出，科學發展觀核心是以人為本。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是黨的根本宗旨，黨的一切奮斗和工作都是為了造福人民。要始終把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泛人民的根本利益作為黨和國家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尊重人民主體地位，發揮人民首創精神，保障人民各項權益，走共同富裕道路，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做到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并且作出“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 樸實而帶有先賢理想色彩的鄭重承諾，讓百姓驚喜地發現：夢圓小康和自己的人生、自己的一家老小是如此貼近。民眾期待十七大能將這些好的主張落到實處，抑制高房價、解決上學難、破解看病貴、緩解就業壓力、消除兩極分化。然而不能忽視的是，若實現人民當家作主 黨和國家面臨的挑戰與困難還很多，需要完成的任務還很艱巨，需要進行的路線還很曲折。

　　一、當前保證人民當家作主方面的九大政治、經濟、文化、社會難題

　　1、自1980年開始至今已經32個年頭，國家不同地區，不同團體，不同個人都經歷了不同的、不均衡的發展，并形成了多元的、多傾向的利益集團。粗略劃分共六大類：1、中共和中央政府高層官員利益集團(鄧小平理論和政策的受益者);2、高級知識分子利益集團(鄧小平理論和政策的受益者);3、大款、大腕利益集團(鄧小平理論和政策的受益者);4、小公司經理、小商小販利益集團(鄧小平理論的受益者);5、月收入在2000元以下的小科員、小教員、小職員、一般的藍領工人利益集團(溫飽型工資收入、有一定的地位);6、一般的城鎮下崗工人，農村農民利益集團(收入微薄，地位低下)。這些利益集團相互依賴，又相互抗衡;相互調和，又相互分化。如何使這些不同利益團體，不同階層的人們能夠團結起來，凝聚民心，規范秩序，是對中共中央決策層和各級政府第一個考驗。

　　2、中國共產黨內和政權機關的腐敗已成為中共中央和各級政府的惡性腦瘤。君不見，腐敗愈演愈烈，殺了個成克杰，又出了幾個張克杰、李克杰等。是否存在妙手回春、起死回生的神醫和仙丹妙藥。很難定論。其原因：①只有毛澤東的方略可以防修防腐，然而，自鄧小平始，就放棄了毛的反修防修政策和方略。從某種意義上說是姑息養奸，今已成大勢，不可逆轉;另則，在六大利益集團中，擁護毛的治國方略的基本群眾只有社會地位低下、人口眾多的第五和第六經濟利益集團。他們雖然人口眾多，但是知識水平相對較低，謀生的本事有限，又沒有什么權勢，左右不了政策的制定和取向。⑵當今中共中央最高領導無毛澤東的雄韜大略，膽量氣魄，智謀韜略，威望權柄，不敢大刀闊斧斬殺貪官，整治腐敗。⑶當今中共中央用人多是一些大學生、碩士生、博士生，留學生。這些人一般的成長歷程是家門到校門再到干部門，未經過社會底層生活和工作的嚴酷磨礪和考驗，也沒有經歷過社會風雨、斗爭實踐的洗刷和鍛煉。很難說能擔當大任。歷史的經驗證明上述讀書人多是趙恬之輩。紙上談兵，搖唇鼓舌，舞文弄墨還可以，真刀真槍的走馬上陣就難說勝負了。⑷缺少社會和其他黨派的有力的監督，尤其是在野黨的強有力的競爭和監督。一黨專政必將走向專制、腐敗和沒落。放眼世界局勢和各國執政的黨的歷史，可以清晰地看到這樣的事實：蛻化變質，經濟腐敗是當今世界和過去歷史上執政黨、執政階級難逃的“周期率。”改革開放以來，中共中央采取的防腐主要策略有五種。一是通過建立健全法律、法規、法令和各項規章制度。然而，自古法律只約束君子，不約束小人。君不見為自我野心、個人私利，打法律擦邊球者有之，以身試法者有之，鋌而走險者有之，殺人越貨者有之，走私販毒者有之，貪污行賄者司空見慣。二靠新聞媒體和群眾的監督舉報。什么焦點訪談，新聞在線，晚上八點鐘及各大小報刊雜志，幾乎篇篇有報道，天天有曝光。然而，見效甚微。違法亂紀者視而不見，聽而不聞，我行我素。飽狗、肥狗殺了，餓狗、瘦狗添空補缺，吃得更多、肥得更快，再殺再來，前仆后繼，源源不斷。三靠中共中央各級黨組織領導下的各級紀委、反貪局的威懾力量。懲處和制裁貪污受賄行賄者，然而，得先有舉報人，有蛛絲馬跡才能奏效;望風撲影不行，空穴來風不行。有舉報人，也要查到真憑實據、順藤摸瓜，才能抓到“老大”即使如此，也有藤斷瓜丟、雞飛蛋打之時。四靠所謂的法律條文進行約束，孰不知法律是約束君子不約束小人的。正如同門鎖只能鎖住君子，而鎖不住小人一樣。任何法律都有空子可鉆，這已被古往今來的歷史事實所證明。古代圣人治世，沒什么法律，“居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不上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不見可欲，使民不亂”。“是以圣人之治也，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恒使民無知、無欲也。使夫知不敢、弗為而已，則無不治矣。”如周文王時代，對犯法人只是畫地為牢，可見，關鍵是凈化、善化人的心靈。不用毛澤東的方略，又不用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圣人之教，用西方的東西能濟于事嗎?這是對中共中央決策層和各級政府及反腐審紀部門的第二個考驗。

