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幾年，“打破國企壟斷”這一提法很多有頭有臉的人都在講，不少人還講得義憤填膺、急不可耐。但“打破國企壟斷”這一提法有些蹊蹺：為什么不提“打破壟斷”而要提“打破國企壟斷”呢?
“打破國企壟斷”之后能消除壟斷嗎?不能。無論是自然壟斷還是寡頭壟斷，都是某些行業的內在需求。打破了國企壟斷，經過一番激烈爭奪，肯定會形成新的私人壟斷。那么，“打破國企壟斷”這一提法的真實含義其實就是“用私人壟斷取代國企壟斷”。
人們都同意，壟斷資本主義產生于1870年代，于20世紀末20世紀初基本形成。自那時起到現在，世界上還有不存在壟斷的國家嗎?沒有了。某些教科書一直向人們灌輸：壟斷是壞事，競爭是好事。但在實際生活中并不是這樣絕對。我們應該明確這樣一個觀念：“壟斷”并不一定是個壞詞，“競爭”也不一定是個好詞。合理的壟斷會促進生產力發展，而過度、不必要的競爭會摧毀已有的生產力。壟斷使產業結構更合理、生產效率提高、成本下降，但也有負作用，如有可能阻礙科技進步、有可能損害消費者利益和公共利益等，所以人們一直力圖發揮其正面作用而抑制其負面作用。
反壟斷法最早出現于1890年的美國。最初的反壟斷觀念認為企業規模大、占有市場份額大就對經濟發展不利。但人們漸漸意識到：在某些行業里，自然壟斷或寡頭壟斷最有效率、最有利于生產發展和國計民生。所以反壟斷觀念已漸漸從反“壟斷地位”過渡到反“壟斷行為”，不然我們就沒法理解為什么波音公司可以兼并麥道而占據美國該行業市場幾乎100%，為什么微軟公司可以打贏反壟斷官司而不被拆分。現在國內有一些人仍在用單純的“占市場份額幾分之幾”這一過時、錯誤的反壟斷觀念來誤導、蠱惑公眾，而這些人還自稱或被稱為“經濟學專家”。
中國國資委現在管轄著117家特大型國企，美國也有130余家特大型私企，無論是企業規模還是占有市場份額都同中國差不多。如中國有“三桶油”，美國有五大石油巨頭;中國有中聯通、中移動、中國電信，美國有Verizon、AT&T、Sprint;等等。在有些行業領域，如鋼鐵、房地產等，美國的集中程度比中國更高。那么，美國是不是主張打破特大私企壟斷、放寬準入、鼓勵中小企業與這些特大私企平等競爭呢?不可能。一來世界上多數國家都有產業準入制度，象美國這樣的發達國家產業準入制度就更完備，一般不會隨意放寬，為的就是防止惡性競爭、企業“擠踏”、幾敗俱傷;二來即使放寬準入，中小企業也沒那個競爭實力，不會“平等”，對外資則另有市場準入限制，更不會“平等”。
那么，為什么國內外都有些人極力主張中國打破國企壟斷、放寬準入、鼓勵私人企業與國企平等競爭呢?第一，中國的純私企現在也還沒有與大型國企競爭的足夠實力，但外資有，不少中國私企都有外資參與或外資背景。打破國企壟斷、放寬準入再加上外資自由進入，中國的資源、產能、經濟命脈就是他們的了。第二，即使一時吃不掉國企，惡性競爭和企業“擠踏”也能削弱中國經濟實力，減輕他們的競爭壓力。我們不能過多指責外國資本，競爭、發展是他們的利益和本能，但奇怪的是，國內有些人和他們配合得真好。
當然，也有相當一部分人在主觀愿望上并不是要配合外國資本，而是一心撲在發展民營企業的事業上。但我們有必要問一句：美國新發展起來的大企業，如微軟、蘋果等，是同原先的一百余家大企業競爭、爭利發展起來的嗎?不是。而完全是開拓、創新型企業，是同已有大企業完全不相沖突的行業。
多數行業都有一個草創期和成熟期。在草創期，群雄四起、逐鹿爭鋒，到一定程度時，開始整合兼并，形成該行業相對合理的結構格局，進入成熟期。在進入成熟期后，進入該行業的門檻就會比較高，競爭也比較緩和、適度了。這時如果再講放寬準入，出現新一輪惡性競爭、企業“擠踏”，那就是在添亂、破壞。所以美國新出現的大企業，無論是微軟、蘋果這類高科技企業還是沃瑪特、肯德基這類貼近日常生活需求的大眾性企業，都不是與已有的成熟企業爭利，而是另辟蹊徑發展起來的。
