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過去的近兩千年的歷史中，中國不單是地球上人口眾多，農業經濟發達的泱泱大國，而且在技術以及組織能力方面堪稱擁有最進步的文明。
如果此刻退回到1405年夏末，明代皇帝朱棣登基的第三個年頭;如果此刻置身于揚子江匯合口，那么港口城市劉家港展現給您的將是一幅如此壯觀的景象：一支艦隊，一支在這個世界上從未看見過的艦隊，正在駛向中國南海，以便由那里出發，駛往大西洋，也就是印度洋，當時的中國人喜歡把它稱之為大西洋。一望無際的揚子江面上是叢林疊嶂的紅旗，它們覆蓋了整個水面;空氣中響徹著震耳欲聾的鑼鼓聲。
“三寶”太監鄭和所率領的這支艦隊由317艘船組成。想想看，即使在183年后，西班牙的大型艦隊充其量也就只有132艘船!在鄭和的這支艦隊中，有62艘九桅桿的“寶船”，它們是當時世界上所能建造的最大的木船。其中船身最長的是135米，最寬的是55米;而哥倫布在1492年開往中亞，并且在美洲登陸的那三只“核桃殼”船，加在一起也就剛剛66米，假如把這三只船裝到鄭和的這艘大船里，充其量也就只占半船的容積。這些多層的寶船上裝滿了禮物，那是準備送給沿途造訪的外國王公貴胄的。這些禮物包括：絲綢、錦緞、瓷器、漆器以及其他的珍貴禮物。返航時，這些船將給皇帝帶回異國他鄉的奇石珍品，還要將所訪國度的君主或者他們的使者帶回南京，以便他們親自向大明皇帝行三跪九拜的大禮，并親手呈獻貢品。為了能夠按照禮儀解決那些達官貴客的食宿，這些寶船還設有豪華的客艙和接待大廳。
鄭和艦隊的使命就是，把朱棣皇帝登基、永樂年號，即“永遠保持友好、歡樂”的消息傳送到世界各地，并展示這位萬能的統治者的權力及其王國。艦隊先沿著中國海岸行駛了400海里，隨之在福州南部的閩河入海口拋錨停泊。為了等候東北季風，艦隊在那里停留了四個多月，隨后于12月底開到她們的第一個目的地：位于蟬木琶的占城(越南南部)。艦隊由此橫穿南中國海，揚帆駛往爪哇島(今印度尼西亞)，隨后開往馬六甲，也就是馬來半島的門戶。然后再駛往蘇門答臘島，在北部地區上岸暫息。接著，艦隊橫渡印度洋的東部，在錫蘭(今斯里蘭卡，下同)靠岸，短暫停泊后又揚帆抵達位于印度西南海峽的海濱城市奎隆，之后從1406年12月份到來年的4月份，駐扎在大型貿易中心城市卡利卡特。然后，艦隊借助西南海風，返回劉家港、南京。返程的船上滿載著來自鄭和所訪國家的使臣，他們要前往大明的首都南京，向這位皇帝表達他們效忠的意愿，并請求得到加入這個中心之國的貿易體系的許可和接納。在艦隊回歸途中，鄭和殲滅了一支占據著馬六甲海峽的強大海盜艦隊，至少消滅了五千余名海盜，并將俘獲的海盜頭目帶往南京，以便讓大明皇帝對他們的生死作出判決。
隨后，在永樂皇帝年間又繼續了五次遠航：1407年一次，1409年一次，1413年一次，1417年和1421年各一次。所有遠航都是在鄭和的統帥下進行的。
第二次遠航時，艦隊曾駐扎在泰國的暹羅，并且把暹羅國王志愿派往明朝的使臣帶回南京。鄭和在卡利卡特安撫了那位新國王，并且把大明皇帝所賜玉璽授予這位國王。
第三次遠航始于1409年秋。其使命之一就是把大明皇帝賜予卡利卡特國王的新印授予他，因為這位國王的第一枚大印被暹羅人(原來泰國人的稱呼)搶走了。鄭和在那里豎立了一個紀念碑，從碑文中可以看到大明朝皇帝對當地馬六甲人的愿望，那就是“臣服于中國，以示有別并超脫出那些未開化的野蠻人”。也就是說，這種附屬狀態并非被視為社會地位的降低，而是得以提高。同時，他把這個新國家置于自己的保護之下，以免它為暹羅和馬六甲強敵所吞食。艦隊此行不僅訪問了奎隆和卡利卡特兩座城市，同時還訪問了卡利卡特的貿易競爭對手城市科欽。歸途中曾在錫蘭發生激戰，鄭和打敗僧伽羅人的軍隊，俘獲了其國王，并把他帶往南京。1411年7月，艦隊返回南京。明皇帝赦免了錫蘭國王，由此也把錫蘭列為附庸國，令其定期進貢。艦隊所造訪的其他的王侯和首領們向明朝皇帝獻上他們臣服的貢物，當然也收到驚人的饋贈。那些隨艦隊而來的商人們隨之獲得了在明朝國土上開辦商店、銷售自己商品的權利，而這種附屬于中國的進貢關系極大地刺激了他們與華通商的強烈欲望。附屬國通過敬獻貢品獲得明皇帝回贈的賜品，這種交換在當時不啻為一種貿易方式。
隨后鄭和三次出使南洋。
第四次遠航(1413年秋到1415年8月)經卡利卡特開往波斯灣的霍爾木茲，這是著名的寶石、珍珠、珊瑚貿易地。歸途中，鄭和平息了蘇門答臘島北部地區的內亂，扣留了叛軍首領，并把他帶往南京。
第五次遠航(1417年到1419年)的任務是，把那些隨第四次遠航艦隊來到南京的外國使節們送回家去，因為他們在南京已經生活兩年了。艦隊在霍爾木茲稍事休整后繼續行駛，第一次訪問了位于紅海入口處的亞丁，隨之揚帆沿非洲東海岸繼續前行，直抵馬林迪(今肯尼亞的港口城市蒙巴薩附近)。艦隊在非洲東部地區裝上了滿載野獸的貢品箱，有獅子、豹子、單峰駱駝、鴕鳥、斑馬、犀牛以及作為最珍奇的動物的長頸鹿。
這支艦隊還于1421年再次開往非洲東部地區，以便送那些在此之前已經前往南京的外國使節們回國省親。
艦隊在1413到1415年的第四次遠航中，在從北蘇門答臘島前往錫蘭的途中，數艘船只離開主艦隊，并向北馳駛入孟加拉灣。歸途中，他們帶上了當地的國王。這位國王要呈獻給明皇帝一只珍禽異獸：一只他自己從東非獲得的長頸鹿。隨后的遠航自首次抵達東非時起，就陸續把長頸鹿運回南京。中國人把長頸鹿看作童話中的“麒麟”，它的出現意味著國家有了一位仁慈、英明的皇帝，預示著王朝處在“永和”盛世。
