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張千帆在《環(huán)球時報》上發(fā)了一通感慨：“令人奇怪的是，到今天，互聯(lián)網(wǎng)上居然還有一些人對‘文革’流露戀戀不舍的情結”，“這讓我感到難以理解，甚至有點震驚。從1981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對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算起，‘文革’已蓋棺論定30多年，怎么今天出現(xiàn)懷念聲?”(《環(huán)球時報》2012.5.7.14)
不常上網(wǎng)，也沒有看到多少“懷念聲”。但張教授的“感慨”，使我也想議一議。
“蓋棺論定”，詞典解釋說：“蓋棺，指人死后裝殮入棺。原作‘蓋棺事定’。……意思是人的好壞、功過只有到生命終了后才能作出結論。”但是人們在使用中，往往只注意其“不可更改的評價”的意思。張教授就是這樣用的。
一個人，一生中要做許多事情說許多話。有的做對了、說對了，有的做錯了、說錯了;做的可能有好事，可能也有壞事;興許會有為后人贊揚、稱頌、記懷的功績，也許會有遭后人指責、貶斥的過失、罪惡。但只要人活著，他就處在變化中：會做好事，或者做壞事。而對人的評價，總是是非、好壞、功過對比的結果。所以，古人認為：一個人只有死了，不會做事了，不能說話了，才能對他的一生作出確鑿中肯的評價，這樣的評價就是、也才是不可更改的。以至于寫下了人們熟悉的詩句：“周公恐懼流言日，王莽禮賢下士時，假若當時身便死，一生真?zhèn)斡姓l知?”
這幾句詩說明了“蓋棺論定”的必要性，卻并不意味“蓋棺論定”的可靠性。實際是，比如孔夫子、秦始皇、曹操……，“定評”都不定了。
“評價”，總是決定于兩個方面：決定于被評價的事實;決定于評價者的立場、觀點、思想方法。新的史料被發(fā)掘出來了，評價者變了——或者改換了評價者，或者評價者的思想觀點“改換”了，都會使“定評”不定。
一個人，一生中接觸許多人，影響許多人，對其評價就不盡一樣。所謂“定評”，如果只是一部分人的，在其他人看來，那就更其不定了。
千百萬人的歷史活動尤其不能、不可能“蓋棺論定”。例如文化大革命。
歷史是一個階段接著一個階段，一個過程連著一個過程持續(xù)發(fā)展的，除非主體滅絕，是不可能中斷、不可能終結的。創(chuàng)造著歷史的人民群眾的思想取向，體現(xiàn)著他們的希望、需求，決定著過程的進程。需要、要求改變了，思想取向就要變，“過程”就會為新的過程所取代，從而歷史就呈現(xiàn)出階段性，呈現(xiàn)出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所謂“社會主要矛盾”云云，則是政治經濟學闡發(fā)的意義。過程推進了，階段更新了，歷史并沒有完結，歷史的發(fā)展仍在繼續(xù)，不可能“蓋棺”。
然而，正像個人時常回顧、反思自己的思想作為、評價別人的是非功過一樣，人們對于過往的歷史，也會有總結，有評價，例如《關于建國以來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就有對“文革”的評價。這種評價，目的在于統(tǒng)一全黨，首先是統(tǒng)一黨的領導層的思想認識，以開拓新的歷史時期。否定文革，就是說今后不再那樣干了，要集中精力搞建設。這種評價，哪怕是“統(tǒng)治階級的思想”，哪怕是極具權威、極其睿智的人的見解，也只是一部分人給出的結論，不是蕓蕓眾生的思想。有趨向的必要，無雷同的必然。思想這個東西，可以控制，卻無法壟斷。比如對文化大革命，鄉(xiāng)里坊間與象牙塔里有不一樣的看法，是一點也不奇怪的，完全一致才是奇怪的事情。“我們雖然是從歷史中走過來的，但要從觀念形態(tài)上恰當?shù)胤从硽v史是很不容易的”。聽到、看到“懷念聲”，不應該“感到難以理解”，不必驚呼“居然”。
也有應當“感到難以理解”的事情：為什么只有在“互聯(lián)網(wǎng)”上才能夠看到“懷念聲”?