　　3、中華人民共和國自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進行的改革開放至今已經三十三年了，三十三年的經濟發展，物質財富的高增長導致社會、自然、生態的失衡。導致自然資源、能源的嚴重浪費，導致自然環境的污染，導致了人際關系的惡化、導致了人的心靈的退化以及股市的泡沫，物價的上漲，房價的飆升等等混亂現象。如何樹立科學發展觀，在不造成環境污染、資源浪費、人際關系惡化、民眾道德品質退化的前提下，發展經濟、文化事業，如何揮舞好這柄政治、經濟、道德雙刃劍，上演出有聲有色、感人肺腑的社會喜劇，是對中共中央決策層和各級政府的第三個考驗。

　　4、如何解決社會底層人民的住房、醫療、環境衛生、子女上學、失業下崗者的再就業、鰥寡孤獨者的撫恤、老年人的贍養、離異家庭的子女教育、社會道德的淪喪、遏制離異家庭事件的不斷上升、艾滋病人的增多等等—這些都是中國共產黨的宗旨和綱領要負責的項目，是體現社會主義優越性的內容。如何處理得比當今資本主義的北歐國家如瑞典、挪威、丹麥還要好，無愧偉大、光榮、正確的中國共產黨的光榮稱號，這是對中共中央決策層和各級政府的第四個考驗。

　　5、老百姓對改革開放以后，社會上涌動著的赤橙黃綠青藍紫，五光十色的人物和共產黨政權的腐敗不滿;對丑態百出的社會現象不滿;對中小學學生讀書交各種高額費用不滿;對醫院看病收費過高不滿;對市場上假冒偽劣產品過多不滿;對搶劫、盜竊事件屢禁不止、公民缺少安全感不滿。對公安干警中個別人執法違法、敲詐勒索不滿;對鄉村干部中部分人魚肉鄉里不滿;對社會上黃、賭、毒猖獗而得不到有效的遏制不滿;對假冒偽劣產品充斥市場不滿，對嚴重的兩極分化現象不滿，對領導干部言行不一、表里不一的行為作風不滿;對高干子弟利用父輩的地位、權利、關系操縱金融、信貸、市場營銷、市場原材料供應、工程發包、承包、轉包以及走私、投機倒把賺取巨額利潤的卑劣行徑不滿;對共產黨內賣官鬻爵、建立的各種關系網、繪制的各種升官圖不滿。與此同時，還對小員司、小干事爬格子、拱桌子一個月下來千兒八百的薪金收入不滿;對在垃圾堆里、在田邊地旁聞屎丑、汗臭、尸臭掙幾百元血汗錢的貧困與艱辛不滿;對有些高官達貴、大款大腕、教授高工日進斗金，出行則奔馳開道、保鏢馬仔前呼后擁，進門則紅男綠女溫香暖玉、偎傍身旁不滿。如何緩解民怨、平息民憤、安撫民心、化解兩極分化造成的對立和仇恨，是對中共中央決策層和各級政府及智囊團高參們的第五個嚴峻考驗。

　　6、當前世界上，腐敗行為不斷向金融領域、向金融監管系統蔓延，尤其在中國大陸，金融監管腐敗有三種典型的表現形式：一是利用審批特權尋求“腐敗租金”，利用大陸長期以來一直對金融機構實行嚴格的市場準入限制和過度保護政策，利用審批金融機構和上市公司“殼資源”的“特許權”進行權錢交易;二是利用核心機密換取“腐敗收益”，即某些金融監管人員利用泄露代表政府行使金融監管權力時所遇到或產生的大量核心機密，獲取非法收益;三是一種更加隱蔽的腐敗形式—“腐敗期權”。這種隱蔽的腐敗形勢的具體表現為：大量的金融監管官員主動“下海”和少數的金融機構負責人“上岸”到監管部門任職。這種金融監管者和金融機構高級管理人員之間隨意“換位”的結果，往往造成監管者和被監管者之間角色混淆，站位不清，形成監管無力和法外施恩，而產生“腐敗期權”。一方面，少數在金融監管部門擔任現職的人，不是追求搞好金融監管工作，而只是通過目前的工作盡量編織自己的關系網，為將來“下海”鋪平道路，“留后路”、“買人情”;另一方面，一旦這些人到了金融機構，不但“手眼通天”，甚至可以利用關系網“擺平一切”，將過去預留的“腐敗期權”變現。如何避免或根除這種腐敗現象，是對中共中央決策層和各級政府及金融主管部門的第六個考驗。

