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明顯，從3年前來看，當下的世界經濟危機是很難避免的。當時，金融投機規模與實體經濟的脫節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只能靠危機來解決。畢竟，所有生活必需品、服務和再生產來源于實體經濟。政治無法在短時間內解決的問題，只能在危機后調整，所謂“百廢待興”，但調整的代價是巨大的。
3年前，良性經濟行為的價值觀已經被摧毀了。即便不是每個地方都如此，但在相互聯系緊密的世界，尤其是在美國，與良性價值觀相悖的觀點顯露于經濟的很多方面。2010年，金融和經濟的受損程度是如此之強，以至于在現有體制下，沒有什么政治力量有能力重新帶領經濟走出危機。
世界經濟的不平衡也是驚人的。盡管全球化程度已然很深，但這個星球上的經濟仍被分割成接近200個經濟體，而不是由諸如歐盟這樣的幾個大塊構成。
3年前，所有經濟體都顯露出外部平衡的缺失，具體體現在極為明顯的貿易順差或逆差。如果我們忽略統計上的錯誤疏漏，全球范圍內順差和逆差額應該相互抵消。然而，假如我們把當時的所有順差和逆差相加，在2008年，這兩者的差額占到全球國民生產總值的6%!在這樣的結構不平衡情況下，危機怎么可能不出現?
13年前
——新自由主義主導國家政策
13年前又是什么樣?在上世紀90年代末，我們有可能避免今天的危機嗎?在這里答案變得更加復雜。
當時，人們確實做了一些努力：人們就貨幣主義(新自由主義的基石)和新凱恩斯主義(在很多圈子里重新受推崇，但也絕非是醫治當前疾病的靈丹妙藥)展開了激烈的辯論。一面是全面放松管制，另一面是合理政府干預;一面是絕對市場主義的辯護者，另一面是政府作用的擁護者。很多國家成功抵御了新自由主義的攻擊，大國中如中國，小國中如斯洛文尼亞。
與此同時，在其他國家，抵御新自由主義的思潮間歇性地出現，比如印度和波蘭。一些拉美國家，如巴西、阿根廷，為了向美國示好，它們最開始選擇信任“華盛頓共識”，但后來，它們還是采取了“反華盛頓共識”的經濟政策。
在西方國家，不管是美國民主黨的“克林頓主義”還是英國工黨的“布萊爾主義”，都未能阻止新自由主義的風暴。于是在世紀之交，新自由主義成為經濟學界和政界的主流。后來的事，全世界都知道了，那就是以英美為代表的新自由資本主義模式的崩潰，危機爆發。
30年前
——危機可以被避免
那么，30年前呢?今天的多層面危機，在那個時候有可能被避免嗎?答案顯然是肯定的。
在當時不斷清晰的全球化背景下，完全沒必要去追尋新自由主義。上世紀80年代，新自由主義還是非常粗淺的流派，只是循著社會市場經濟模式規劃的道路發展。市場經濟模式的特征，包括社會凝聚力和機制化，也就是既允許私有企業的發展，也強調國家監管，保持生產力上升與資本有效運作間的平衡關系，它還關注到自然環境和文化層面的發展。
然而當時，社會市場經濟運行良好的北歐國家在世界舞臺上的地位微不足道，致力于統一的德國和經歷結構性危機的日本正忙著處理其自己的事務，新興經濟體的學界政界精英們還處在天真爛漫的時期。于是，在美英等國的帶領下，世界因為自己過度的貪婪和普遍的短視，踏上了另一條路。
現在我們有必要對未來下結論了。現在，在美國和中國、歐盟和俄羅斯、日本和印度等等這些主要國家，決策者和思想家都要從過去的經驗中吸取教訓，為未來的30年負起責任，這就需要更強有力的智力與政治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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