中國的媒體，都自稱是人民的媒體，大眾的媒體。為什么卻沒有互聯(lián)網(wǎng)上能夠看得到的聲音?是這些人不屬于“大眾”“人民”的范疇，還是媒體自外于“人民”“大眾”?有一種說法，叫做“堅持正面引導”。竊以為，“封壓”和“打殺”決不在“正面引導”的內涵之中。“要人家服，只能說服，不能壓服”。“說服”，靠的是理由：理論和事實。而不是靠手段。靠手段要人家“服”，就是“壓服”，其結果就會是“壓而不服”。“懷念”“贊揚”“四大”，想要“四大”的，多是難以或者不能發(fā)布己見的人。不像張教授，隨便“謅”幾句，就能上版面。張教授不懂?
張教授教導說：年輕人千萬別緬懷“文革”。那就要問，張教授經歷過“文革”嗎?理解文革嗎?從《年輕人千萬別緬懷“文革”》對“文革”的描述來看，張教授并未參加過文革。充其量，當文革進行時，他還做著“童年的夢”。他的頭腦中的“文革”的“形象”，是妖魔化文革的宣傳和“傷痕文學”一類東西“教化”的結果。縱然有筋，卻既沒有肉，也沒有骨頭。而“傷痕文學”發(fā)展的結果，就是“太Y和R”、就是“河S”。
人的思想認識，源于實踐的體驗。文化大革命，是中國七億多人經歷了十年多的一場運動。人們的體驗是多方面、多角度、多層次的，是有差異的，甚至是截然相反的。對文化大革命的認識，有的人公開發(fā)表了，有的人發(fā)表不了。但總不能說，不能發(fā)表的就不是見解。就算你不承認它是“見解”，也總是一種存在。難道不許“存在”存在?
人們接受“信息”，并非只是“聽”。“聽”也不是只聽一種聲音。尤其是年輕人，思想敏捷，聽了一方面的，還想聽聽另一方面的;聽了媒體的、政教的，還要聽聽鄉(xiāng)間的、里巷的。除了聽，還要看，還要想，還要探討。而且“文革”過去并不久，年輕人的老人中，經歷過文革的很不少，控制輿論還行，要鉗制思想就太難了。這些人們，雖然被人斥為“文革余孽”，“傳統(tǒng)勢力”，但也顯露出斥責者辯解中的幾分無奈。
年輕人的體驗，如果與“說教”相悖，他就要想，就要思索，就要檢討“道路”。他們從自己社會的歷史中檢索、尋求，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情，而且也不可阻擋。這與是否認為“文革”的時候“和諧得很”、“鶯歌燕舞、均富廉潔”沒有多少關系。但如果他們檢索的結果與張教授的說教相去甚遠，那就不是虛張聲勢地嚷嚷“千萬別”就能夠達到目的的了。
在張教授的筆下，文革是混亂的、恐怖的、血腥的。“如果真把今天在風調雨順中長大的年輕人放回‘文革’社會，那樣的日子恐怕連一天都過不了。”
可是從“文革”中過來的年輕人，有的當了官，有的當了教授，有的成了“企業(yè)家”，有的…… 一句話，今天的社會，難道不是從“文革”中過來的“年輕人”承托起來的?不能明白，“今天的年輕人”為什么生命力就那么弱?
文化大革命，是歷史上的第一次。從文化大革命走過來的“年輕人”，在此之前也并沒有經歷過“文革”。如果說“艱難困苦，玉汝于成”的話，今天的年輕人，今后的年輕人，又該怎么辦?如此理解社會歷史，邏輯混亂，不亞于糊涂了的老太太。
“在數(shù)不清的‘武斗’和鎮(zhèn)暴中慘死的紅衛(wèi)兵就有多少?”真夠駭人的。但“鎮(zhèn)暴”和“文革”是什么關系?如果發(fā)生在66年到76年十年之間的事都算“文革”的話，張教授是不是說得太少了?比方說，我們生產隊的一頭牛在一九六八年的春天死了，依著張教授，就該說“這頭牛死在‘文革’中了”?