而我國一些致力于發展民營經濟的人不是幫助民營企業開拓創新、另辟蹊徑或者是朝升級換代、精品化的方向發展，而是挑唆、煽動民營企業(其中有些有外資參與或外資背景)對國企盈利的眼紅、眼熱，想方設法使民營企業(其中有些有外資參與或外資背景)與成熟的企業、行業爭利，在結構布局已相對合理的成熟行業中人為制造新一輪的惡性競爭和企業“擠踏”，這其實是在給國民經濟添亂、破壞。
有些患有“私有癖”的人會爭辯說：美國的大企業是私有的，合理;而中國的大企業是國有的，不合理，所以必須改變。
對于這種偏執，我們只能說，需要改變的是這些人的觀念，而不能用這些人的偏執觀念改變合理的現實。
事關國計民生的大壟斷企業究竟是國有好還是私有好，這已經是一個長期爭論的話題，這既是理論是非，也是立場和利益。從長遠來看，中國式的多數大企業國有恐怕比美國式的全部大企業私有要更符合國家百姓的利益，也更有發展潛力。對國有企業問題我們已經討論了一些，下面和今后再繼續討論。
有些人又會爭辯說：美國那么發達因為它是私有制國家，你一個后起國家不虛心向人家學習，自作聰明。
但我們要提起注意的是：英美等老牌發達國家是在19世紀中期以前、即自由資本主義時代就開始發展的，當然會以私人企業為主;但自從19世紀后期開始進入壟斷資本主義時期后，自德國開始，成功的后起國家基本都是國家主導、適度國有發展起來的。因為本國的民營資本弱小、不是人家對手，沒有國家主導、適度國有只能做別人的附庸，而主人是不會讓附庸趕上自己、與自己平起平坐、乃至超過自己的。
而且因為有先起國家的經驗格局，后發國家有了借鑒，也就有了國家主導、適度國有的可能，即所謂“后發優勢”。一定要用人家在自由資本主義時代發展起來的路子、形式來指導、規范在國家壟斷資本主義時代才開始發展的中國經濟實踐，這是不是現代版的“刻舟求劍”?
有些人還翻出當年日本把國有資產賤價賣給私人的例子，問中國為什么不可以?
的確，1880年代，日本政府把國家投資建立的船廠、鐵廠等以近十分之一的價格賣給了三菱、川崎、西村等私商。但如果把這些私商想象為純粹意義上的民間商人、是經過公開招標優勝劣汰而中選的，那未免太天真了。
三菱公司那時的老板叫巖崎彌太郎，雖然原本是商人，但卻是尊王倒幕的功臣，在尊王倒幕時期資助了倒幕派。川崎、西村等老板的資料我沒有查到，但與三菱老板一樣，均被稱為“政商”，換句話說，也就是“官商”。他們為天皇政府所扶持，也聽從天皇政府指令，為天皇政府做事，與中國清末的胡雪巖、盛宣懷等“紅頂商人”性質差不多，與純粹意義上的民間商人并不是一回事。
而且日本1900—1945年經歷了半個世紀的國有企業熱，把鐵路、鋼鐵、電訊、印刷、電力以至糧食經營等都收歸國有，為軍國主義化服務。所以日本能進入列強并不是一句“私有化”那樣簡單，而是根據形勢不斷調整方針政策的結果。其實，日本近代能發展起來，正是由于它明確聲稱學德國，基本采取了后起的德國那種國家主導、適度國有的路子，沒有盲目照搬在自由資本主義時代形成的英美模式。而中國近代受英美思想、模式影響太重，沒有意識到在自由資本主義時代形成的英美思想、模式并不適于后起的中國實踐，走歪了。
還有些人講我不反對國有企業，但要將其比例降至10%或以下。
在西方國家的發展歷史上，私人企業的確起了重大的、甚至是主要的作用，如鋼鐵大王、汽車大王等，那在當初也是創新型、高風險行業，人家創業成功，自然有繼續擁有的理由和道義，要將其國有化的確有困難，在理上好像就有些虧欠。而我國的大企業基本都是由國家用公眾的錢投資創立、技術管理已發展成熟的國有企業，到如今能賺錢了，不為國家和公眾作回報，而要轉送給私人，這單從道義上講能說得過去嗎?
再者說，即使國有企業真的轉給私人，能轉給幾個私人呢?拿石油這個行業來說，由于需要規模效應，最多也就能容納五六家寡頭。那對沒沾上光的絕大多數私人企業家來說，又公正嗎?還不要說對公眾是否公正。
一位中央領導人曾講：鞋子合不合適，只有腳知道。我們國家有自己的歷史、國情，適合我們國家經濟發展、對國計民生最有利的國有比例就是最合適的比例。一定要說別的國家如何我們就應該如何，這種思維方式是不是典型的“削足適履”?