　　7、能否培養出一個全面發展的人才，一個一生都有利于國家、有利于社會、有利于人民的人，在人成長中的青少年時期的教育至關重要。青少年時期的生活環境、教育環境、教育方法至關重要。任何圣賢、志士仁人、英雄豪杰都不是從書齋里、從書本上讀出來的，而是在多風多雨的生活中、在坎坷的成長歷程中、在艱難困苦的工作中鍛煉、磨礪出的。如果沒有文革前的十七年教育路線、教育方針、教育制度、教育思想的培養與熏陶，怎能產生改革開放后的一些英模和先進人物。如果沒有“文化革命”中的大規模上山下鄉運動，怎能產生這么多有膽有識、有創業精神、搏擊才能的私人企業家，公司經理;怎么能產生一些著名的文學家、書畫家、歌唱家、演藝家。在當今教育制度、教育理念、教育思想下培養出的大學生是否能達到他們的高度，只能拭目以待。當今教育制度、教育方法培養的是中共的接班人還是掘墓人也不得而知。能夠知曉的是大學生畢業后，用人單位普遍反映思想品德不高，勞動觀點不強，實踐動手能力較差，會說不會干和不愿干臟、累、重的工作。工作不主動，缺少奉獻精神，工作中討價還價。缺少互助友愛、互相幫助精神，相反互相拆臺，勾心斗角事件卻從未間斷。人對財富、權勢的追求，是環境和教育的產物，為實現以上追求的必備的心理準備主要是教育的結果。在人的發展中后天教育起著決定性的作用。教育促進社會發展的職能和促進人的發展的職能是相輔相成、并行不悖的。如何培養出國家的建設者、民族的振興者而不是破壞者、掘墓人，這是對中共中央決策層和各級政府及教育主管部門的第七個考驗。

　　8、當前教師隊伍思想和道德滑坡，一切向錢看的庸俗觀點占據主導地位，失去人類靈魂工程師的形象和志向，愧怍為人師表。高尚的道德情操對一名教師至關重要，正如徐特立的教導：“因此學師范，做人民教師的人，他的思想品質的好壞，也就格外顯得重要”。政治觀點不等同于品德修養，一個政治觀點明確的教師，不一定品德修養高尚。只有二者兼備才是一個脫離低級趣味的教師，一個有利于教育事業、值得學生尊敬的教師。而道德的培養、人格的鑄煉和情操的陶冶是一項長期的、艱苦卓絕的工程。中國古代讀書人一貫提倡“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并且活到老、學到老、修身到老。孟子曰：“天將降大任與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空乏其身，餓其體膚，故動心忍性，行弗亂其所為，增益其所不能”也強調要苦其心志、動心忍性，即是說要洗心革面,要在心靈上磨礪自己，一要樹立雄心社志。樹立做一名值得學生愛戴和社會敬仰的人之雄心，樹立有功于國家、有益于人民之人的壯志。用這種遠大的理想和抱負鼓起生命的風帆，向著崇高的目標奮進。千萬不能自甘落后，不思進取;不能同于流俗、得過且過。生活可以低下，心志不可庸俗。做教師的要堅定信念，苦其心志。排除外界的干擾和誘惑。即是排除淫逸安樂、聲色犬馬的誘惑。拒絕親朋好友的游說和勸告，一心一意修身、凈化心靈。經常用良知仁愛的尺度來衡量自己;用高尚的思想、道德、情操來要求自己;用教師的光榮稱號和責任來督促自己;用法規、法紀來抑制和約束自己的私心雜念。教師一定要信守不渝、堅持不懈、持之以恒。人性的鑄煉，情操的陶治，無論從內在積累，還是外部行為，很難用簡單的考試和一般的操作來進行判斷和評估;只有經過長期的艱苦的磨礪、約束、自律才可能塑造出優雅的人性，高尚的情操和美好的品德。

