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選秀類節目還是挺好看的。在欣賞歌唱水平之余，我比較注意參賽者在臺上的其他表現，比如他們如何闡釋自己的“夢想”。選手在晉級路上面臨淘汰的時候，往往也是感情最飽滿的時候，很多人會含著淚深情地說，自己是如何熱愛音樂，熱愛舞臺，多么想有更多的機會唱歌給大家聽;或者說，能有機會站上這么大的舞臺，已經感到很滿足了。
我相信這樣的話是真誠的。每個人都有不同的愛好和特長，但天賦有差異，自我驅動的強度也有不同，對那些執著于一個事業的人來說，有機會實現自己的理想是人生中極重要的事情。
也有很多人夢想著有機會拍一部自己的電影，向人們講述自己想講的故事。成名前的導演寧浩得到了劉德華搞的“亞洲新星導演計劃”的支持，拿著300萬投資去拍《瘋狂的石頭》。拍攝中碰到預算超支的問題，寧浩貼進了自己應得的報酬，堅持把這個原本不被看好的片子拍完。在堅持做下去的時候，寧浩想的大概不是鮮花和紅毯，而應該是做完一件特別想做的事。畢竟，還有很多想當導演的人連拍的機會都沒有呢。
但是，一旦這些有夢想的年輕人取得了成功，他們很可能就要換一套說話的方式了。他們會繼續說希望更多的人喜歡他們的作品，可是同時會要求大家尊重版權，支持正版。版權得到完全的尊重與作品更廣泛地傳播是有矛盾的，這個道理一點都不難理解，那么對創作者而言，兩者哪個更重要呢?
志趣和職業的結合，是人生的一大幸事。志趣不能當飯吃，還得靠它謀生，問題是，為什么那些已經成功地擺脫了基本生活需求束縛的人不再那么在乎自我表達了呢?這是個人愿望的真實反映嗎?
不是的，這是資本的態度，它站在每個可以獲利的職業背后，把個人的“夢想”納入其中，為資本的增殖服務。可以說，資本把那些有夢想的人的自我表達愿望給資本化。相應地，它創造了一套如何恰當回報個人努力的說辭，即要通過版權、專利來保護個人創造的積極性，要給有貢獻的人足夠的經濟上的報償，這是推動社會進步的必要的且最有力的手段。
然而這不是事實。版權、專利直接服務于對市場的壟斷，服務于超額利潤，非把它說成是個人努力工作的動機，那無疑是把人給縮小了。這樣的說法完全無視馬斯洛的需求理論，生理和安全上的需求只是低層次的，人還有更高層次的需求，那就是自我實現。
資本創造了一個“用頭站立”的世界，這恐怕可以作為又一個例證：越是撈得盆滿缽滿的人，越是陷于低層次的人生需求無法自拔，反而是一部分窮人在堅守理想。
人的能力有大小，獲得的回報也應該相應地有區別，否則就落入絕對平均主義的境地了。但是，讓我們假設一個絕對平均主義的情形：有一個劇組，無論導演、主角還是群眾演員，所有人只拿完全一樣的報酬，那么這些崗位是否就具有同等的吸引力呢?
如果做個問卷調查的話，我毫不懷疑會有絕大多數人傾向于當導演、當主角，因為這樣的崗位更能發揮個人的能力，帶來更大的成就感。
社會給人的回報可以是多方面的，分工本身就是回報的形式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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