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萍:毛澤東是了不起的偉人----與村田忠禧教授對話
村田忠禧是日本橫濱國立大學終身教授、日本當代著名中共黨史、毛澤東研究專家，與中國黨史學界有廣泛交流。他在釣魚島問題上也有深入研究，近期將出版他的新著《日中領土問題的起源》中文版。2013年9月5日，在毛澤東誕辰120周年前夕，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毛澤東思想研究室(以下簡稱“毛室”)邀請到村田教授，舉辦了小型學術座談會。座談會由毛澤東思想研究室主任王宜秋主持，來自馬克思主義研究院《國際思想評論》編輯部、政治與國際戰略研究室、國外共產黨理論研究室等的研究人員參加了座談。交流涉及許多毛澤東研究領域的熱點和焦點話題，現將部分內容整理出來，與大家共享。
毛室：村田先生(以下簡稱“村田”)，您堪稱當代日本毛澤東情結最深的學者之一。我們知道，20世紀80年代初，您就參與了竹內實先生監修《毛澤東集補卷》的主要編輯工作。這套10卷本的《毛澤東集補卷》與之前出版的《毛澤東集》，基本代表了20世紀日本毛澤東文獻研究的最高水平，在國際上影響很大。此外，您還發表了大量的毛澤東研究、中共黨史研究的相關論文，現在回過頭來看，整體上，您如何評價毛澤東?
村田：毛澤東是了不起的偉人，他對中國革命是有貢獻的，他根據中國革命的實際情況，創造性地發展了馬克思主義，他在新民主主義時期領導進行的土地革命，是符合中國國情的。毛澤東的另一個貢獻是，把民族解放運動與共產主義運動結合起來，把愛國主義與國際主義結合起來。也正因為毛澤東、周恩來提出把日本軍國主義和日本人民分開對待的思想，因此，贏得了當時眾多日本青年對中國產生的親近感。在當今時代，也不能拋棄國際主義，應該提倡新時代的國際主義，即全世界人民團結起來。而要解決目前中日間的民族情緒對立，也要分清政府和人民的區別。
毛澤東希望中國發展，并且快速發展，但是，在中國革命進入社會主義建設時期以后，毛澤東的這種愿望與中國落后的現實之間出現了不相符。究其原因，是因為毛澤東不懂資本主義的緣故。毛澤東對資本主義的認識只限于書本知識，他在思想上始終堅持從馬克思、列寧、乃至斯大林那里接受的對資本主義的認識和實踐，但卻不了解現實的資本主義社會，沒有看到資本主義的活力，因此，脫離了中國的實際，犯了本本主義的錯誤，最終導致了他在社會主義建設階段所犯的錯誤。
毛室：國際上、乃至中國國內都有一些人試圖否定毛澤東、否定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您對此怎么看?
村田：中國需要共產黨的領導，中國是共產黨領導下的多黨合作，這樣可以避免政治上的對立。中國改革開放以來能夠實現快速發展、并取得可喜成就的原因，正是因為有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保持了政治穩定的緣故。
毛室：20世紀90年代以來，西方或中國大陸以外所謂披露毛澤東真相的論著頻頻出版，受到廣泛關注，對一般民眾乃至研究者都造成一定影響。對于這種現象，您怎么看?日本的研究界有哪些反駁的聲音?
村田：不要過度迷信海外的毛澤東研究，因為其中不乏丑化、歪曲毛澤東的書。國外出版的東西可以看，但中國人要提高自己的鑒別能力，不要認為國外的東西都好。現在中國有些年輕人、甚至大學教授也罵毛澤東，這是因為他們太不懂歷史、不懂毛澤東，他們對毛澤東的認識太膚淺。我認為，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也在于中國現在的研究方法、宣傳方法上存在的問題。這也迫切要求研究者重視史料研究，正本清源。
現在日本研究界存在一種傾向，即誰罵共產黨、誰罵毛澤東，誰就受歡迎，這種現象很普遍，這造成日本學界對毛澤東的研究基本上是建立在把毛澤東當作萬惡之源的基礎上展開，而這又影響到一般日本人對毛澤東的理解。因此，為了駁斥那些對毛澤東的不實言論，還原給日本人一個真實的毛澤東，我也做了一些工作。比如，1997年，我翻譯了毛澤東生前身邊工作人員林克等人寫的《歷史的真實》一書，以此來批駁李志綏《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之后，2007年9月又在《中國研究月報》上發表書評，對高文謙《晚年周恩來》中，“透過四人幫的有色眼鏡描寫的毛澤東與周恩來”的關系進行了批駁。
毛室：西方國家、日本、甚至于中國國內否定毛澤東、丑化毛澤東、“去毛化”的傾向很嚴重。而在中國的毛澤東研究界又存在引進多、輸出少的現象，中國主流學者的研究成果，比如《黨史》二卷等，在海外引起的反響遠遠不夠，被介紹到國外去的更是不多。對此，您有些什么建議嗎?
