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信訪寄江青

　　1972年，57歲的父親在江青的關懷下，終于由臨時工轉為鐵路正式職工，全家人都非常高興，父親流下了激動的淚水。

　　這淚水也飽含著父親的辛酸史。父親出生在貧農家庭，12歲死了母親，14歲死了父親，靠給地主家放牛、打雜工混口飯吃。15歲那年，因參加農民暴動差點被殺，還是本家的一個長者質問鄉丁：“他才多大，你們就要殺他?!”鄉丁也覺得背理，揮刀割斷綁在父親雙手腕上的繩子，結果繩子割斷了，一只手腕也被劃下了深深的口子，留下了終身的疤痕。父親不敢在家鄉繼續待下去，從此開始了流浪與打工的生涯。他先后到過幾個省，打過幾樣工，也開過小雜貨店。在貴州開采朱砂水銀礦時當過一棚的司務長，最高的職務是“查工”即今天的質檢員。1945年日本投降，父親回鄉心切，處理掉小雜貨店，帶著母親，揣著老鄉的介紹信來到武漢，原指望通過介紹找到一份差事，不料要找的人不知去向，父親頓時傻了眼，只得回到農村老家。父親外出找工作無著，反而被國民黨軍隊抓了壯丁，冒死逃回，只得東躲西藏，不敢露面。母親帶著哥哥抱著剛出生的我討飯度日。直到1950年，父親在母親的一再催促下很不情愿的參加了鐵路采石場做了一名臨時采石工，采石工在上世紀70年代之前特別是解放初，是勞動強度很大且易患塵肺病的工種。

　　父親只讀過3年半書，但他寫的字卻比我這個大專生還好，人比較聰明也比較驕傲，脾氣有點沖，愛給領導提個意見。由于解放前的復雜經歷，組織調查搞不清楚，檔案中就有了“歷史不清”的結論，加上父親那個脾氣個性，領導往往不太高興他，所以，屢次臨時工轉正都沒有他的份。1962年單位還違反政策將我們一家下放到農村，說是支援農村建設，雖然很快糾正了錯誤，把我們收了回來，但還是不給父親轉正。文革開始后轉正暫停，這時全場只剩下3個是58年前參加工作應轉未轉的臨時工，父親就是其中一個。

　　1972年春節，我從工作崗位回家探親，閑聊中父親告訴我，鐵路上在搞斗批改，已開始恢復轉正工作，采石場卻一點動靜也沒有，除了父親另兩個人都有點歷史問題，其中一個姓徐的曾當過國民黨連長。父親忿忿地說：“說我歷史不清，這不是我的責任，是你們調查不清，我又沒干什么壞事，就因為愛給領導提個意見，就給我穿小鞋，壓我這么多年不給我轉正，我要上訪!”父親說到這里，我忽然想起前不久江青在批判企業關卡壓時，就提到應妥善解決臨時工轉正問題。于是我靈機一動，對父親說：“您先不用上訪，咱們搞信訪，將您的情況寫信如實向江青同志反映，說不定能起作用”。父親將信將疑地點點頭：“那就試試吧”。

　　寫這封信，我還頗費了一番腦子，下了一番功夫。主要是兩點，第一是頭一次給這么大的領導干部寫信，真不知道該如何措辭。第二是考慮到這封信有可能回到本單位領導手中，所以反映情況要有點策略，一方面對前任責任領導的意見，要毫不留情地講出來，另一方面對現任領導以不了解情況為由予以開脫，避免產生抵觸情緒。寫了改，改了寫，兩天才定稿。信寄出去了，對能不能解決問題心中沒底，甚至認為信有可能到不了江青手中，不過，之所以要寫這封信還是基于對黨的根本信賴。在這種矛盾的心態中，在若有若無的期待中，不覺兩個月過去了，一天，我忽然接到父親的來信，他在信中高興地告訴我，他的轉正問題解決了。他敘述了事情的經過，事情的經過還頗具戲劇性。他說：那一天，場部召開全體職工大會，在會上，場人事干事突然拿出父親的“告狀信”宣讀，然后組織大家對父親進行批判，說父親是向江青同志告狀，夸大事實，上綱上線，對領導拉一個打一個，云云，好笑的還有那兩個沒轉正的人，也站出來批我父親，大會批了一個多小時后，場長突然宣讀鐵路局采石所給我父親等3人轉正的通知，立即引起會場一片嘩然。在回家的路上，我父親對姓徐的說：“別人批我，你也批我，不是我的告狀信，你能轉正?”姓徐的說：“真對不起，我也是不得已啊。”后來我們分析，之所以用這樣的方式對待父親，是因為上級已解決了父親的轉正問題，鐵路采石場，老人事干事要顧一顧面子，新場長也怕父親翹尾巴。

　　3年后父親退休，大妹接班，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大妹接班成了鐵路正式職工，妹夫也是鐵路正式職工，若干年后他們的兒子退伍也被鐵路安置成為正式職工，就是因為符合父母雙方均為鐵路正式職工的條件。

　　我國的政治制度決定了信訪上訪是人民群眾維護自己合法權益的必要形式，這一點，無論是改革前后都是相同的，不同的是對待人民群眾來信來訪的態度，前后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前國務院秘書廳信訪室主任馬永順曾說：文革前，即使是極左的年代里，我們的信訪工作都是認真按照毛主席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指示辦事，全心全意地為來信來訪的人民群眾服務。從父親的信訪結果可以看出，毛澤東時代的信訪干部的確如馬永順所言，即使是江青也不能例外，也要身體力行。但是，現在信訪上訪變成了熱點、難點，甚至是突發群體事件的燃點，有些地方有些干部用對付敵人的辦法來對待信訪上訪人員，更有甚者，把他們當做精神病人加以迫害，連起碼的人道底線都喪失了。身為北京大學法學院副教授、北大司法鑒定中心主任、衛生部專家委員、《精神衛生法》起草主要成員之一的孫東東后來為自己這段話道了歉。他說：“對那些老上訪專業戶，我負責任地說，不說100%吧，至少99%以上精神有問題——都是偏執型精神障礙。”同樣是共產黨領導，同樣是信訪上訪，前后判若兩人，怎不令人扼腕嘆息。

　　古人云：“滴水之恩，當涌泉相報。”父親的轉正應該感謝黨，感謝毛主席，江青踐行毛主席的教導，為我們工人家庭排憂解難盡了一份力，我們也沒有忘記。只不過，她當時位極人臣，無需相報，我們一介平民，也無以相報。如今，時過境遷，物是人非，江青早已作古，盡管她背負罪名，然而我的感激之情始終未曾泯滅，因為，我們人類都懷有一顆感恩的心。今天，我發此貼，想讓更多的人知道此事，籍以告慰父親的在天之靈，也安撫一下自己的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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