事實上，此刻的中國處在其最強盛的時代。皇帝的光芒普照著整個亞洲：從亞洲東北部經日本到朝鮮，再經東南亞到南印度諸島、波斯灣以及東非海岸，所到之處的國家及其貿易城市都臣服于這個普天之下獨一無二的大明皇帝，至少從表面形式上是如此。一個由中國主宰的、環繞著亞洲的貿易世界就這樣形成了，它覆蓋了北起日本海和東海，南到南海和印度洋的整個地區。
臣服于這位至高無上的皇帝、并在某種程度上接受中國文化，這在當時是與中國通商的一道門檻，對此許多外國統治者都樂此不疲，因為他們不僅可獲得貿易的特許，而且可提高自己的地位，同時在對付國內暴亂方面獲得某種保護，從而鞏固了自己管轄地區的和平與安定。在大明皇帝那儒家道德力量不能自然普照到的地方，鄭和就借助于自己的艦隊，去說服那些地方的當權者，讓他們認識到臣服于大明皇帝的好處。當然，在當時，中國人也只是滿足于順我者善待之，逆我者撤換之，而不是自己去統治這個地區。
永樂皇帝的貿易王國是完全另外的一種，它不同于百年后歐洲人在世界上所推行的那種殖民地式的統治。對這些外國人，中國人既不奴役他們，也不驅逐和滅絕他們。他們的做法既不同于16世紀墨西哥、南美的西班牙征服者對土著印地安人的做法，也不同于英國移民在北美對待印地安人的方式。中國人不在海外建立那種要自己去統領的殖民地，而是滿足于他們對至高無上的中國皇權的形式上的認可，并按照中國人的規則與中國通商。如果不考慮道德問題的話，那么與歐洲殖民地統治者所建立的貿易體系相比，中國這種以宗主國身份所制定的規則及其貿易體系還是比較合理與經濟的。而歐洲人真正意識到這一點，那已是在大約四百五十年后，也就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受到災難性的打擊之后。
中國一直是歷史的主角
在過去的近兩千年的歷史中，中國不單是地球上人口眾多，農業經濟發達的泱泱大國，而且在技術以及組織能力方面堪稱擁有最進步的文明。 在從公元前221年到公元220年的440年間，在第一位皇帝秦始皇及其后來的漢朝統治下的中國是與羅馬帝國遙遙相對的另外一個泱泱大國。就其人口、面積、交通網絡的長度而言，兩個帝國彼此相當。羅馬帝國作為環繞地中海諸城市及諸國的一種聯邦，當時已具有相當高的城市文明。羅馬帝國的圓形露天劇院(如羅馬的大型斗獸場)、浴場、大型會議廳等的壯觀，標志著它在公用建筑方面超越了漢代。兩個帝國彼此相似的僅有皇宮，可中國皇帝那時的陵墓卻是羅馬大帝無法比擬的。另一方面，漢朝在農業技術以及冶煉技術方面是相當先進的，影響到整個的生產經濟。當時兩個帝國之間沒有直接的交往，完全是兩個分離著的世界。羅馬通過中間商用黃金從中國進口絲綢，故此早在一世紀時羅馬帝國元老們就抱怨說，羅馬所有的金子都流向了亞洲。
唐代是一個驚人的爆破性發展的時代。大唐皇帝把自己的王土向東北擴展到滿洲、朝鮮，向南占領了安納姆(今越南北部地區)。最重要的擴張當屬向西北的推進。經過戈壁、穿過草原、越過無數高達5000米的風雪連天的山口，大唐皇帝的軍隊暴風般地沖過中亞走廊，經過介于阿姆河與錫爾河之間的沙漠，在遙遠的中亞地區建立了軍事武裝保護國。
重新開通通往西域的“絲綢之路”，使中國貫通了與西亞、地中海周圍的阿拉伯地區以及南部的印度等國家與地區的聯系。唐朝的首都長安(今西安所在處)成為世界活動的中心。在這座百萬人口的城市中，住有土耳其人、維吾爾族人、波斯人、阿拉伯人、克什米爾人、印度人、僧伽羅人、藏族人、鮮族人。巴格達也像拜占庭一樣給這里派駐了使臣。僅在城墻圍起來的長安都市里，就居住了數萬名外國商人和使者。除長安城外，在唐王國土上還有其他的大型城市，在那里分布有許多頗具規模的外國人居住區。像佛教、穆斯林、摩尼教、東正教、猶太教、基督教等都有自己的教團，都在傳教、發展信徒。唐朝成了一個世界文化的中心。佛教徒用石雕、銅鑄塑像以及巨幅壁畫來裝飾他們的寺院。也正是這個時代，純粹的中國文化經歷了一個建筑、繪畫、音樂等藝術的黃金時代，尤其是抒情詩歌空前繁榮的時代。18世紀初葉所整理的唐詩集，收集了2300余名詩人的4.9萬余首詩歌。唐朝文化之光越過國界，朝鮮、日本以及越南諸國在此時期學習并接受了中國文化。
唐朝當時屬于一個完全開放的世界，它的開放程度對這個地理位置上封閉的國度來說，不僅是前無古人，而且直到1912年皇室時代的終結為止，也是后無來者的。大約公元8世紀時，出現了排外情緒。在公元842到845年間，4600所佛教寺院被毀除、所有外國宗教被禁止。自此，佛教與政治和經濟分離，盡管它作為一種宗教很快又復興起來，但是也只是作為一種純粹的宗教信仰而存在。公元906年，唐朝政權被推翻。唐代的光輝與佛教的光輝同時熄滅。
宋代的朝廷統治的是一個比較小的王國，而且是一個僅僅關注王國境內事宜的朝代。反思傳統文明使得儒教文化，也就是使純正的中國創造達到了一個輝煌的登峰造極的高度。新儒教運動把儒家的道德學說發展成為包羅萬象的哲學，并在其中確定了人的位置。從而，這種以仁、理為主的哲學成了中國社會精英們的信仰和精神支柱。由此到19世紀末，在這近一千年的時間里，它不僅是社會精英們人生和思想的準則，而且是維系國家和社會秩序的紐帶。但是在明代，當那個在唐代那么開放的中國社會逐漸變成了一個封閉、因循守舊的社會時，儒家學說也變成了僵化的教條。在宋代，儒教的復興卻是一場充滿朝氣和活力的發展運動。如同哲學方面一樣，在藝術領域也出現了前所未有的繁榮昌盛。富有魅力的、淡色的青瓷和以山水、田園為主的水墨畫當屬于宋代最美、最崇高的藝術作品，在其中人被作為微不足道的成分自然地表現出來。