村田：我認為，中國學者應該在向全世界人民介紹真實的毛澤東這項工作上多付出努力。中國自1978年開啟了改革開放歷史新時期以來，中國的黨史研究、毛澤東研究也發生了巨大變化。隨著大量檔案的公開，毛澤東研究取得了很大進步。比如，1996年，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了金沖及先生主編《毛澤東傳(1893-1949)》。我認為，這本書的出版很有意義。它是當時中國最權威的毛澤東研究著作，運用的材料豐富，分析也客觀。所以，我與黃幸先生等人把它翻譯成日語，分上、下卷，分別于1999年、2000年出版。我們的目的是為了讓廣大日本人民看到這本書，但是，遺憾的是，日文版出版后，在日本社會沒有引起相應的反響，甚至連為這本書寫的書評都沒有見到。國外學者對于中國出版的研究成果，往往認為它們的宣傳性太強。相反，現在日本翻譯出版的西方的作品，反映真實中國的論著并不多。
相對于民國史研究的豐富成果，黨史方面的新成果明顯不多。我建議中國的研究者，特別是著名專家、權威學者應該利用自身豐富的學術積累，撰寫一些面向世界的簡明易懂、內容豐富的書籍，向日本、向全世界人民介紹中國歷史和當代中國，讓世界人民更多地了解真實的中國、了解真實的毛澤東。這不僅是學術活動，還是“政治任務”。但是，目前，中國學者在這方面做得還有不夠，著作多是面向中國國內讀者的，并且論述方法上也讓人感覺欠缺客觀性。
毛室：您長期從事中共黨史、毛澤東研究，與中國學術界交往很多，比較了解中國的研究歷史和現狀。對于現在中國的毛澤東研究，您還有些什么意見或建議嗎?
村田：我認為要重視進一步整備研究環境，加強實事求是的學風，促進學術研究發展。首先，中國學者應該在文獻研究上加大力度，盡量用史料來說明問題。在研究中更加重視原典，注意使用資料的原件和經毛澤東修改后出版的《毛選》兩種版本，這樣才能保持研究的客觀性。現在中國的毛澤東相關研究成果中，闡釋毛澤東思想的論著多，但真正研究毛澤東的思想發展史的成果并不多。換句話說，就是把研究搞成了宣傳工作，而不是學術研究。這是非常遺憾的。我在與中國學者交流的過程中得知，他們也很贊成重視原典的研究態度，而實際上也有很多學者是這么做的。舉個例子。我去臺灣的國民黨黨史館查檔案時發現，去查資料的人中，最多的是中國大陸學者，其次是來自日本的學者，之后才是在臺灣的學者。所以，這些年，民國史研究很活躍，成果也很多。
其次，應該繼續認真搜集整理資料，但是，21世紀以后，中國在這方面的工作做得不太多。舉一個例子。2010年9月，我在西藏博物館看到一封達賴寫給毛澤東的信。但是，中央文獻研究室和中國藏學研究中心編《毛澤東西藏工作文選》，以及《西藏工作文獻選編》等相關文獻和大事記等當中都沒有收入。于是，我把拍下的照片發給相關專家，他們認定那封信是真的。據說今年將要出版的《毛澤東年譜》(1949年以后)中會收入進去。我認為這件事也說明，檔案搜集工作還可以加強。再有，還需要更進一步公開檔案，并讓普通學者能平等地享受資料使用權。
中國革命是值得全世界人民研究的歷史上的偉大事業，中國更多地公開檔案，不僅可以讓中國學者進一步進行深入研究，還可以讓世界人民從各個角度來研究中國、了解中國，這是一件好事情。總之，我們可以本著追求真理的宗旨，多視角地研究中國，提倡百家爭鳴，來促進學術發展，還要吸引更多優秀學者來研究中共黨史，研究毛澤東。
毛室：我們都知道您做學問的態度是客觀、公正、嚴謹的，成果也很多了。關于毛澤東研究，您今后還有什么打算?
村田：我很希望找時間認真總結一下自己的毛澤東研究歷程，因為毛澤東和他的時代，曾經深深地影響過包括我本人在內的無數日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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