細數(shù)“十年”，可被稱為“鎮(zhèn)暴”的，有青海的趙永夫，青島的王效禹，西南軍區(qū)的解放軍開槍，至多再算上“四·五天安門”。
趙永夫和王效禹，都是以“震壓反革命暴亂”的名義鎮(zhèn)壓了革命群眾，他們也都受到了無產階級專政的制裁。文化大革命中，通行的箴言是：“凡是鎮(zhèn)壓群眾運動的都沒有好下場”。
西南就不同。當數(shù)以萬計的人群不聽勸阻，不理警告，甚至也不聽中央的電令，不懼“鳴槍示警”，蜂擁著向軍事重地沖鋒的時候，請問張教授，你說該怎么辦?當然，絕大多數(shù)的人是受了極少數(shù)人的欺騙、煽動、蠱惑和蒙蔽，這極少數(shù)的人最后也落入了法網(wǎng)。但是在當時，你說怎么辦?
至于“四·五”天安門SJ，據(jù)說被捕的不少，“慘死的紅衛(wèi)兵”，沒有聽說過。再說，在天安門廣場上，發(fā)生了兩起“事件”，可以比較一下嘛!
當數(shù)萬、十數(shù)萬人，與政府當局對壘不下，節(jié)制不了，誰都不能控制的時候，結局只能有兩個：或者政權垮臺，或者遭到鎮(zhèn)壓。如果這個政權是不受人民群眾擁護的政權，它終必會要垮下去;如果它竟沒有倒，鎮(zhèn)壓，就總有“正當?shù)睦碛?rdquo;!這樣清楚明白的事理，講給大學教授聽，真是有點“口羞”。況且除了趙永夫，也不都是針對“紅衛(wèi)兵”的。紅衛(wèi)兵，依照隨后和現(xiàn)時的理解，就是指大中學校的青少年學生。
說張教授“隨便謅”，并非激憤之詞。是說他對自己述說的東西，沒有經過仔細調查，沒有經過認真研究，沒有尋出“理”，沒有理出前因和后果，甚至連事實也隨心所欲地違背。仗勢、仗名號，訓人、欺人。
試問，“從1981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對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算起，‘文革’已蓋棺論定”有什么根據(jù)?
教授先生，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有兩個，一個是1945年黨的六屆七中全會作出的，一個是1981年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作出的，而十一屆三中全會，是1978年召開的。仔細了，莫要貽笑大方。
我們不妨翻檢一點史實。
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前的“中央工作會議”上，鄧小平說：“關于文化大革命，也應該科學地歷史地來看。毛澤東同志發(fā)動這樣一次大革命，主要是從反修防修的要求出發(fā)的。至于在實際過程中發(fā)生的缺點、錯誤，適當?shù)臅r候作為經驗教訓總結一下，這對統(tǒng)一全黨的認識，是需要的。文化大革命已經成為我國社會主義歷史發(fā)展中的一個階段，總要總結，但是不必匆忙去做。要對這樣一個歷史階段做出科學的評價，需要做認真的研究工作，有些事要經過更長一點的時間才能充分理解和作出評價，那時再來說明這一段歷史，可能會比我們今天說得更好。”
后來(1981年)，鄧小平解釋說，“這個決議，……都在等。從國內來說，黨內黨外都在等，你不拿出一個東西來，重大的問題就沒有一個統(tǒng)一的看法。國際上也在等。人們看中國，懷疑我們安定團結的局面，其中也包括這個文件拿得出來拿不出來，早拿出來晚拿出來。所以，不能再晚了，晚了不利。”可見，《決議》的做出，是歷史、形勢的需要。當然，當時也認為，在一些問題上是“拿準”了的。但是，這個認識水平是會要發(fā)展提高的。比如，如果在90年代“蘇東劇變”以后再做這個決議，可能就不會是原來的樣子。
在起草《決議》的過程中，鄧小平一再強調“要確立毛澤東同志的歷史地位，堅持和發(fā)展毛澤東思想”。但是秀才們幾易其稿，總也不能使鄧小平滿意，毛澤東就是確立不起來。只是在采納了陳云的意見，“寫黨的六十年”，前面加了“建國以前的二十八年”以后，這個要求才算完成。這說明，在寫“建國以來”的時候，對毛澤東沒有“充分理解”，否定的過多了。或者說，《決議》對“建國以來”的某些評價不準確，沒有充分論證出應該總結出來的黨(毛澤東)的正確方面。
再比如，《決議》說“文化大革命”“既沒有經濟基礎，也沒有政治基礎”，就不是馬克思主義的觀點。
還有，《決議》的作者們毫無疑問是熟知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的，他們在分析毛澤東犯錯誤的原因時，就使用了和赫魯曉夫一樣的邏輯。
但是，不管怎么說，《決議》還是完成了它的歷史使命，統(tǒng)一了思想，凝聚了意志，整齊了步伐，開創(chuàng)了新的歷史時期。然而由于《決議》自身的缺陷，在隨后的進程中，就不能保證堅持《決議》所指出的方向，不能保證兌現(xiàn)《決議》對全國人民的許諾。
王震說：“毛主席比我們早看了五十年”，當是實有所指。
現(xiàn)在有些人講《決議》，就只講“否定文革”，這是對《決議》的歪曲、對《決議》的閹割!