宋代的皇帝都是經過嚴格培養的儒家子弟，身邊大臣都是那些精明能干、忠心耿耿的儒家出身的官員。這些管理著國家的官員們，其中絕大部分都是經過嚴格的科舉考試選拔出來的。這種考試很快地就成為社會上流的主題。儒家教育的發展對于印刷業自然地產生了一股巨大的推動力。宋代第一個把唐代的這個發明付之于大規模的使用。大宋朝廷把傳統儒家的典籍整理為130卷，于公元953年交付印刷并且由國家發行。私人印刷業則出版了大量的年歷、詩歌集、佛教經卷以及其他的許多書籍經典，其中不乏以百萬冊付印的書籍。一個規模巨大的印刷業由此誕生。就當時書籍印刷在社會的精神和政治生活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而言，宋代當屬世界第一。
在技術認知以及使用方面，宋代已經達到了一個高峰。1620年，英國哲學家和王室重臣弗朗西斯·培根出版了其劃時代的著作《新工具論》。在書中，他對歐洲人進行自然研究的過程進行了科學分析。他指出：“觀察發明的結果、影響以及其動力是一件有益的事情。在此方面，沒有什么能比那在古代鮮為人知的三大發明更說明問題。這三大發明就是印刷術、火藥和指南針，它們改變了世界的歷史：第一項發明是在文字交流方面，第二項發明是在進行戰爭方面，而第三項則是在辨別方位方面。隨著它們的出現，帶來了一系列的變化、發展。就對人類的巨大影響和力量而言，沒有哪一個王國、哪一個宗教或者哲學能夠與這三大發明相比。” 中國文明在宋代達到了最高點。其后的歷代王朝還沒有哪一個在精神和物質的豐富程度上超過它。經濟和技術已具備了發展所必要的一切條件，也許只有700年后歐洲工業革命才可以超越它。那時宋代已經是商業化和貨幣交換式的經濟。先進的技術已經為機械生產與全球航海提供了必要條件。許多現代歷史學家會問，為什么當時的中國就沒有看到這些?為什么沒有打通從農業社會進入工業社會的道路?
軸心時代的覺醒
中國文化的基礎確立于公元前一千年初期，即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那是世界歷史轉變的時代，卡爾·亞斯貝爾斯稱之為“軸心時代”。4那時中國的“百家”爭鳴使得中國思想的基本方向得到了發展;在印度，奧義書的作者們對整個世界苦思冥想，并求助于佛祖;在波斯，查拉圖士特拉設想了那副善惡相爭的挑戰性世界圖景;在以色列，出現了猶太教的先知們;在希臘出現了荷馬、埃斯庫羅斯、索福克勒斯譜寫的詩歌;修昔底德撰寫的歷史;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等哲學家。人把自己由盲從以及神話的束縛中解脫出來，并進而追求邏輯思維世界。之后又進一步，黑格爾式的去表述那“潛在的、忘我的普遍意志”。就這樣人開始了反詰和懷疑。人想自己去辨別，“何者為好?何者為壞?”偉大的覺醒開始了，但是無人知曉，它將把人類引向何處。
這覺醒絕非所有人的覺醒。在“群眾”與少數精神精英之間，也就是與那些智力最高的人之間形成了一個很寬的斷裂帶。而且這種覺醒也并非整個人類的覺醒，充其量只是人類內部的一種覺醒。
世界有三個區域處于大發展中：所有三個均位于歐亞大陸。它們當年創造了這樣的基礎，今日世界這三大文化圈正是在此基礎上經過大約2500年的發展才逐漸形成的：中國文化圈;佛教和印度教文化圈;希臘-羅馬和猶太-基督教文化圈。而第三個文化圈內產生了三個姐妹文化：歐洲文化、拜占庭和俄羅斯文化以及伊斯蘭文化。青銅器時代那種統一的文化熔化了，新的軸心時代文化吞食了當年那些誕生在美索不達米亞、埃及、印度以及黃河流域的高級文明，使它們僅僅作為歷史保留在記憶中。唯有中國人在繼續前進，他們把神話時期看作為自己過去的一個組成部分，由此形成了一個有五千年歷史的持續不斷的文化的意識，一個使自己從整體中得到確認的、自豪的意識。所有在這個軸心時代的轉折時刻沒有保持住自己位置的民族，僅作為“自然民族”得以延續下來，即他們的生活進入了一個類似于自然的沒有變化的輪回圈中。直到進入了我們的時代，這些早在2500年前就誕生了的文化才開始隨著外部世界的變化而發展，也使保留不多的“自然民族”融化在其中。
中國走向世界第一，將會是一個什么樣的過程？
鄧小平在20世紀80年代，曾提出用70年時間“三步走”，到建國100周年的時候，實現中國的戰略目標。他最后的囑托也是對國人的激勵，“從現在起到下世紀中葉，將是很要緊的時期，我們要埋頭苦干。我們肩膀上的擔子重，責任大啊!”鄧小平所指的21世紀中葉這一時期，為什么將是很要緊的時期呢?因為這正是中國走向世界第一的時期。
