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意義上的金融放松管制，最早始于1960年代前后的美國。20世紀下半葉，美國銀行法律和監管體制經歷過多次重大變革，亮點集中在1980年代以后。美國政府逐漸放松金融管制，銀行開始跨地區設立 分支機構，不斷開發新的金融產品，堅持多年的地域限制和分業經營限制被打破。 索羅斯說：“八十年代中期里根政府出臺對信貸放松管制的政策，以及市場‘原教旨主義者’對于市場的自我修正能力的過分信任，導致了美國市場的信貸泡沫越來越大，并最終引發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機。”
美國九十年代在金融業的放松管制方面也邁出了半個多世紀以來最大的兩個步 驟。取消了對金融機構在市場準入上對地理和產品兩個方面的限制。雖然早在1987 年聯邦儲備委員會就開始允許商業銀行 經營與其銀行業務密切相關的公司證券的承銷和交易同時規定此類收入不得超高其 總收入的5%(這一比例以后被逐步提高)，在此后也陸續為JP 摩根公司經營證券 業務和花旗銀行收購經營保險和證券業務的旅行者集團開了綠燈。
1994年國會正式通過了《瑞格爾尼爾法案》(Riegle-Neal Act)。這一法案正 式結束了關于跨州經營和設立分支機構的所有限制。而打破產品上的限制則經歷了 更為復雜的過程。
真正從法律意義上徹底廢除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還是在1999年11月國會正式通過了GLB 法案。 GLB法案廢除了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中最核心的兩個條款， 即禁止國民銀行和州 成員銀行設立以經營證券業務為主的附屬機構和禁止國民銀行和州成員銀行與證券 經營機構擁有共同的管理人員、工作人員和董事的規定，這就意味著， 隔離商業銀行與投資銀行的防火墻被拆除 了，但由于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中另外兩條(16條和22條)依然有效，因而，與 歐洲的全能銀行(universal bank)所不同，美國的銀行不能直接來經營證券和其 他業務而必需通過另一個法律主體進行。因此，GLB 法案在廢除了銀行證券產品混 合經營的禁令的同時，創造了兩個新的公司形式，金融控股公司(Financial holding company)和金融子公司(Financial sub- sidiary)。前者用以取代原 先的銀行控股公司(Bank holding company)并賦予其非常廣泛的業務范圍，可經 營銀行、證券、保險以及商人銀行(這里主要指直接投資)等業務;后者則是由國 民銀行設立的經營金融性活動的子公司，其業務范圍比金融控股公司略窄，不包括 保險業務但經聯儲和財政部(貨幣監理署)批準可經營商人銀行業務。
在此監管框架下，多數金融機構經批準都可以通過金融控股公司或金融子公司的形式開展跨地 區跨產品跨行業的多種業務。雖然許多金融機構將會根據其自身具有的特點和優勢而找出一個特定的市場定位(某些地區或某類產品)，但所有機構的潛在經營范圍 卻被擴展到幾乎不受限制的地步。正如GLB法案被稱為“金融現代化”法一樣， 實際上這確是美國現代金融史上的一次大解放。它意味著在美國實行了近70年、對國際金融界產生重大影響的金融分業經營制度，終于走向終結，以“貓”“鼠”雙贏走進了金融發展新紀元。
賭場資本主義的特點
在過去的工業資本主義那里，人們通過勤勞工作、創造發明而致富，而現在這些品德在金融資本主義面前變得一文不值。德國社會學家韋伯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一書中所描述的那些導致資本主義成功的因素，例如勤儉、節約、勤奮努力等美德，已經被金融資本主義所拋棄。與產業資本密切的經濟民族主義也蕩然無存。如今的許多投資銀行家是沒有國家概念，沒有道德底線，也無所謂社會責任的人。從前有個“美國夢”，即在一個自由的國度里，人人可以通過自己的努力而獲得成功。這個夢現在不再現實。金融資本主義不需要傳統意思上的勤勞、努力等美德，它的美德是“機會主義”。
當今資本主義的金融資本主義，和實體經濟的關系也已經有了質的變化。雖然實體經濟還是依賴于金融經濟，但金融經濟可以脫離和獨立于實體經濟而運作。這是一種單向面的依賴，即實體經濟依賴于金融經濟，但后者不必依賴前者。
金融在成為當今資本主義的絕對核心之后，明顯呈現出三大趨勢。第一是金融資本挾持了政府，甚至整個經濟。金融資本(例如華爾街)往往是“過大而不能倒”(too big to fail)。其邏輯就是，“我倒下了，也要把你(整個經濟)拉倒;因此，你如果還想活下去，你首先必須把我救活”。事實上也的確如此。為了拯救經濟，美國政府動用了大量的納稅人的錢來拯救美國的金融業。