　　9、理論上，是繼續搞馬克思列寧主義還是搞“新三民主義”。毛澤東時代，人們的生活水平較低，物質文化生活較原始、單調、樸素;思想禁錮。但思想意識，道德風尚，興趣情調、文化藝術很高雅、優秀，比世界上其他國家和民族都高出很多。貪官污吏很少，并能及時的鏟除，有效地根治。最值得留戀的是社會風尚、社會秩序、社會觀念都很平和、安定、和諧。是人類在心靈進化中的楷模和表率。在鄧小平時代，人們的生活水平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物質文化生活豐富多彩。自由化思想活躍。但西方的腐朽、沒落、頹廢的思想情調在中國開始蔓延。貪官污吏不斷地產生和發展。人們一切向錢看的思想抬頭。追求物質享受、精神刺激的人數增長。產業工人的政治地位和經濟收入開始下降，城市中出現城市貧民，農村中開始出現兩極分化，不搞點邪門歪道，沒有子女在外打工，沒有科技開發頭腦和資金支撐，僅靠老實巴交臉朝黃土，背朝天的辛勤勞動，已經不能解決溫飽問題。尤其是家中缺乏勞動力和老弱病殘的人家，生活水平不斷下降。社會上人情如紙，世態炎涼。歷史經驗雄辯地證明，“民不畏貧，而畏不均。”如何解決這一嚴峻的社會問題，這是對中共中央決策層和各級政府的第八個考驗。

　　二、歷史雄辯地證明：按毛澤東思想辦事，人民才能夠當家作主

　　拋開思想、政治、文化、金融和政府管理等方面的大問題，僅從民眾生活、民眾切身利益和民眾的權利、民眾的心理角度來思考一下：現在貧富反差之大，已達世界前列，“據世界銀行最近測算，我國基尼系數為0.469(已經遠遠超過社會學家公布的社會穩定的臨界值0.4)，并且超過了印度、印尼、埃及，也超過了日本、英國、美國![2]鄧小平曾經說過：“社會主義有兩個非常重要的方面，一是以公有制為主體，二是不搞兩極分化。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現在占整個經濟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如果導致兩極分化，改革就算失敗了。”[9]現在貧富差距過大，收入分配嚴重不公，富人富得流油，窮人窮得心寒，富人住高級別墅，開豪華轎車，吃山珍海味，洗桑拿按摩，唱歌跳舞，盡情瀟灑。窮人住破房舊屋，有病無錢治，子女上不起學，一日三餐粗茶淡飯勉強維持生計，甚至出現“路有凍死骨”的悲慘現象。現在道德不進反退，社風日下，人心不古，壞人不敢抓，壞事不敢管，傳遞信息要回報，撿到錢物要回報，救人要回報，公民行為變成唯利是圖。現在貪官越來越多，官銜越來越高，腐敗花樣不斷翻新;現在產業工人的政治地位和經濟收入下降，城市中出現城市貧民，農村中出現兩極分化;更有甚者，干部、大款、大腕、甚至教授、專家們養情婦、包二奶案例舉不勝舉;據有關統計，全國共有幾百萬、上千萬的婦女因生活困難所迫從事被殘酷蹂躪肉體的賣淫活動。[2]然而毛澤東時代，雖然沒有現在這么多的高樓大廈，沒有現在這么豐富的市場供應，沒有現在這么多的載重汽車、轎車，也沒有現在燈紅酒綠、紅男綠女在爵士樂中歌舞升平的奢靡現象。但是干部以身作則，在公平的分配原則下，住房由單位和國家解決，人人有份;單位職工看病實報實銷，不存在看不起病的問題。中小學的學費很少，大學中專以上的學生學費由國家承擔，每月有助學金、生活費。貧富差距不大且收入就業有保障，絕無大學畢業即失業、拖欠克扣工資等怪事;毛澤東時代，雖然運動多，開會多，批判多，但貪污腐敗現象很少，抓出了劉青山，張子善震撼全國幾十年;毛澤東時代學雷鋒做好事蔚然成風，拾金不昧、助人為樂的現象比比皆是，互相幫助、互助友愛，一人有難，多人關愛。人與人之間的關系自然和諧，雖然人們的生活水平較低，物質文化生活較原始、單調、樸素，但思想意識，道德風尚，興趣情調、文化藝術很高雅、優秀，比世界上其他國家和民族都高得多。毛澤東時代貪官污吏很少，并能及時地鏟除，有效地根治。最值得留戀的是社會風尚、社會秩序、社會觀念都很平和、安定、和諧。是人類在心靈進化中的楷模和表率。正如鄧小平所言：“你們如果是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初來，可以看到中國的社會風尚是非常好的。”。[6]反觀當今，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已變成了馬克思說過的赤裸裸的金錢關系、利害關系;大多數的人是謀食的，只為五斗米折腰，只考慮利害關系;不是謀道的，不追求真理、正義，不論是非曲直，不顧及國家民族的安危和共產黨的生死存亡。如何扭轉這種頹靡的社會風氣，解決社會上人情如紙、世態炎涼的問題，如果這些問題解決不了，人民還能夠當家作主嗎?