2009年，大前研一在他的演講和文章中多次講過：“25年后，中國經濟規模將是日本的10倍”，日本要重新適應“日本國力只有中國10%的狀況”，日本要有準確衡量鄰國中國的“規模感”。從過去2000年的歷史看，日本國力的規模一直是中國的10%，從明治維新以后才發生變化，現在只不過是回歸到以前的比例關系。日本必須接受“日本比中國小”這個現實，要做“小而強”的國家。龐大的中國市場是日本的巨大商機。日本企業成功的關鍵在于能否擁抱中國。例如高速公路的建設，日本的高速公路全長大約9000公里，而中國一年就要建設8000公里。大前研一最近10幾年頻繁來往于日本和中國之間，現在每年定期到中國8次。他說，現在研究世界不能不研究中國。
美國人對于中國走向“世界第一”，高度敏感，在20年前就有預見。1987年美國人保羅?肯尼迪對世界政治格局有三大預言：一是在最近的將來，沒有任何國家可加入由美國、蘇聯、中國、日本和歐洲經濟共同體組成的“五頭政治”中去(基辛格則認為，很可能再加上印度，構成“六頭政治”)，這些國家將是最后的大國。二是世界生產力量的平衡在某些方面已經從蘇聯和美國及從歐洲經濟共同體，向有利于日本和中國的方向傾斜。雖然中國還落后于日本，但是它發展得最快。三是中國經歷了長期的艱苦奮戰，它的現任領導人看來正在實現一個宏偉的、思想連貫的和富于遠見的戰略，這方面將勝過莫斯科、華盛頓和東京，更不必說西歐了。
布熱津斯基在10幾年前預言說：“二十多年后，中國將成為一個全球性大國，其實力大致與美國和歐洲持平。”美國國家情報委員會為白宮做出的“2020年計劃”中稱：“中國的崛起會像19世紀德國的到來、20世紀美國的顯現一樣不可避免。”
高盛預計，到2027年，中國的經濟規模將超過美國。到2050年，將是美國的兩倍。
美國《世界政策雜志》季刊2008年秋季號文章“中國的崛起”中講到：“到2033年，在世界經濟秩序中，中國可能會毫無疑問地居于首位，美國則位居其次。”“我們希望，美國政府和美國人民能夠開始思考這種具有分水嶺意義的轉折意味著什么，并且思考應對的方式。”“隨著時間的推移和經濟增長與發展問題的出現，我們將聽到更多的‘北京方案’，而不是‘華盛頓共識’。”
《當中國君臨天下：中國的崛起與西方世界的終結》一書轟動西方。作者英國學者馬丁?雅克說：“對美國而言，逐漸成為并非獨一無二的大國，將是一個痛苦的過程。美國必須學會正視、適應自己的相對衰落。……美國最壞的選擇是試圖抵制、遏制中國，那將使世界重新陷于冷戰泥潭，新冷戰只能加速美國地位的下滑。對整個西方世界而言，中國的崛起將加深西方世界的普遍失落情緒。西方正進入漫長痛苦的自我調適階段……我愿意為中國崛起成為世界領導力量鼓掌。中國崛起，改變的不只是世界經濟格局，還有我們的生活方式和思維方式。中國崛起預示著一個新時代來臨。……到21世紀后半期，中國很可能成為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國際體系將發生重大改變。北京將成為世界之都。上海也將取代紐約成為國際金融經濟中心。”
英國《衛報》專欄作家斷言：“中國的轉變使世界的重心東移，21世紀將完全不同于前兩個世紀，權力不再掌握在歐美手中。”
英國人著名經濟學家麥迪森教授在《中國經濟的長期表現》一書中分析認為，中國可能在2015年成為世界最大經濟體。
2008年5月，英國智庫“歐洲改革中心”發表報告指出，世界權力中心東移。到2020年，美國、歐洲、中國的經濟規模將不相上下，各自的GDP將占全球總量的20%。
英國《經濟學家》雜志在名為“2008年世界展望”的報告中指出，2008年是全球政治、經濟“脫美入中”的第一年，即從“美國主導的世界秩序”轉變為“中國主導的世界秩序”的元年。
全球經濟學家：“超越沒有懸念，只是時間問題”
中國成為世界第一，是世界上最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與世界上最大的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競爭結果，說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優越性。這是社會主義國家第一次在生產力總量上超過資本主義國家，社會主義的政治優勢第一次建立在社會主義經濟優勢的基礎之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模式，由于創造了“世界第一”的奇跡，也將成為世界第一模式而大放異彩。在近代世界，創造和占有財富最多的國家，一直是西方國家。二戰后蘇聯的崛起，呈現出趕超美國的強勁勢頭。但是即使是處在巔峰時期的蘇聯，也僅占有美國生產總值60%的經濟力量。在美國稱霸之前的100年中，歐洲列強曾經輪流坐莊。在西方國家領先世界財富總量兩個世紀后，出現了歷史性的轉折，在經濟規模上，西方正在逐漸被發展中國家趕超。到2030年左右，中國經濟總量將超越美國。2050年，世界三大經濟體的排序將是中國、美國、印度。西方老牌大國將甘拜下風。
中國成為世界第一，賦予東方文明和西方文明之間“文明的比較”以新的意義，說明不僅西方文明能夠給世界帶來福音，東方文化也能夠引領世界，而且東方文化具有更大的魅力、更強的生命力和創造力。在世界近代歷史上，主要是英語民族領跑世界，而中國成為世界第一，將開啟漢語民族領跑世界的新階段。