文化大革命，是特定歷史條件下的歷史現(xiàn)象，當發(fā)生文化大革命的歷史條件已經消失的情況下，不管是否定或是肯定，原樣的文化大革命都不會“重演”了。然而，文化大革命所要解決的是走社會主義道路與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矛盾，是以工人階級為代表的人民大眾與走資派的矛盾，只要這些矛盾還存在，就不能排除“革命”和“斗爭”。至于形式，那是誰也預料不了的，但是可以肯定，與曾經發(fā)生過的文化大革命不會一樣了。但是，關于文化大革命的“議論”，卻是無法杜絕，更無法“消滅”的，也不可能“統(tǒng)一口徑”。
把“政治體制改革”與“文化大革命重演”連在一起，沒有充分的道理。我們今天的“體制”，就是在總結文化大革命的弊端的前提下，有針對性地建立健全起來的。政治“制度”與文化大革命的聯(lián)系倒是真切的：既然要搞社會主義，就必然要經過思想、文化、意識形態(tài)的社會主義革命這一關。過沒有過去，什么時候過，怎么個過法，不是我們所能想得明白的，總是要過就是了。
雖然人們知道世上萬物是辯證地發(fā)展的，馬克思所闡發(fā)的唯物辯證法反映了世界的客觀規(guī)律，知道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觀察分析事物才是靠得住的，可是在遇到實際問題的時候，往往用實用主義冒充唯物論，用形而上學、折衷主義代替辯證法。說“再不進行政治體制改革，文革可能會卷土重來”，就沒有遵循正確的思想方法。可能是為了推行某種主張，用這樣的話來“震懾”輿論。這樣當然能收到“推行”的成效，而主張如何，就另說了：如果“主張”是好的，原不必這么推行，即使“這么”推行了，也無大礙;如果“主張”不好，怎么“推”也沒有用。如果要求“政治體制改革”是為了減少監(jiān)督，取消“約束”，以便放開手腳，自行其是，那后果只好留待“將來再說”了。
從《年輕人千萬別緬懷“文革”》看，告誡“年輕人”的張教授，不明白“個別”與“全部”的區(qū)別，不懂得“宣傳”、文學與社會歷史的不同，不清楚文學作品中反映出來的“事實”與作者的思想取向等等的關系，不了解“文革”的真相，不理解“文革”的實質。用這樣的東西“告誡”“年輕人”，不好。要真正地理解文化大革命，只讀《關于建國以來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不成，還要看看“九大”的“政治報告”。
在《年輕人千萬別緬懷“文革”》中，也有積極的東西，例如“只有也只需要落實憲法第35條對言論和出版自由的規(guī)定。只要允許正反兩種意見的自由辯論，人民不難辯明真相，并對“文革”等所有重大歷史或現(xiàn)實事件做出理性判斷。”
只是不要只放開一面，否則，就一點“積極”意義也沒有了。
要真正地理解文化大革命，只讀《關于建國以來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不成，還要看看“九大”的“政治報告”。
這些話，是《年輕人千萬別緬懷“文革”》勾引出來的，但既然形成文字，就希望能夠有更多的人看到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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