　　簡言之，要想使人民當家作主，是繼續搞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還是用鄧小平理論或者“三個代表”的重要思想，這是令人深思的一個嚴峻政治與理論課題。

　　讓我們用歷史事實來解答吧！

　　翻開建國初頭三年的歷史，我們會發現中國只有在毛澤東思想的指引下才能實現人民當家作主。

　　新中國成立初期毛澤東面臨的國情、社情、國際形勢比現在嚴峻、困難得多，當時國際上有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國家的經濟封鎖，軍事威脅;國內有國民黨殘余勢力，少數軍隊、特務、土匪、地痞流氓，舊社會、舊政權的殘渣余孽的搗亂和破壞，更嚴重的是國民黨政府留下的百孔千瘡的社會和非常薄弱的經濟基礎，是一個“一窮二白”的國家。只有一點和當前社會相同或基本相同，那就是社會風氣，社會文化、社會心理和社會意識：具體說黑社會猖獗，黃賭毒泛濫，原有的貪官污吏還沒有清理、查處，社會輿論的主流媒體還宣揚的是封建主義、資本主義、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意識形態，還是金錢至上，人不為我天誅地滅的自私自利的思想。但是新中國建立以后，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指導下，在毛澤東主席“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和“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思想的教誨下，在短短三年內恢復了國民經濟，改善了社會狀況。“1952年，工農業總產值810億元，比1949年增長77.5%，比建國前最高水平的1936年增長20%，年遞增率為21.1% ，其中工業總產值比1949年增長145.1%，年遞增率34.8%，農業總產值比1949年增長53.5%，年遞增率為15.3%。”“解放前職工生活水平最高的1936年，全國職工家庭每人每年平均消費額為140元(按1957年的價格計算)，1952年達到189.5元，增長35%。農民收入1952年與1949年相比，一般增長30%以上。”“在經濟恢復的同時，國民經濟結構也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國營經濟、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個體經濟、國家資本主義經濟、合作社經濟都得到發展。”[3]同時還打贏了朝鮮戰爭，清除了危害幾千年的匪患和污泥濁水，大規模地掃除了文盲和迷信，社會的清明是自古未有的，真正是萬眾歸心。沒有失業，連國民黨殘留的幾百萬黨政人員都養下來了，試想，歷史上有哪個政權能做到這一點?

　　翻開1952-1978年的歷史，我們會發現中國只有在毛澤東思想的指引下才能實現人民當家作主。

　　50年代，“1952年，國營工業產值在全國現代工業總產值中的比重，已增加到56%，國營批發商業的營業額占全國批發商業營業總額的60%，社會主義已成為我國社會經濟生活中的相對強大的因素。”“1957年全國工業總產值達到783.9億元，超過原定計劃21%，比1952年增長128.3%，平均每年增長18%。”“1957年農業總產值達604億元(按1952年不變的價格計算)，完成原定計劃的101%，比1952年增長25%，平均每年增長4.5% 。”“五年間，全國物價基本穩定，國家財政除1956年有赤字外，其余各年都收支平衡，略有結余。人民生活水平也逐步有所提高，全國居民平均消費水平1957年達到102元，比1952年的76元提高三分之一強，其中職工平均消費水平由148元提高到205元，提高38.5%，農民由62元提高到79元，提高27.4%。”[3] 毛澤東主席在論十大關系一文中提出：“重工業是我國建設的重點。必須優先發展生產資料的生產，這是已經定了的。但是絕不可以因此忽視生活資料尤其是糧食的生產。”[4]然而工業化需要高積累，我國當時的積累率一直在30%以上，最高達到39%。工業化沒有高積累是不可能實現的，而高積累，就必然會影響人民生活的提高，這樣就表現出糧食、副食品、生活用品、輕工產品的匱乏和生活改善的緩慢，這也是“熊掌和魚”不能兼顧的道理，是人民能夠理解和接受的。即使如此，人民的生活水平還是有較大的提高。因為，國家“在發展工業的時候并沒有忘記發展農業。十年中間，我國農業總產值將增長一倍半。一九五九年的糧食產量將達到五千五百億斤，比一九四九年的二千一百六十二億斤也將增加一倍半;棉花產量將達到四千六百二十萬擔，比一九四九年的八百八十九萬擔將增加四點二倍。”[5]那個時代農業支援工業，才加快了重工業發展，才搶占了國防建設制高點。窮國、窮人辦事就要集中精力、人力、物力，揀重要、主要的事先辦，這樣就建立了完整的工業體系、農業基礎設施、現代國防，并將土地收歸國有，無論政府和私人都不能自由買賣土地(然而，當今政府如果一天不出賣土地，都日子難過)，置辦了厚實的家底，使后來的改革開放有了堅實的物質基礎和資本。