中國成為世界第一，將打破西方的“人種歧視”。1924年在，孫中山《三民主義》中說到：“用亞洲人和歐洲人比，從前以為世界上有聰明才智的只有白人，無論什么事都被白人壟斷。”“到了近來忽然興起一個日本，由此便可知，白人所能做的事，日本人也可以做。世界上的人種雖然有顏色不同，但是講到聰明才智，便不能說有什么分別。”日本雖然是發達國家，但從來沒有成為“世界第一”國家。迄今為止，近代的“世界第一”國家，都是由白種人建立的。中國成為“世界第一”，說明黃種人也是世界的優秀種族，并不是白種人獨優。白種人能做的事，黃種人也能做，而且會做得更好。
中國成為世界第一，將改變西方長期形成的地緣優越感。近代“世界第一”國家，都產生在歐美地區。亞洲是世界上最大的洲，亞洲理所應當出一個“世界第一”國家。中國成為世界第一，是亞洲的光榮。
可見，中國成為世界第一，是在進行一個偉大的事業。它不僅具有經濟意義，而且具有政治意義、文化意義，將給中國帶來巨大的政治資源、道義資源。其世界意義也必將轉化為每個中國人的切身利益。可以說“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中國第一，匹夫有利”。
大國崛起，必有“大志”：“志向”準備
中國人沖刺世界第一的另一個不可缺少的重要準備，是“志向”準備。
大國崛起，必有“大志”，這是一個重要的特點和規律。有“大志”，才能成為“大國”。凡是“大國崛起”的國家，都是具有“世界第一”理想和志向的國家，都是競爭過世界第一的國家。沖刺世界第一，這是世界大國的共同特征、共同性格。正是“要把自己的國家造就成為世界第一”的志向、追求、激情、信仰和信心，才成為一個民族興旺、一個國家崛起的動力源泉。缺乏追求世界第一的雄心壯志的民族與國家，很難成為世界的優秀民族和優秀國家。世界上的優秀民族，都是敢于和善于爭第一的民族，都是在競爭世界第一的比賽中有過出色成績和不俗表現的民族。
葡萄牙在“大國崛起”的時候，只有100萬人口，中國現在一個“大縣”的人口都要比它多。今天的葡萄牙依然是一個歐洲小國，國土面積九萬兩千多平方公里，人口剛過1000萬。但是環顧當今世界，除了大洋洲之外，地球上的各個大陸都有以葡萄牙語為第一語言或者第二語言的國家或者地區。葡萄牙帝國曾經像巨人一樣站立在地球上，橫跨140個經度，縱貫70個緯度，印度洋、阿拉伯海、南海一帶幾乎成為葡萄牙的“內海”。當時的葡萄牙詩人驕傲地宣稱：“我就是葡萄牙，我比整個世界都大!”正是這種“我比整個世界都大”的氣概，使葡萄牙成為近代國際舞臺上第一個“世界第一”。
“小國創大業”的荷蘭人有一幅畫：《阿姆斯特丹女神》。在這幅畫中，阿姆斯特丹女神的手放在地球儀的上面。它預示著小國荷蘭把世界裝在自己的心中，玩地球于自己的股掌之中。荷蘭作為大國崛起的時候，全國人口只有大約170萬，卻在17世紀的世界舞臺獨領風騷，創造了一個黃金時代。
俄國著名作家陀斯妥耶夫斯基說過：“真正偉大的民族永遠不屑于在人類當中扮演一個次要角色，甚至也不屑于扮演頭等角色，而一定要扮演獨一無二的角色。”
戴高樂的名言是：“法國如果不偉大，就不成其為法國。”他認為法國的特點就是偉大，法國的性格就是偉大，法國的目標就是偉大。偉大，是法國的“國家信仰”和“國家志向”。
美國建國二百多年來，一直是在“世界楷模”、“領袖國家”、“美國世紀”的呼聲中前進的。
競爭是人類的天性，國家之間的競爭也是國家的天性。而競爭最需要的是自信，自信才能夠自強。實力最強的國家要有自信，而實力不足的國家，更需要自信。實際上那些崛起的大國，它們在崛起的時候，沒有一個比中國大，在國土面積、人口、財富方面都無法與中國相比。在近代世界崛起的國家中，絕大多數是屬于小國崛起，有的是從國土不足10萬、國民只有百萬的微型小國崛起為世界第一大國。
如果說，20世紀是一個戰爭與對抗的世紀，那么21世紀就是一個競爭與淘汰的世紀。新世紀的國際舞臺群雄逐鹿。美國人說，21世紀仍然是美國世紀。而印度前總理瓦杰帕伊宣稱：“21世紀將是印度的世紀。”在21世紀的世界賽場上，具有奪冠之志的國家豈止一二!21世紀的中國，如果不能成為世界第一，不能成為頭號強國，就必然是一個落伍的國家，是一個被淘汰的國家。
機遇偏愛有準備的頭腦。戰略機遇厚待有戰略準備的國家。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在發展和崛起的過程中，會幸遇難得的戰略機遇期，在這一時期所能得到的收獲，取決于該國戰略準備的質量和程度。
中國的實踐證明，戰略機遇的價值，取決于戰略準備的質量。中國現在所處時期不僅是一般大國崛起的“戰略機遇期”，而且是摘取世界第一的“戰略沖刺期”，必須做出更充分的戰略準備，具備優質的戰略創新、戰略設計和戰略指導。
頭號強國，本來就是中國的歷史。
但是這個國家和民族的優良傳統一度被丟失。丟失的原因，是中國人“集體睡著了”。正如孫中山于1924年所說，中國國家地位在近代世界“一落千丈”，“此中最大的原因”就是“從前失去民族精神，好比是睡著覺;現在要恢復民族精神，就要喚醒起來”。覺醒的中國巨龍，要再立中國第一的志向，再做中國第一的貢獻，再盡中國第一的責任，再圓中國第一的夢想。
美國哈佛大學肯尼迪政治學院教授約瑟夫?奈說：“一些歷史學家認為在歐洲，國家與國家之間有競爭，這的確使它們不斷自我發展。在亞洲，中國的地位是主導性的，沒有任何國家可以與之競爭，而且它在對待北方國家入侵的問題上只是從內部解決，因此沒有對外擴張領土的動力。”