相反，金融業還是根據自己的邏輯發展。當然，除了威脅政府，金融資本實際上也早已經開始操控政府決策。例如，西方國家早就有征收金融交易稅的思想，意在遏制過度投機的金融交易。但那么多年了，這個思想還只停留在思想。要把此思想轉化成為政策和法律非常困難。原因很簡單，金融業用其巨大的財富力量在背后作梗。即使是像2008年那樣大規模的金融危機，也沒有促成美國政府推動這個立法進程。
第二，當代金融業不產生就業。不產生就業是當代金融業的性質決定的。首先是全球化。金融資本最具有流動性，全球化時代更是如此。資本的特性就是流向可以獲得最高回報的地方。因此，很容易理解，在美國政府動用納稅人的錢拯救了金融業之后，美國金融資本并沒有意圖來擴大國內的投資，拯救實體經濟;相反，它仍然流向海外發展中國家，因為在那里，它可以獲取遠較國內高的收獲。
其次是當代金融業的技術性質。當代金融業不是為實體經濟服務，而是用貨幣炒作貨幣，因此它可以使用大量的高科技，是高度電腦化的行業。從其所雇用的員工的結果來看，只有老板和少量的技術操控人員(那些畢業于著名大學的優秀分子，也即金融工程人員)，不需要傳統金融業所雇用的大量雇員。因此，華爾街在不斷制造著富翁的同時也在解雇大量的員工。美國聯儲局主席伯南克最近抱怨說，失業已經成為美國的“國家危機”。這表明如果金融資本主義照此發展下去，其越發達，就業情況就會更加糟糕。
金融資本天然的反民主特質
第三，當代金融業迫使世界上所有一切“貨幣化”或者“商品化”(如果用馬克思的術語的話)，不管有形的還是無形的，物質的還是非物質的。這也是金融資本的本質決定的。只有當一切貨幣化了的時候，它們才可能成為“流動性”的一部分，才可以進入金融交易的過程。金融資本要求各國政府放松對資本的管制，要求開放資本賬戶，要求用貨幣來量化財產的價值，等等，這一切都不難理解。
從這個角度看，當代金融業也不需要傳統資本主義所需要的自由，即避免政治權力的干預。相反，在很多領域，金融資本主義需要政治權力來幫助推進事物的“貨幣化”進程。這典型地表現在新自由主義和專制政權之間的精誠合作。在一些專制國家，私有化運動遠較民主化國家來得有效和徹底，在那些地方，權力和資本的結合推動了私有化運動，私有化又推動著“貨幣化”，最終又服務于資本與權力。
誠然，并不是說沒有政府認識到貨幣化的弊端和惡果，但幾乎沒有政府能夠拒絕金融投機為其所帶來的“快錢”(短期內的經濟景氣)，并美其名曰“生產效率”。這方面，美國表現得最為顯然。因為政府需要大量的錢，就放松對金融業的監管，讓金融投機大行其道，在國內和國際興風作浪。對美國來說，因為其金融系統控制了整個世界，美國通過其金融業的投機，把其他國家已經貨幣化了的財富轉移到美國來。有這么大的好處，美國政府是不會對金融業實行真正有效的監管的，盡管金融業這樣做也在其國內制造很多問題。
英國著名政治經濟學專家蘇珊?斯特蘭奇在《賭場資本主義》著作中對當代資本主義經濟的一種比喻，它形容當代資本主義具有高度的投機性和風險性。斯特蘭奇和其他一些西方左翼學者認為，當代資本主義社會恰如一個巨大的賭場，它具備了賭場的所有要素：賭徒、賭具、賭資、籌碼和賭場的規則，它也像賭場一樣充滿了投機和風險，少數賭徒可能一夜暴富，但更多的則是滿盤皆輸。
金融資產階級的特點
金融資產階級歷來就有，在亞當斯密時代，人類還沒有進入真正的資本主義時代時，亞當斯密的國富論中就有大量關于銀行家的批判，馬克思的著作中關于銀行間的記載也很多。銀行和股市在長期以來一直是金融的兩大主要形式。盡管一直存在金融資產階級，但金融主導，人類進入金融資本主義時代則是上世紀七十年代后期的時期，其中三大標志事件，一個是金融放松管制，一個是利率市場化，一個是互聯網企業的興起。互聯網企業靠是人氣，必須有一定的關注度才能盈利，因此很難像傳統企業那樣一步步完成原始資本的積累，必須高舉高打，因此誕生了一批私募資本階層，這是傳統工業時代沒有過的現象。
金融資產階級比其他階級更加貪婪，因為金融資產階級更希望賺快錢，賺大錢，金融資本也更加冷血，因為他們一切只以金錢來衡量，嚴格計算投入產出比，金融資產階級賭博性更強，傳統的工業資本堵的只是商業趨勢，而金融資本什么都敢賭，金融資產階層幾乎毫無社會責任感，因為他們的產品不直接面向社會，而且都是輕資產公司，不會像傳統產業那樣擁有動輒幾萬的員工，金融資本階層渴望被關注，傳統產業資產階層只希望人們關注他們的產品，而企業老板本人則往往非常低調，而金融產業，嚴格說沒有核心產品，他們只能打造明星，或是明星老板，明星交易員，明星分析師，或是直接傍上明星企業等，由于有出名的需要，因此這些人更喜歡在公共事務領域發言，更喜歡向做全民明星，這樣才能得到更多的關注，招攬到更多的客戶，接到更多的業務。金融資產階級的掠奪性更隱蔽，雖然這些人為的是赤裸裸的利益，但這些人往往喜歡給自己披上成功人士，慈善家，公共知識分子，社會活動家的外衣。金融資產階級對政治的欲望更強烈，但他們不喜歡像傳統產業資產階級那樣用錢來收買政客，而更喜歡用自己的社會影響力和社會控制力讓政客主動就范。
高連奎經濟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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