　　另外，在那個時代，毛澤東主席把人民擁護、人民滿意作為中國共產黨工作的唯一標準。明確提出：“我們的責任是向人民負責。每句話，每個行動，每項政策，都要符合人民的利益。”他告誡全黨同志“應該使每個同志明了，共產黨人的一切言論行動，必須以合乎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最大利益，為最廣大人民群眾所擁護為最高標準。”所以，政府和人民心連心，“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是政府各級領導的座右銘。田間，車間到處都有干部的身影，同吃，同住，同勞動，社會主義的陽光，沐浴著每一個公民的心田!人們雖窮但心不累，社會是和諧的，人與人和睦融洽，助人為樂平常事，見義勇為人人爭;好人有好報，英雄人人都在學習，社會不僅把榮譽賦予了英雄，英雄的榮譽還惠及子孫親朋，好事有人夸，壞事有人抓，良好的社會風氣凈化著每一個人的靈魂;與此同時國家蓋起了學校，讓所有人的孩子走進了教室，讓優秀的孩子免費讀完大學，國家在農村蓋起了醫院，“把醫療工作的重點放到農村去”!讓農民有了最起碼的醫療條件，國家努力減少“三大”差別，每一個公民都能享受到基本的生活保障;那時，在人民的心目中國家的利益高于一切，行業只是社會分工的不同，職位只是工作的需要，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狀元，把知識奉獻給人民。把發明創造貢獻給祖國，把自己投入到人類最美好的事業中去，成為每個公民的理想和志向，人民不講究個人回報，只講為祖國多做貢獻，只講集體主義，這才是真正人人平等、安居樂業、心情舒暢、團結和諧的社會，人民當家作主的社會。

　　在那個偉大的時代，培養了數以千萬計中華民族優秀兒女，他們在社會主義建設的各條戰線上，在工農商學兵政黨的各個部門都能努力奮斗，忠實積極地為黨和國家工作，為人民服務，無論是在“大躍進”的火紅年代，還是在三年困難時期，以及“文革”的動亂年月里，無論在受到不公平對待的屈辱日子里，還是心情舒暢時期都能兢兢業業，無私奉獻。尤其是經歷歷次政治運動磨勵的知識分子，都能與工農打成一片，實現知識分子同工農群眾相結合的號召，最突出的例子是“文化革命”前的共產黨員和黨的領導，涌現出不少杰出人才和可歌可泣的事跡，這些平凡而偉大的人物如焦裕祿，王進喜，老孟泰，王杰，歐陽海，門和，雷鋒，向秀麗，刑燕子，陳永貴，石傳祥等人，正是由于這些優秀人物的存在，正是由于億萬人民的革命熱情，艱苦奮斗精神，無私奉獻舉動，才能在沒有獎金、沒有物質刺激并且物質文化生活低下的艱難歲月中，在強調階級斗爭的1958～1978年20年中使得中國的經濟建設仍然在向前發展，甚至在文化大革命前和“文化大革命”的動亂年月經濟仍然在增長，正如下列數據所示“中國從1963年到1965年，工農業總產值平均每年增長15.7% ，其中農業產值年增長率為11.1%，工業產值年增長率為17.9% ，超過‘一五’計劃時期的增長速度。”“1965年的工農業總產值已基本上恢復到歷史最好水平，比上年增長20.4%,其中農業增長8.3%，工業增長26.4%，在工業總產值中，輕工業增長47.7%，重工業增長10.2% 。”⑹

　　“1966年的國民經濟仍然取得較好的成績全年工農業總產值達到達2543億元，比1965年增長13.4%，國家財政收入比上年增長18%，全年收支相抵結余17.2億元。許多生產建設項目都完成和超額完成國家年度計劃。”原定的1967年國民經濟計劃無法執行，實際上被迫停止。1968年年度計劃沒有制訂。“這是中國自建立計劃經濟計劃以來，僅有的沒有執行年度計劃的兩年。”⑺

　　“1968年又比1967年下降4.2 %。國民收1968年比1966年下降13.3%。財政收入也大幅度減少，市場供應緊張，人民生活水平降低。”

　　“1969年的工農業總產值達到2613億元，比上年增長23.8%，國民收達到1617億元，比上年增長19.3%。但是，這些帶有明顯恢復性質的增長，各項指標只是大體相當于1966年水平。”“1970年的經濟建設按照這個綱要“指《1970年和第四個五年國民經濟計劃綱要(草案)》”的要求，采取高投入等一系列措施。到年底，工農業生產取得了大幅度的增長，基本上完成了第三個五年計劃原訂的主要指標。大部分工農業產品產量超過1966年的指標。”“……1970年的基建規模(295億元)比1969年(186億元)增幅58.6% ，1971年又達到316億元的水平。”“這些年的積累率在國民經濟收入中的比例逐年上升，1969年為23.2%，1970年為32.9%，1971年達到34.1%。而農業投資越來越少，1971年只占總投資的10%。”“1973年國民經濟計劃主要指標都完成和超額完成，工農業總產值達到3967億元，比上年增長9.2%，國民收入達到2318億元，比上年增長8.3%，財政收入達到809.7億元，比上年增長5.6%，實現收支平衡。”“1973年中國對外貿易總額是1970年的2.4倍，1974年達到3.2倍。對外貿易工作的一定發展，為中國今后的經濟建設提供了必要的物質條件。”“在鐵路建設上，1970年建成成昆鐵路，1972年10月建成湘黔鐵路，1973年建成襄渝鐵路……。”“在科學技術領域，1970年4月中國成功地發射了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標志著中國在宇宙航天技術方面取得重大突破。中國能源的支柱產業大慶油田，也從1971年起保持了長期持續高速的增長，到1975年產量達到4625.9萬噸。” 1975年“全年工農業總產值比上年增長11.9%，與1974年僅增長1.4%形成鮮明對照。其中工業總產值增長15.1%;農業總產值增長4.6%，工農業產品產量中，糧食增長3.4%;鋼增長13.2%，原煤增長16.7%;原油增長18.8%;發電量增長16%。軍隊、科技、文化教育方面的整頓，也取得明顯的成績。”⑻