國家間競爭的目標可以分為最低目標和最高目標。美國著名國際關系理論家肯尼思?沃爾茲認為，國家是“以自我保存為最低目標，以爭奪世界主導權為最高目標的相同行為體”。國家間競爭的最低目標，是國家自身的生存。國家間競爭的最高目標，是成為世界的冠軍國家，是取得世界的主導權。成為世界第一，成為冠軍國家，是國家競爭的最高目標和國家奮斗的最高境界。
基辛格在《大外交》開篇中寫道：“幾乎就像是存在某種自然規律一樣，每個世紀都會有一個大國崛起，它有力量、有意志、有智識和道德上的激勵，依據它自己的價值體系來重塑整個國際體系。”
，也可稱為“世界領導權”百年周期理論。他把500年來的國際政治劃分為5個世紀性周期(1495—2030)，大約每隔100年就有一個大國崛起，就會出現一個主導世界體系的霸權國家。在這500年的時間里，先后出現的霸權國家是：16世紀的葡萄牙、17世紀的荷蘭、18—19世紀的英國、20世紀的美國。
中國不僅要和英國、美國并駕齊驅，還要駕于它們之上，這是孫中山的偉大志向。孫中山在1894年于《上李鴻章書》中就提出了自己的改革綱領：人能盡其才，地能盡其利，物能盡其用，貨能暢其流。認為此四者，富強之大經，治國之大本也。四者既得，中國“必能駕歐洲而上之”。孫中山后來還多次講到，實行三民主義，要建設一個駕于歐美之上的“世界第一富強之國”。
把中國建設成為“六至”、“四最”國家，是孫中山一生的奮斗目標。世界第一的中國，在孫中山的心目中是一個“四最”、“六至”國家。所謂“四最”國家，就是世界最強之國、富甲天下之國、政治最良之國、民眾最快樂之國。所謂“六至”國家，就是：至大、至優、至進步、至莊嚴、至富強、至安樂。
1923年12月21日，孫中山在廣州嶺南學生歡迎會的演說中說到：“中國人固有的聰明才智，在全美國之內，無論哪個學校內的哪一班學生，每學期成績平均的分數，中國的學生都是比美國的學生還要更好些，這是美國人共同承認的。”孫中山用歷史證明，中國是富強的時候多，貧弱的時候少;用民族的性格證明，中國人實在是比外國人優。
孫中山認為，作為世界最優秀民族一分子的中國人，一定要有駕于西洋人和東洋人之上的大志氣。他說：“因為我們的土地廣，人民多，中國人天生的聰明才力，比較西洋人、東洋人都要好得多。我們國家改造好了，中國強盛，還要駕乎他們之上。中國人所享的幸福，也當然在西洋人和東洋人之上。大家為國奮斗，造成世界上第一個好國家，才是大志氣。希望大家從今天起，要立這種大志氣。”
重燃中國夢想
在“大國崛起”的氛圍中，對中國經濟長期表現的預測已成為一門“顯學”。 在談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的世界時，凱恩斯在《和約的經濟后果》一書中說：“在這些歡樂的年代里，我們喪失了政治經濟學的建立者們所具有的那種包含深刻思想的世界觀。
18世紀之前，人們并不抱有虛妄的希望。18世紀后期，這種幻想開始流行起來，為了平息這些幻想，馬爾薩斯揭露了一個惡魔。在半個世紀里，所有嚴肅的經濟學著作都對這個惡魔作出了清晰的展望。在接下來的半個世紀里，這個惡魔被我們控制住并淡出了人們的視野。” 這個惡魔就是“馬爾薩斯人口陷阱”。在馬爾薩斯“憂郁”經濟學褪色之后，人們的經濟世界開始被自由放任主義和凱恩斯主義交替統治著，認為存在永恒的投資機會，人類的經濟問題主要在總需求方面，而不在供給方面。黑格爾曾說：“人類從歷史中所得到的教訓就是:人類從來不汲取歷史教訓”。第二次世界大戰后，世界經濟經歷了前所未有的高增長，以至于1929～1933年世界大蕭條產生的真正原因被搞模糊了，人們集體性失憶了，處于非理性樂觀狀態，忘卻經濟生活存在的巨大的有效供給不足的危險。
改革開放的30年中，中國在獨特的歷史環境中取得了成功。而國際組織也沒有因為對中國政治制度存有偏見而否認她的這些成就。其核心領導人制定的改革方針政策旨在循序漸進地構建一個強大的經濟體系。這些大政方針以經驗為基礎，而沒有陷入教條主義的陷阱。這些發展標準沒有以西方國家自由主義經濟模式為參考，而是另外開辟了一條新路。中國則相信：實踐勝于理論，
中國的威脅
貪污腐敗是中國政治經濟體制特有的現象嗎?2005年由國際透明組織進行的最新調查顯示：印度、韓國在貪腐方面是亞洲的頭兩名(中國也難逃調查的法眼)，意大利、法國和希臘占據了歐洲前三名的位置。賣淫、無家可歸者、工作非常不穩定的勞動者、數百萬工人社會保障的缺失、工業化對環境造成的影響，所有這些問題確實都是中國政府要解決的，但它們并不是中國的改革所特有的。
西方一直利用“政治上正確”來干涉別國的很多領域，無論是政治還是社會。而打擊中國也演變成西方政治學家、經濟學家和記者關注的焦點。 “政治上正確”的思想能夠一直占統治地位也是一種因循守舊的表現，人們沒有真正了解中國的發展，仍然對中國保持陳舊的看法。當然也有一些外國人想深入了解中國，對她有一個全面的認識。但是他們通常獲取信息的渠道也只有開放的媒體、雜志或多媒體課件，他們主要關注的是中國的經濟發展。為了吸引觀眾的眼球，增加電視臺或媒體的收視率，媒體的負責人僅僅把一些能得到好處的信息放在了首位，例如火車晚點之類的消息成了他們津津樂道的“焦點”。而報章雜志為了“生存”，也只是報道那些消極的、負面的新聞以及政府的失誤和個別人的錯誤。由于這些唯利是圖的媒體，污染了西方國家民眾的思想，加深了他們對中國的誤會，這些西方媒體也沒有很好地解析中國的發展和政治體制。
