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有人說，歷史是中國人的宗教。這話的意思是，生活在我們這個缺乏宗教傳統的文明中的人們，把歷史提升到了一種信仰的層面。人們喜歡學習歷史、談論歷史，從歷史上的起伏成敗中學習經驗和教訓，于是知興衰;從偉大的歷史人物身上學習他們的嘉言懿行，于是知榮辱。
這個判斷至今在形式上還是有效的，以通俗化講述歷史為主的電視節目《百家講壇》的成功，各種歷史劇的長盛不衰，都可以作為佐證。可是，我們又身處一個缺乏歷史感的時代。也許是改革的勢頭過于猛烈，以至于改革的開始被錯誤地當成了歷史的開端，一切之前的歷史都成了史前史。
忘記從哪里來，必然導致搞不清楚要到哪里去。失去歷史感的直接后果便是忘記了尚未遠去的教訓，那些被“偉大的中國革命”蕩滌干凈的東西又堂而皇之地回來了，而且披上了文明和進步的外衣。
我們可以簡單地討論一些案例來說明這一點。
如何回應依舊嚴峻的“三農”問題?認為農民“捧著金碗要飯”的人不在少數，這個“金碗”就是土地。土地那么值錢，如果土地增值歸農民，那么農民就可以一步成為城里人，城市化便可以解決農民問題;一種思路是資本下鄉，公司加農戶，“先富帶后富”;還有金融下鄉，成立村鎮銀行，給農民的經營提供資金支持;等等。為配合這些安排，就需要破除“障礙”，明確農民的財產權，搞確權，搞“三權三證”，盡量讓“金碗”在事實上成為農民自己的。
然而，鄉村凋弊不是什么新問題，它是近代以來中國社會陷入困境的根源和核心表現，是1930年代的鄉建運動的社會背景。那時候土地是私有的，農民可以自由買賣土地，不存在自由處置“金碗”的制度障礙，可結果如何呢?陳翰笙的研究表明，地主、富農大量囤積土地，自己卻不耕種，2/3的農民不是無地可耕就是耕地不足，致使“土地所有與土地使用間的矛盾”成為問題的核心。
資本下鄉在那時候也是常見的，結果是除了加重農民的被盤剝程度，起不到任何的正面作用(陳翰笙先生也有深入的研究)。鄉建人士熱烈地鼓動金融資源下鄉，也以失敗告終，因為不管對于商業銀行還是國民政府為扶植農民合作運動而搞的專門銀行來說，農民的土地根本沒資格成為抵押物。當時官方的江蘇省農民銀行就這樣總結：“……借款不還，出賣(抵押土地)時不特手續繁瑣，且絕少主顧，若由本行收買，則田地散處四方，管理方面，亦有鞭長莫及之感，不僅資金呆滯已也。”
有美國來的教授告訴我們，為什么中國人勤勞卻沒外國人有錢呢?一個重要的原因是中國人不能花到未來的錢，這又是因為金融工具的缺乏，很多財富閑置著，不能資本化。那么，是不是財富可以資本化就會變有錢呢?回過頭去看看，舊社會金融化的水平是很高的，不但可以押房子押地(當然有抵押不出去的可能)，還可以押妻子押兒女。喜兒不就是金融工具嗎?可是，楊白勞發財了嗎?
有人說，小政府大社會才是對的方向，政府管的越少越好，社會能解決的事讓社會自己解決。這種論調其實一點也不新鮮。大社會在中國是有悠久傳統的，自古皇權不下縣，縣衙差不多是個“一人政府”，縣域內以“無訟”為和諧的最高境界。
“無訟”當然不是說沒有糾紛，而是糾紛的解決限于民間，即由士紳出面調解。在魯迅小說《離婚》中我們看到，鄉間的離婚官司就是由這等頭面人物出面裁斷的。按毛澤東的概括，士紳階層到了民國期間已經發展到有獨立武裝、有獨立的財政征收權和獨立的司法權的境地，成了把持基礎治理的豪紳。這樣的社會還不夠大么?結果又如何呢?
社會的自我管理需要資源的再分配，于是公益慈善近來年成為火熱的話題，創富英雄們紛紛添置了一個慈善家的標簽。這些新晉的慈善家們喜歡從洛克菲勒、比爾·蓋茨身上尋找榜樣的力量，其實大可不必，中國自己的慈善傳統也很濃厚。幾乎每個大財主都被稱為“大善人”，黃世仁那樣的土豪劣紳的廳堂上，也都懸著“積善之家”的匾額。
不必接著羅列下去了。太陽每天都是新的，但太陽底下沒有新鮮事。認為過去曾出現過的理念和實踐就一定陳腐并完全揚棄，或許失之草率;可也沒有理由認為，它們就是什么仙丹圣水，更不能連標簽都不換一下就當成新貨上架。
這兩年，托克維爾的《舊制度與大革命》很火，書中有這樣一句話：“偉大的革命一旦成功，便使產生革命的原因消失，革命由于本身的成功，反而變得不可理解了。”這是何其深刻的洞察!于是，就不難理解這些年來緣何沉渣泛起，緣何“民國范兒”橫行。
忘記歷史，就等于背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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