　　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薄一波同志在《回顧》下卷第1250～1251頁上談到“這里應當提出的是，縱觀1966至1970年這5年乃至1966年至1975年這10年的情況，經濟還是有所發展的。就“三五”計劃執行的情況來說，農業生產基本上是正常的，糧食產量除1968年因災害比上年減產外，其他年份都是增產的，1970年達到4850億斤，是歷史的最高產量，5年平均年增長4.5%，高于“一五”時期3.5%的水平。工業生產在后兩年也有較大的增長，1970年的原煤、發電、成品鋼材的產量都是歷史上最高的年份，特別是原油產量突破3000萬噸，比1965年增長1.7倍。工農業產值1969年為2613億元，創歷史最好水平，1970年達到3138億元，比上年增長25.7%，5年平均年增長9.6%，接近‘一五’時期的增長速度。財政收入4年有結余，5年合計結余10.5億元。‘三五’計劃原定的各項主要經濟指標，到1970年大都完成了。”⑼

　　關于1958年到1978年20年來的經濟建設和經濟發展情況，鄧小平1979年也公正地，客觀地指出：“建國后我們的經濟建設是有偉大成績的，建立了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培養了一批技術人才。我國工農業從解放以來直到去年的每年平均增長速度，在世界上是比較高的。”⑽

　　鄧小平將上述的物質和資本積累結論為：“我們能在今天的國際環境中著手進行四個現代化建設，不能不銘記毛澤東同志的功績。從某種意義上說我們現時吃“祖宗飯”一點不為過!”

　　美國學者莫里斯·邁斯納的研究結論是：“無論人們將毛澤東時代作何種評價，正是這個中國現代工業革命時期為中國現代經濟發展奠定了根本的基礎，使中國從一個完全的農業國家變成了一個以工業為主的國家。1952年，工業占國民生產總值的30%，農業產值占64%;而到1975年，這個比率顛倒過來了，工業占國家經濟生產的72%，農業則僅占28%了。其實毛澤東的那個時代遠非是現在普遍傳聞中所謂的經濟停滯時代。而是世界歷史上最偉大的現代化時代之一，與德國、日本和俄國等幾個現代工業舞臺上的主要的后起之秀的工業化過程中最劇烈時期相比毫不遜色。”“在毛澤東身后的時代里，對毛澤東時代的歷史記錄的污點吹毛求疵，而緘口不提當時的成就已然成為一種風尚——深恐提及后者便會被視為對前者的辯護。然而，對一個基本事實的承認，即毛澤東時代在促進中國現代工業改造——而且是在極為不利的國際國內條件下做的——過程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并不就等于是為歷史作非分的辯護。如果沒有毛澤東時代發生的工業革命，80年代將找不到要改革的對象。”

　　所以，應該說吃飯穿衣問題50年代就基本解決了，只不過溫飽標準不同。鄧小平對這個時期的結論是：“中國六十年代初期同世界上有差距，但不太大。”[11]

　　三、南街村和袁家村的事實再次證明在當前的背景下，只有毛澤東思想才能使人民當家作主

　　在中國誰擁有農民的支持、農民的擁護，誰就擁有了中國。解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關鍵是領導全體農民奔小康。只要解決了農民的問題，其他問題都可以迎刃而解。正如鄧小平明智地指出：“中國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在農村。中國社會是不是安定，中國經濟能不能發展，首先要看農村能不能發展，農民生活是不是好起來。翻兩番，很重要的是這百分之八十的人口能不能達到。”[12]在這個問題上處理得最好的正是在毛澤東思想指引下，在當今的政策扶助下，取得輝煌成功的河南省臨潁縣南街村。