照搬接受西方社會的體制，她建立了自己獨特的、和歷史背景及傳統相關的體制，這種體制與其他國家有很大的“差異”，這些“差異”是激勵中國發展的催化劑。而西方媒體則制造出這樣一種假象：中國的政治體制和西方不同，因此她對西方的發展也沒有任何的積極作用。另外的觀點認為：中國的體制改革將會帶給中國人幸福。這兩種觀點從未達成共識，而且也越來越呈現一種對立狀態
是這類文章并沒有提高歐洲報章雜志的素質，他們還是大量刊登不利于中國的言論。事實上，歐洲國家和中國并不是敵對的，在過去的那些年里，媒體和議會都沒有這么強烈的反對中國。很長一段時間里，歐洲人都為中國古老而悠遠的文化所深深吸引，也非常欽佩中國在過去的30年中通過無限的活力和勤奮刻苦所取得的經濟飛躍。曾經提出過“古老的歐洲”一說的美國國務卿和前國防部長唐納德·拉姆斯菲爾德，也對中國特有的古老文化懷有深深的敬意。歐洲人經常會有一些自發的運動，如“抵制美國”，這反映了歐洲人對自己原有傳統文化及對基督教文化的喜愛和眷戀，這也是世界千百年來發展的印記。歐洲人譏諷美國人的文化通常會說：他們能稱霸因為年輕。中國則不同，她和歐洲一樣擁有深厚的文化底蘊，在二者之間，一定能夠找到彼此政治和經濟的融合點。歐洲的政治觀點是比較分散的，通常還需要媒體來維護;而相比較而言，中國的政治體制給人一種很完美的感覺，她建立了一個新型的、非常有益的經濟和社會體系。
簡言之，中國已經在世界經濟發展中扮演著主要的角色，她不是簡單的、像她在這兩三年中自稱的“世界工廠”，很可能中國會超越經濟已經呈現衰退狀態的美國，成為世界第一經濟大國。這一前景是很明顯的，，因為現在美國在制訂未來計劃的時候不可避免地把形容和中國的關系與“交鋒”這個字眼聯系在一起。很自然的，這個預計中國未來實力的報告也引起了美國一些戰略家的警覺，他們認為中國和美國將會在一段時間內呈現一種對立和競爭的關系。為了支持他們的理論，他們對中國實施最大程度的“地緣政治”圍堵，圍繞中國采取不平等“戰爭”的策略，但是這種觀念對今日的美國來說無異于自殺。兩個國家在經濟和金融上完全獨立，美國在金融危機中損失慘重，中國也備受沖擊，畢竟在這兩個超級經濟大國之間一直存在著潛在競爭關系。但是在目前這種情況下，美國和中國之間的矛盾似乎已經開始改變，他們之間已經在協商如何為對方提供一些特權或優惠政策，以期達到保持雙方實力平衡的目標。如果中國有一個國際關系互動的意識，這對華盛頓來說是一個新情況，也必然會引起美國當局的注意，并制定與之相關的新的國際關系策略。目前，美國政府已經把中國放在一個協商者的位置上，并且附加了一個補充性的研究，同時也和歐盟達成了聯盟，甚至和俄羅斯也有一些合作。過去只有民主或共和單極理念的美國正在逐漸向多極和多邊方向發展。
中國戰略建立在兩大主要憂慮之上，一是經濟發展，二是國家安全。中國的政治進程表與美國或是從前的蘇聯并不相同。盡管還存在對于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信仰的宣傳，大規模教授其中的格言以穩固共產黨的權力，但意識形態對于內政和外交的影響都消失了。中國領導人對社會主義模式進行了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概念為基礎的現代化改造。最后，中國并不傳播有可能在外國擴散的宗教教義或哲學思想。歐洲國家外交政策中無處不在的文化傳教士般的熱忱，在中國的戰略思維中是不存在的。中國很自然地利用散居在世界各地的華人服務于國家的戰略目標，卻不尋求有系統地推廣文化和語言。但是，中國最近實施的旨在向海外推廣中文教育的“孔子學院”計劃，顯示出中國有了新的覺悟，認識到了文化在國際交往中的重要性。
事實上，爭論的關鍵是如何解讀中國領導人的官方講話，并依此展望他們的行動和戰略選擇。在美國和歐洲，最為常見的是將這種調查研究建立在意識形態標準之下，把中國視為魔鬼，或是戴著舊世界的有色眼鏡描繪被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光芒遮掩的中國，甚至曲解中國現任領導人的政治決策。而事實上，這些政治決策都是非常務實的，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摒除了意識形態的考量，雖然他們繼續保留了共產主義基本綱領中的一些口號和參照標準。在緊鄰中國的周邊地區，尤其是東南亞，關于中國的爭論受到美國言論的極大影響。美國將中國描繪為歷史上除蒙古帝國對亞洲大陸的征服外前所未有的巨大威脅。另外，面對世界級大國，中等國家甚至微型國家不可避免地感到脆弱。在印度，1962年的戰爭仍然讓人心有余悸。自2003年以來，北京方面嘗試親近印度引起懷疑。由于對中亞地區的影響力的競爭和邊界地區領土的爭端，俄羅斯與中國之間的關系始終十分復雜。為應對美國勢力對中亞地區的干預，俄羅斯選擇與中國結為戰略聯盟，但仍保留著對于中國真實企圖的某種不信任感。日本方面，在奉行公開仇視中國的“民族主義”的首相上臺后，最終選擇倚仗華盛頓而對中國妖魔化的戰略，為壓抑了60年的民族主義開辟暢通無阻的道路。日本民族主義只等時機允許，便會死灰復燃。
