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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慶道路作為對30多年改革工作中“十大錯誤”的糾偏，作為科學改革的初步回歸，既有對多年積累的體制弊端的改革，也有機制、體制的創新。例如：
在經濟方面，他們通過國有資本運作承建大量公租房，既不需要政府投入大量資金，又使國有資產不斷增值擴張，通過看得見的手創造的投資、消費、就業的多嬴，使國有資產6年來增長了6倍，公有制經濟占到了40%以上，成為重慶人所說的多種所有制經濟中“駕轅的經濟”。建立健全這類機制、體制，便使公有制和市場機制多了一個結合點。市委、市政府堅定地承諾，十二五期間要將基尼系數從0.42降到0.35。提高初次分配的水平，將勞動所得占國民收入的比重，由目前的40%提高到50%以上。
在政治方面，重慶在打黑反腐中，依靠和發動人民群眾進行大揭發、大檢舉，結果80%以上的黑社會分子和涉黑的貪官污吏是群眾舉報的。重慶人說這是“打了一場人民戰爭”。把這一套規范化、制度化，便使社會主義的民眾民主建設向前推進了一步。重慶考核政績打分，關鍵是隨機抽老百姓來進行評價，就是問老百姓對官員的看法。由于它占的比重非常大，這就擴大了群眾對干部的監督范圍。
在文教方面，“唱讀講傳”包括“紅色衛視”的開辦，使工農兵的形象逐步取代帝王將相、才子佳人。紅色文化逐步占領更多陣地，這本身就是對附庸資本主義文化的科學改革。重慶大學生堅持參加社會實踐活動，學習工農兵，并逐步形成制度，也是對資本主義教育制度的沖擊。
在社會管理方面，他們也進行了大膽創新。要通過城鄉戶籍制度改革，10年內讓1000多萬農民工“擁有城市同等待遇”轉戶進城。為了解決城市居民住房難題，大量建設公租房，對農民工、新生代大學生、城市住房面積人均15平米以下的困難戶實行低租分房，每平米每月租金10元左右，滿足中低收入家庭每人20平米的住房需求。3年內投入3000多億元完成“十大民生工程”，實現城鄉基礎設施、公共設施、保障措施、城鄉經濟要素的一體化，讓人人都能在衣食住行、養老、醫療、教育、就業等實事上逐步獲得大體均衡。2010年評選中國最具幸福感城市，重慶是4個直轄市中唯一當選的。在重慶生活的群眾幸福感和自豪感空前增強，網絡上甚至有人把重慶比作當年的延安。
由此可知，重慶道路的貢獻，首先在于以活生生的事實，證明了以廣東道路為代表的這場改革發展方式失誤、弊端的存在;證明了按照《2030年的中國》制定的“改革路線圖”進行產權私有化、完全市場化、政府職能最小化改革的錯誤和危害;證明了我國正逐步變成“中美國”或者如毛主席所說的“附庸資本主義”危險的存在。其次是在于它得到了大多數黨員、干部和人民群眾發自內心的贊成、支持。再次是在于重慶道路和廣東道路之爭直接關系國家和人民的命運前途。因此，作為兩種力量斗爭的焦點，重慶道路已成為我們讓邪改派既特別恨又特別怕的一個法寶;成為人民群眾以較小風險、較小代價實現撥亂反正大轉折的一大法寶。如果人民群眾這樣的一個殷切希望破滅了，那后果就可想而知了。就是說，人民群眾是決不會容忍對重慶道路的全盤否定的，是決不會讓自己的江山被邪改派奪去的。濟南事件，使全國大多數人進一步認識到了國內外階級敵人特別是黨內官僚買辦資產階級，當前最怕的就是重慶道路影響的擴大，因為這條道路既最得民心又最難從正面公開否定;進一步認識到了反對和贊同重慶道路，實質上是階級斗爭、路線斗爭在一定范圍的反映。《領導者》雜志社社長，共識網總編，著名右翼學者周志興在濟南事件后發表在共識網上……的一篇文章，談他當年在重慶曾向這位人物提問：“為什么要強調紅歌概念呢?為什么要強調跟著毛澤東走呢?現在在意識形態領域里，毛澤東是分水嶺之一，左派認為毛澤東仍然是千古偉人，而右派則是完全相反的看法。因此，唱紅歌的結果是使許多贊成重慶其他做法的人站到對立面去。”這位人物回答：“按道理說，我應當不喜歡毛澤東，我父親因為文革被整了十二年，我自己也坐過監獄。但是，我想來想去，中國只有走毛澤東的道路才行。” ……這就使人們更加深刻地懂得了鼓勵走重慶道路，最有利于得到多數人的贊成，最有利于揭露邪改派的丑惡嘴臉，最有利于用科學改革戰勝邪路改革，最有利于為“科社復興”(科學社會主義運動重新進入高潮)創造前提條件。
要支持走重慶道路，堅決同否定重慶道路的行為作斗爭，我們當然要依靠黨內的健康力量，但最根本的是依靠中下層干部尤其是革命群眾。因此，動員、組織更多的革命群眾關注、支持、參加批判廣東道路、支持走重慶道路的斗爭，實現真共產黨人的斗爭和民眾民主運動的結合，是使我們從生死危機中挽救黨、挽救革命的有利舉措，必須作為一件大事特別注意抓緊抓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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