　　請看下面的報道：

　　南街村“這是一個美麗而帶有傳奇色彩的村莊，不是神話，也不是烏托邦，她實實在在地存在著，生長著，前進著。南街村從1984年開始起步，1991年產值突破億元大關，1994年形成規模，旅游資源得以開發利用，旅游業開始大發展。南街村發展旅游業，一靠政治優勢，二靠環境優勢，三靠服務優勢。政治優勢：南街村在發展之初，就提出了用毛澤東思想教育人、武裝人，走集體共同富裕的道路，并且在發展中提出"堅持外圓闖商海，嚴守內方治南街"的治村策略和"建設共產主義小社區"的奮斗目標。南街村在改革開放形勢下，在市場經濟大潮中，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處于低潮時期，都是極其鮮明、獨樹一幟的”南街村一直開展“大學毛著、大學雷鋒、大唱革命歌曲"的三大活動”。每天清晨起來，廣播里放的是《東方紅，太陽升》;每逢重大活動，職工村民唱的是《學習雷鋒好榜樣》等歌曲;南街村的各主要街道上，是“毛澤東思想永放光芒”等標語;南街村的宣傳畫是英雄人物畫像，是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 “三代偉人指航程”廣告畫;南街村的黨員人人佩戴“共產黨員”標志;南街村堅持“政治工作是指導一切工作的生命線”。南街村正是通過強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把人們的思想統一起來，人的思想統一了，事情就好辦了。冶金工業部地球物理勘察院的王倫秀這樣評價南街村：“燦爛的思想政治之花，結出豐碩的經濟之果。”[13]

　　“南街村內回漢兩個民族和睦相處。共計805戶，3130人，2006畝耕地，總面積1。78平方公里。村內有297名黨員。該村在改革開放初期，采取聯產承包責任制，把集體財產分配到戶，集體企業承包到人。為時不久，就出現了糧食生產下降，承包企業虧損，承包人先富后腐敗，損公肥私，逼得村民外出打工者增加。在這種情況下，多數村民要求恢復集體所有制。經過全村民意測驗，村里于1984年重新把企業和土地收歸集體，繼續走“集體勞動、共同富裕”的道路。經過多年努力，全村達到農業生產完全機械化，電氣化;農業投資350萬元，達到“旱澇保收”;小麥產量達900斤/畝，提前解決溫飽問題。村里還辦起方便面加工廠，鍋巴廠，啤酒廠，彩印廠 包裝廠、膠印廠，養雞場、繁殖場，汽車運輸隊等26個企業。1984年全村實現產值70萬元，1985年產值130萬元，1991年產值達到1億元，1998年達到18億元。南街人學雷鋒、樹新風、講奉獻已蔚然成風，職工村民自覺參加義務勞動每年不少于2.5萬人次。愛黨、愛國家、愛社會主義、愛集體活動深入人心。據不完全統計，多年來，向國防建設、災區捐款、贊助希望工程、扶貧助殘累計已達近3500萬元。 [14]

　　還有一個生動的例子就是陜西省禮泉縣袁家村，這個富得流油的村莊，是鄰村和城里人都羨慕的秘訣是：“聽毛主席的話，按毛主席的指示辦。這里還在實行生產對技記工法。每天早晨村里出車，挨門挨戶送菜送肉，年底全村集體出資蓋公寓，每家分得二層，每人分得人民幣2000余元。他們帶頭人說，毛主席生前多次提出消滅城鄉差別，但沒有做到，俺們就要在這里實現它。他們還堅持：就是走市場經濟的路，也要全村人集體去走。”[15]

　　以上列舉的鐵的事實，雄辯地證明，在新的歷史發展時期，在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黨中央領導下，堅持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重溫毛澤東主席的人民觀，永遠牢記毛澤東主席的教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一刻也不脫離群眾，一切從人民的利益出發，而不是從個人和小集團的利益出發。”始終為絕大多數人謀利益，就一定能夠實現國家富強、民族振興和人民當家作主，實現小康社會的美好理想。

　　主要參考資料：

　　[1]《老子、莊子》中國戲劇出版社“老子篇”第三、五章。

　　[2]“十七位老部長、老同志建言‘十七大’”2007年7月12日。

　　[3]《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著，胡繩主編 中共黨史出版社，1991年、北京。

　　[4]《毛澤東選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出版，1977年4月第一版，四川第一次印刷。

　　[5]《偉大的十年》，周恩來著。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九年，北京。

　　[6]薄一波著《回顧》(下卷)第1249～1250頁。

　　⑺龐松 陳述著《中華人民共和國簡史》第380頁。

　　⑻龐松、陳述著《中華人民共和國簡史》第381～407頁。

　　⑼薄一波著《回顧》下卷第1250～1251頁

　　⑽ (《鄧小平文選》第二卷第163頁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二版)

　　⑾《鄧小平文選》第二卷，人民出版社出版，1994年10月第二版，成都第三次印刷。

　　[12]《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出版，1994年10月第二版，成都第三次印刷。

　　[13]《河南臨潁縣南街村農業旅游項目》2007年5月12日百度百科網上報道。

　　[14](本文摘自宣制輝的文章《和諧社會的典范—南街村》，2007年8月27日。

　　[15]《毛澤東之謎》曉峰、明軍主編，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關羽性格” P31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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