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說:“中國人知道他們還需要三四十年才趕得上世界其他強國。他們的結論是,只要能維持現狀,別惹怒現有強國,并跟所有國家做朋友,中國勢必越來越強大”。他認為,這將讓中國有空間去解決內部問題,并繼續發展經濟。這些中國人的想法是,“我們已經等了這么久,才等到這個趕上發達國家的機會,何苦因為一時心急,而動搖漸進的崛起?”(參考消息,2013年8月)李光耀用直白的語言,說出了一些人所謂“戰略機遇期”的實質,說出了相當多干部甚至包括部分群眾的心態。但這實際上是對近期國內外形勢突然惡化的危險性認識不足,恰恰是當前的最大危險。因為由于認識不到危險而解除思想武裝,再強的戰斗力也會喪失,甚至會把認識到這種危險的人當作危險分子進行打壓,從而自己扼殺自己的戰斗力。這難道不特別危險嗎?
把建黨100周年甚至建國100周年之前都看作“戰略機遇期”,就是說在未來10左右甚至30多年內都不用準備打仗,都應當按照《2030年的中國》制定的“改革路線圖”繼續推進邪路改革,這種傾向之所以特別危險,不光如前面所說的國內即將發生的總危機不允許,而且國際形勢也不允許。
這是在于,如果中國在國際上要繼續堅持“三和一少”的方針;對于侵犯我國海島主權的行為仍釆取“擱置爭議,共同開發”的方針,去包容一些國家繼續侵占我國的海島、領海和領土,每年成千萬噸地掠奪我國的石油資源等等,不僅會在國內引發動蕩,而且會助長敵人的囂張氣焰,引發戰爭。戰爭還是和平,常常不是我們可以自由選擇的。在帝國主義及其走狗侵占我國領土,準備發動各種戰爭時,如果我們不選擇抵抗而選擇退讓,那實際上就是引火燒身。越退讓人家越猖狂,這難道不是事實嗎?種種跡象表明,由客觀形勢和現實條件等多方面情況所決定,在今后10年內,中國被迫進行保衛領土、領海和反擊西方國家及其代理人進攻的自衛戰;卷入抗美援朝式戰爭的反擊戰;粉碎民族分裂分子叛亂的平叛戰;擦槍走火式沖突的遭遇戰等等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因此,不把從今往后的日子作為“轉型備戰期”是不行的。其主要根據,一是國際階級斗爭發展變化的客觀規律表現在多個方面,其中一個是經濟上的大危機往往會引發大戰爭。第二次世界大戰,就是由1929年發生的經濟大危機引發的。霸權帝國主義認為,它一開打,不僅美元就堅挺,資金就會向美國流動,而且會給全世界制造一個氛圍,就是誰反對美國,誰就挨打;誰跟著美國走,誰就吃香的、喝辣的。這就容易形成一種政治威懾,就容易維持美國的霸主地位。而美國鞏固了霸主地位,更會想打誰就打誰,使戰爭更多地發生。最近,中東爆發戰爭的危險性就在迅速增大。二是麻痹和畏懼恰恰會增加戰爭危險。例如德國軍事歷史學家漢斯伯格說,一些中國人“一味強調自身的弱點而畏懼對抗,這本身就是中了對手的訛詐之策。就保衛釣魚島戰略而言,中國人并沒有看清美日對中國的恐懼,處處強調韜光養晦,結果導致喪失了戰略主動權”(財訊網,2012年8月19日)。這就是說,以斗爭求和平則和平存,以退讓求和平則和平亡。
中國人民解放軍著名鷹派將領戴旭指出:“韜光養晦的結局是事與愿違。西方人在極力克制了二十多年之后,終于一把撕下偽裝露出了狼外婆的猙獰嘴臉。炸館撞機,殺氣騰騰的美國佬率先打到中國人的家門口來了。不僅這樣,美國還和他們的西方盟友們痛下殺手,揮刀斬斷了中國伸向全世界獲取能源的絕大部分觸角。”所以,“2020至2030年中美必有一戰” (四月網,2012年2月20日)。而在此之前,局部戰爭會更早。他還強調:“美國發現,網絡戰已成為大國和民族間博弈的決定性戰場。而在這個領域,美國擁有遠遠超過核武器的絕對壟斷性優勢。通過網絡控制,美國可以通過低成本絞殺反美的小國,還可以無聲無息、無成本地瓦解、肢解軍事實力強大的對手。值得憂慮的是,今天相當多的中國人,對于國防安全的概念還停留在傳統的陸海空軍事平臺對決的概念上,而對思想文化領域的危險態勢尚未覺察。中國必須像重視領土領海主權一樣,重視網絡空間的思想文化主權。” (環球時報,2013年2月25日) 再說,美國通過每年向中國出口幾千萬斤轉基因大豆,以及千方百計在中國推廣轉基因玉米、大米等等,使大部分不知轉基因危害的人至今幾乎每天都吃進不少轉基因,從而導致生育能力下降,疾病增多。這樣用不了二三十年,中國就會面臨人口大幅減少甚至亡國滅種的危險。同時,各種突發事件出現的可能性也在增加。正因為這樣,我們務必要把充分認識國內外形勢突然惡化的危險性,作為防止和渡過危機的前提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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