在中國領導人的表態中充滿使人放心的言論。 西方陣營中，中國寄望的另一個主要經濟實體自然是歐盟，不僅是為了巨大的經濟利益，也是希望歐盟的參與能夠重新平衡已經被單極化的世界。由此，中國將有可能在國際決策機構中獲得一個重量級盟友，從而催生建立在對話與合作基礎上的“國際新秩序”。 。如果西方政府因為考慮到中國目前的實力，而認為有必要在經貿領域謹慎對待中國的話，那么只會周而復始地屈從于保護主義的政治傾向，尤其是在選舉之前，企圖為自己找到有說服力的替罪羊。 1949年以來，中華人民共和國與一些國家發生過領土糾紛。1962年，中國與印度間因領土糾紛出現過緊張局勢。其他的幾例領土爭端常常造成地區性武裝沖突(尤其是與蘇聯、越南的沖突1979年2月的中越自衛反擊戰是冷戰導致的最近幾場沖突之一。)，政治和戰略的分歧往往以邊界爭端作為托辭。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中國與其最友好的鄰國(緬甸、尼泊爾、朝鮮、蒙古、巴基斯坦、阿富汗)解決了領土爭議。蘇聯解體后，中國與中亞新誕生的共和國(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隨后又與老撾、越南關系正常化。俄羅斯也在1991年5月同意結束自1949年以來一直困擾中俄關系的領土爭議。2004年10月，一項劃定中俄共同邊界的指導性協議的簽訂，消除了兩國建立戰略聯盟的最主要障礙。
中越領土爭端尤為激烈。隨著1999年12月30日在河內簽訂的邊界條約，以及2000年12月25日簽訂劃定北部灣國界的協議，中越邊境爭議得到解決。北部灣地區因其蘊藏的天然氣資源成為爭奪的焦點。2004年6月15日越南方面批準這一協議生效。
中國在南海地區還面臨與許多國家的邊界爭端。這一區域不僅蘊藏著具有經濟利益的碳氫燃料資源，對中國還具有重要的地緣戰略意義。世界一半以上的商業船只途經這一海域，尤其是大部分運往東亞的能源供給船只。日本、韓國及臺灣超過80%的原油運輸，還有運往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和越南的煤和液化氣都要取道南海。如此一來，韓國三分之二的能源供給以及日本和臺灣60%的能源供給都要依靠這一地區的安全。
相關國家間多次發生武裝沖突，1974年及1988年對越自衛還擊戰尤其激烈。中國與其他一些南方鄰國也因邊界爭端爆發過沖突。1992年2月，中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領海及毗連區法》，引起了東盟國家對于領海分歧的擔憂。但相關各方都表現出了以協商方式解決爭端的意愿。2002年11月簽署了《多方行動共同聲明》，承諾以和平途徑解決分歧而不是訴諸“威脅或武力”。在那之后的爭端(2005年1月與越南八名越南漁民在越南政府承認的中國領海死于中國巡邏艦艇的行動，當時漁船正在河內以南200公里的沿海行駛。，同年9月與印度尼西亞的爭端一名中國漁民在印度尼西亞的海軍行動中中彈身亡，四艘中國漁船被指在印度尼西亞海域非法捕魚，其中一艘船被抓獲，船員被扣留。)都是在政治層次得到了有效解決，也沒有被媒體大肆宣傳。
這一地區對中國有雙重的戰略意義。一方面，海上油輪的運輸安全對中國的經濟穩定有著至關重要的意義。中國南海一直受到海盜的騷擾，他們經常襲擊過往船只，造成了真正的威脅。同時，南海也是世界上大規模海盜為患嚴重的海域。此外，一旦與日本和臺灣地區產生沖突，中國在南海的駐軍使北京具備了擾亂它們的能源供應的能力，盡管美軍在該地區也駐有以日本為基地的第七艦隊。為此北京堅持她關于太平洋入口和南沙群島的領土要求，謀求通過協商找到一個解決爭端的方法。
中國經濟驚人的增長速度促使中國進入傳統上屬于西方的領域(碳氫燃料、礦石等)。中國的能源戰略非常有效率，她利用華盛頓的每一個政策弱點、政策錯誤達到加強其在能源豐富國家的影響(如伊朗、“9·11”后的沙特阿拉伯、委內瑞拉等)，這迫使美國人不得不重新審視自己富有侵略性的單邊主義政策。
中國的傳統思維認為，世間萬物是根據陰、陽二“氣”融合的原則運行的，是建立在“萬物皆有聯系”的基礎上，即“共存，協調，相聯，互補……由此產生了一種世界觀，世界不是由分散的、每個成分都自成一體的獨立個體的集合，而是一個整體和部分相互聯系的網絡，沒有超越其他部分的個體存在”。安妮·程、Seuil著：《中國思想史》，第37頁。這一思維在中國經常被提及。在中國領導人設想的多極世界中，美國是中國互補的、必不可少的伙伴，是另一個能夠維護當今世界平衡的因素，而不是與中國對立的。通常在外國看來，中國是如此強調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如此的顛覆傳統，以致于無法找到貼切的語句來定義中國的戰略，然而，千年傳統思想對中國人思維的影響比只有百年歷史的意識形態的影響要深遠得多。中國領導人反復發表宣言，強調中國經濟是完全建立在世界經濟長久穩定基礎上的，這恰恰印證了上面的觀點。
高連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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