現在有些人張口閉口指責維護國企者是出于“既得利益”，那么國有企業轉為私人所有就可以大公無私、為國為民了嗎?要從個人利益角度講，只有國有企業才有可能大公無私、為國為民。道理明擺著：私人老板交稅越少對自己越有利，而國企老總上繳利稅越多對自己越有利，這能一樣嗎?當然，我們只講“有可能”，因為需要有公眾監督制衡。
國有企業再大、實力再強，也會服從政府調度，服從國家民眾整體利益。而多數私人資本發展越大、翅膀越硬，就越有可能同國家民眾離心離德，就越傾向于操縱經濟政治社會為自己謀取更多的私利。這點從美國80年代新自由主義復興到08年金融危機的過程、從前蘇聯私有化后經濟大出血，我們可以看得很清楚。如果美國沒有左翼力量制衡、如果俄國不是普京將一些關鍵性企業重新收歸國有，這兩個國家還不知滑落到什么程度。
還有一些人抱怨：“錢都讓國企賺走了。”這些人如果到了美國，恐怕就會抱怨：“錢都讓那些‘肥貓’賺走了。”如果中國國企真的私有化了，能到你手里嗎?那這些人就又會抱怨：“錢都讓那幾個人賺走了。”
錢讓國企賺走，看管好了，是國家和大伙的。錢讓“肥貓”和“那幾個人”賺走，除了他們自己之外，又能對誰有好處呢?
我們有必要再次重溫薩繆爾森的話：“純粹的資本主義不可能實現自我監管。它始終會造成不平等性的加劇和宏觀經濟波動的不穩定性。”
我們也有必要認真讀一下另一位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斯蒂格利茨的話：“面對市場失靈，政府可以干脆由自己負起責任來。”“傻瓜式的經濟學理論暗示：私有制比國有企業更有效率;私有制畢竟俱足激勵，而公有制做不到。無論是在公共部門還是在私營部門中，高效企業和低效企業并存。”如果在壟斷行業實現私有化，那么“私有部門比政府更擅長玩弄壟斷權術，結果是總體經濟效率并未提升。”
從一些歐洲國家的實踐看，管理良好、監督到位的國有企業在維護國家整體利益、服從大局需要、縮小貧富差距、對國家公眾的貢獻上，都要優于私人企業。當然私人企業也有其優勢，如創新、靈活、貼近市場需求等，所以國有企業和私人企業應該是分工合作，各自發揮其優勢。
前蘇聯體制完全排斥私有制和市場經濟，其弊病有目共睹，沒幾個人想回到那種制度。但從美國、日本這類基本完全私有制的國家情況來看，存在著政府債務高、貧富差距擴大、即越來越“國窮民窮豪強富”的弊病，基本建設欠帳多、經濟增長乏力，也不是我們完全仿效的榜樣。相比之下，明確聲稱走純資本主義和前蘇聯之間道路、源自歐洲的混合經濟思想，也許更值得我們研究參考。
在我們國家的傳統中，我們也許更應該注意墨子的注重合理稅收、“官府實則萬民富”，《周禮》中的“大者公之，小者庶民私之”、“以保息六養萬民：一曰慈幼，二曰養老，三曰振窮，四曰恤貧，五曰寬疾，六曰安富”，《管子》中的“務本飭末則富”、適度國有化以“民不加賦而國用饒”等思想。
前國資委主任李榮融曾講：“我現在在清華講課，一半學生來自非公企業。可以說，我還沒聽到哪家民營企業罵國有企業，真正罵的是個別學者。”民營企業家都比較務實，明白國有大企業即使真的私有化了，也很難到自己手里。與其同寡頭新貴們打交道，還不如同政府打交道。而我國的一些學者們，一方面我國的傳統文化中本來學究氣就重，潛移默化的影響不容忽視，另一方面在過度的應試教育制度下一層層選拔而來，學習接受能力超強，無論多艱深的科目都能鉆得進去，但能不能跳得出來就不一定了。這些人宣講教科書理論沒問題，從教科書理論出發激揚文字也沒問題，但要說面對實際問題拿出切實可行的解決辦法、然后再上升為理論，則恐非其所長。
曾寫過一首歪詩以評新自由主義學究：
負笈西行學唐僧，
苦讀數年獲功名。
鸚鵡學舌千般巧，
按本宣科百樣精。
刻舟求劍施妙算，
削足適履顯奇能。
弗云亦云真學者，
照抄照搬是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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